“文化自信”视角下甘肃导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活化中的作用研究

一、引言：文化自信语境下的非遗传承新使命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甘肃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3项，省级非遗项目数百项（数据来源于甘肃省文旅厅网站：甘肃省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截至2024年12月31日），形态多样，特色鲜明。这些非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地域文化身份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

在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背景下，导游作为连接非遗资源与广大游客的关键桥梁，其角色已从单纯的信息传递者转变为文化价值的深度阐释者、体验活动的组织者以及文化情感的引导者。如何充分发挥导游在非遗传承与活化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文化自信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甘肃代表性非遗资源及其文化价值解析

花儿：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西北之魂”，是回、汉、东乡、保安、撒拉等多民族共同创造、用汉语演唱的民歌形式。其高亢悠扬的曲调、真挚热烈的情感、即兴创作的智慧，深刻反映了西北人民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和精神追求，是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体现，承载着独特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

庆阳香包（刺绣）：陇东地区（以庆阳为代表）源远流长的民间刺绣工艺，尤以香包（俗称“绌绌”）最为著名。其造型古朴夸张，色彩浓烈鲜艳，纹样寓意吉祥（如五毒、生命树、牡丹等），蕴含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原始生殖崇拜观念和祈福纳祥的民间信仰，是黄河流域妇女智慧的结晶和情感表达的载体。

兰州刻葫芦：兰州特有的微雕工艺，在天然葫芦表皮上施以刀刻针划，形成细腻精美的书画图案。题材广泛，涵盖人物、山水、花鸟、诗词等，集雕刻、绘画、书法于一体。其技艺精巧，文化气息浓厚，体现了兰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包容性与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

其他重要资源：敦煌舞（敦煌石窟艺术）、环县道情皮影戏（光影艺术与地方戏曲的融合）、天祝格萨（斯）尔（藏、蒙等民族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长篇叙事）、河西宝卷（念唱的民间说唱文学）、多地社火活动（蕴含丰富民俗信仰的群体性仪式表演）等，共同构成了甘肃非遗的璀璨图谱，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

三、超越表面：导游在非遗深度阐释与价值挖掘中的作用

导游在非遗讲解中应超越对形式、外观、名称的简单介绍，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密码。

一、文化内涵

1.解读象征符号

如庆阳香包中的“五毒”图案并非宣扬毒虫，而是以毒攻毒、驱邪避疫的原始巫术思维体现；“牡丹”象征富贵吉祥；“生命树”蕴含生殖崇拜和生命繁衍的古老观念；“娃娃鱼”刺绣小香包，人面鱼身的娃娃佩带12生肖图，象征古老民族不同的崇拜图腾，既复合同一而又保持自性的特征，鱼是伏羲族和后来周族的图腾神；抓鸡娃绣制香包，娃娃头顶双鱼，足踩莲花，一手抓鸡，一手抓兔，坐 猪头，属多民族图腾崇拜的复合图，鸡兔是炎帝族的日月崇拜， 鱼是太昊、炎帝族共同崇拜的祖先图腾[1]。庆阳香包的图形设计、色彩搭配和多元文化，承载着古往今来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内心深处对生存的渴望、对美好愿望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导游需解析这些符号背后的文化隐喻。

2.剖析精神内核

例如花儿歌词“去罢凉州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挣上些钱了回家走，心上的尕妹啦看走”[2]，这首“花儿”描绘了河州地区在唐宋时期作为茶马贸易重镇的历史画面。当然也不乏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表达的作品，例如1949年初的一首花儿“佛爷好着谁见来，给钱来嘛给面来？共产党雪里送炭来，好日子全靠实干来。”，[3]歌词中表达了老百姓对共产党带来好日子的喜悦。“花儿”歌词中蕴含的西北人民面对艰苦环境的坚韧乐观、对爱情的自由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同时花儿作为多个民族共同创作、共同传承的艺术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例如社火表演，人们在社火表演中需要相互依托，配合协作，舞龙表演中，每个参与者都要把力量融在龙的身体里，充分展现了集体协作精神。

3.揭示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非遗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中产生和传承的，例如花儿是中国农耕文明所产生的民歌。千百年来，由于中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作为艺术形态的花儿，方能稳定传承，正是这种经济基础，造就了花儿生态环境的稳定。在农业社会，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作为花儿传承的主体，生存在稳定的区域，古往今来，生活方式一脉相承，祖宗的歌，后辈接唱，代代传承。尽管随时都有新的内容增益，但总是保持着格调一致，脉络相通。由于经济结构的稳定，社会生活比较封闭，因此花儿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花儿自出世以来，就处于自我定型、自我完善的流变过程中，由于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花儿的生存环境也相对稳定，其间的流变更多地具有“微调”性质。从理论和花儿流变的实际状况来看，明清两代已经定型的花儿至上世纪80年代则更加成熟，丰富多彩，普及面在扩大，传唱区域也没有萎缩。再例如陇东道情，陇东地区自古以来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堵塞，被绑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对自然的灾害无比畏惧，自然就产生了对神灵的依赖和崇拜，敬神、娱神成为生活需要，道情皮影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人们通过组织庙会，用道情皮影戏酬神、还愿，它是承载当地社会、民俗、精神和信仰的的综合载体。而河西地区的很多非遗，都是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而产生的，如敦煌壁画故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十六国之一的北凉时期，当时在敦煌开凿的石窟中，已绘有壁画故事；如敦煌艺术—音乐技艺沿承、敦煌彩塑制作技艺、敦煌石粉彩绘技艺、敦煌古乐器制作技艺研承等，都与敦煌这一人类文明交汇地、丝绸之路重镇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再如河西宝卷、凉州贤孝、河州贤孝等民间曲艺，追根溯源，其形成演变则与丝绸之路上佛教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4]

4.揭示社会价值

充分发挥社区纽带作用：从远古的生存渴望到今天的社交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的功能也在不断丰富。例如社火在逐渐的发展中已经成为联系远古民俗与现代社会的纽带，作为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的重要内容，是凝聚人心，维系乡土情感和社区认同的重要载体。再如花儿，它是由9个民族用同一种语言汉语共同传唱的艺术形式，是多个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形成的非遗结晶。如今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在保存传统娱乐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使命。

新时代的教育功能：花儿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古典文明——赋比兴的继承和拓展，庆阳香包里藏着阴阳五行的传统文化和色彩搭配审美情趣，《格萨尔王传》塑造了数百个鲜明角色，展现了藏族古代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5]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近年来，面对非遗传承的困境，多地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并将非遗纳入学校教学计划，让下一代爱上非遗，传承非遗，汲取非遗中的正能量和价值精神，是今后非遗工作的重要任务。

四、活态传承：导游在引导游客体验参与中的核心策略

导游是促成游客从“观看者”转变为“体验者”甚至“短暂传承者”的关键角色。如何妥善引导、调动游客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和热情，是导游、传承人以及当地文旅部门共同努力的目标。

一、设计情境化互动体验

甘肃导游要想吸引更多的游客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项文化活动当中，加深对非遗的了解和认识，推进自身角色的更好转变与升级，应当重视对情境化互动体验的设计，使得游客能够真正参与到其中，实现沉浸感与获得感的增强，帮助游客深化理解，丰富他们的旅游体验，也可以满足较多游客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活动当中，促进非遗的发展[6]。

花儿学唱互动：在临夏或康乐等花儿流传地，导游自己示范或者邀请当地花儿歌手示范，讲解基本曲令（如河州大令、二令），教授简单衬词（如“阿哥的肉”、“哟哟”），组织游客尝试对唱或齐唱片段，感受其即兴与情感张力，能够在队伍当中营造较为欢快的氛围，有助于调动游客的积极性，吸引他们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各项活动当中。

手工艺观摩与简易体验：在庆阳，组织游客参观香包传承人工作室，讲解纹样寓意和制作工序，可提供简易材料（如半成品香包、针线）让游客尝试缝制或绘制简单纹样。在兰州，安排参观刻葫芦工作室，展示微雕工具与技艺，可让游客在葫芦坯或替代材料上尝试简单刻画。动手实践能够使游客感受到乐趣，并加深对材质、技法等的认识，并向游客讲述其背后蕴含的丰富情感，使得游客可以在实践参与的过程中深入到制作本身当中，保持专注与耐心，感受过程，不过度关注结果。

节庆仪式参与感营造：在社火活动期间，讲解不同角色（如春官、膏药匠、舞龙狮者）的象征意义，引导游客模仿简单动作或口号，融入节庆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导游在为游客设计情境化体验时，应当尽量降低难度，可以组织游客进行记忆的观摩，并在观察的同时为游客进行讲解，使得他们能够明确工具的用途以及较多材料的特性，也能够认清香包上图案的象征意义，提高欣赏的深度。同时，导游还应当重视对游客的鼓励，使得他们不过分纠结手工作品的完美，并在游客完成之后尽快给予积极的反馈。

二、运用多元化讲解与叙事技巧

甘肃导游要想在“文化自信”的视角下，推进自身“讲解者”角色的转变和升级，带领更多的游客参与到各类文化互动体验当中，更好地诠释非遗价值，使得游客可以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更好地传承非遗文化，导游应当重视激发游客的兴趣，使得游客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互动体验当中。对此，甘肃导游应当加强对多元化讲解与叙事技巧的应用，可以重视情境化的导入，讲好非遗故事，避免直接相关游客罗列史实，使得故事内容更为丰富，尽快吸引游客的注意，引导他们沉浸在故事情境当中。

故事化叙事：很多导游在向游客介绍非遗文化时，通常知识简单地进行史实的罗列，虽然能够满足部分游客的需求，但是讲述的内容较为枯燥，很难使游客进入到相应的场景当中，无法切实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与独特之处，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对此，甘肃导游可以开展故事化叙事，将非遗项目的历史、传说、代表性传承人的故事融入讲解，使其更具感染力和记忆点（如讲述一个香包如何承载母亲对游子的牵挂），能够很好地激发游客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导游在向有着讲述代表性传承人的故事时，应当尽可能地论述他们的坚守以及为保护、传承非遗文化作出的努力，使得游客能够感受到传承人的人格魅力，使得更多的游客能够参与到其中。

情境再现与角色代入：为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甘肃导游在讲解和叙事时，还可以推进情境的再现，组织语言，将游客带入到情境当中，使得他们能够沉浸在其中，并引导游客想象自己是丝路商旅、花儿歌手、绣娘或刻葫芦艺人，设身处地理解其创作背景与心境，使得更多的游客能够形成对非遗项目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的认识，吸引游客更多地参与到互动体验活动当中，在加深认识的基础上，也能够参与到保护、传承非遗的活动当中。

提问启发式教学：在传统的模式下，导游在向游客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只是单纯地进行讲解，与游客之间的互动比较少，未能关注游客的想法和需求，使得很多游客并不能够准确掌握导游讲述的内容，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对此，甘肃导游要想在“文化自信”的视角下充分地发挥自身在非物质文化一场传承与活化中的作用，应当密切自身与游客的互动及交流，可以进行提问启发式教学，使得更多的游客能够参与到互动活动当中。通过巧妙提问（如“大家猜猜这个香包上的图案代表什么？”“为什么花儿要在山野间放声高歌？”），激发游客主动思考和探索文化内涵的兴趣。同时，甘肃导游还可以主动引导对非遗的核心文化价值进行分析，带领他们分析相应价值在当今社会的体现，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效融合，帮助更多游客加深认识[7]。

利用多媒体辅助：甘肃导游如果只是简单地应用语言向游客讲述，难以保证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活化中重要作用的充分发挥，对导游的专业化素养有着较高的要求，对现场的条件要求也比较高，可能会影响游客的体验，无法感受到非遗的独特魅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引导游客更好地体验参与，导游还应当与时俱进，加强对多媒体的应用，向游客播放高质量的花儿演唱视频、皮影戏片段、香包制作过程纪录片、刻葫芦艺术展示等，增强直观感受，弥补现场条件限制。

三、强化情感连接与意义升华

引导文化反思：在深度讲解和体验后，引导游客思考这些古老技艺、艺术形式在快节奏现代社会的价值，思考自身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使得他们可以在后续生活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活动当中，共同努力，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8]。对此，导游可以向游客介绍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面临的困境，提高游客的重视程度，并向游客介绍能够获取非遗信息的平台，也可以向他们推荐文创产品，推进非遗文化的更好传承。

激发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强调甘肃非遗的独特性及其在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其蕴含的智慧、审美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引导游客认识到，欣赏、尊重、体验非遗，本身就是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豪。

五、案例研究：不同导游讲解方式的效果对比

案例一：临夏花儿会 （A团 vs B团）

A团 （传统讲解）：导游仅介绍花儿名称、流行区域，播放一段视频或者音频。游客反应：知晓名称，但感受不深，停留时间短，无后续互动。游客无法感受到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内涵，难以激发自身的探索欲[9]。

B团 （深度阐释+体验）：导游讲解花儿的历史渊源（如与河湟“少年”的关系）、多民族共创背景、即兴创作特点、代表性曲令情感差异，边讲解边演唱示范。邀请民间歌手现场演唱并讲解歌词意境。组织游客分组学习简单衬词和对唱短句。效果：游客参与热情高，对花儿承载的情感与文化交融有了深刻理解，纷纷表示“震撼”、“原来这么有讲究”，文化认同感显著提升。

案例二：庆阳香包作坊 （C团 vs D团）

C团 （走马观花）：导游仅介绍“这是庆阳香包，是庆阳特产”。游客自行观看，很快离开，难以通过简单的观看了解庆阳香包的发展历史，无法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

D团 （深度阐释+简易体验）：导游详细解读香包核心纹样（如“五毒”的驱邪内涵、“生命树”的生殖崇拜象征、“牡丹”的富贵寓意）、制作工艺（刺绣针法、填充香料）。安排传承人演示关键步骤。提供简易香包半成品和针线，让游客尝试缝制或绘制简单纹样。效果：游客对香包的文化内涵产生浓厚兴趣，认真聆听和体验，主动询问纹样含义，购买意愿强烈且更倾向于购买有文化故事的产品，对传统妇女智慧表示敬佩，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增强了传承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非遗传承注入了动力。

案例三：兰州刻葫芦艺术馆 （E团 vs F团）

E团 （简单介绍）： 导游说“这是兰州特色刻葫芦，刻画很精细”，游客匆匆浏览，无法感受高超的技艺，传承人也得不到正向反馈，难以与游客进行密切交流和沟通，游客也无法把握非遗文化的价值意蕴[10]。

F团 （深度阐释+匠人精神叙事）： 导游讲解刻葫芦的起源（与兰州水烟文化关联）、技艺特点（刀法、针法）、题材文化内涵（如敦煌元素、诗词意境）。重点讲述代表性传承人几十年如一日钻研技艺的故事，强调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安排微雕师现场展示，提供放大镜让游客细看刀工，并尝试在练习葫芦上刻画简单线条。效果：游客被精湛技艺和匠人精神打动，停留时间长，提问深入，可以密切与游客的互动，他们对兰州城市文化特色有了更深认同，部分游客购买刻葫芦作为有文化意义的纪念品。

对比结论： 深度阐释结合互动体验的导游方式（B、D、F团），显著优于传统的、浅尝辄止的讲解方式（A、C、E团）。前者能有效提升游客对非遗的认知深度、情感投入度（兴趣、喜爱、敬佩）、参与积极性、购买转化率以及对甘肃地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六、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的具体策略与效果评估

一、具体策略

1.“寻根”式讲解：将非遗项目与中华文明的宏观脉络（如黄河文明、丝绸之路）及地方历史紧密联系，强调其作为“文化基因”的价值。将庆阳香包中的蛙、蛇（代表多子、祛毒）、五毒等纹样，联系到黄河流域古老的生殖崇拜和生命意识；将农具制作、面食技艺，置于黄河滋养下的旱作农业背景中，讲述先民如何适应环境、创造生存智慧，这些技艺是黄河农耕文明的“活化石”；

2.“智慧”与“精神”提炼：如果不能够把握非遗的智慧和精神，很难使游客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往往无法吸引他们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当中。因此，为有效地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游客需着重阐释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如巧妙利用自然材料、精湛工艺）、审美追求（如色彩的象征、造型的意境）、精神品格（如坚韧、乐观、和谐、匠心）。讲解道情皮影的唱腔、陇剧的某些古老板式，可能保留着远古祭祀音乐的遗韵。讲解其不仅是娱乐，更是古老宇宙观、人神沟通方式的戏剧化呈现，是黄河文明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解藏族唐卡艺术中吸收的中原青绿山水和工笔技法；裕固族作为回鹘后裔，其服饰、民歌中保留的古代回鹘文化元素及其与蒙古、藏族文化的交融；回族花儿在河州（临夏）这个丝路重镇和多元文化交汇点的形成，其唱腔、歌词如何融合了汉族小调、伊斯兰文化韵味以及高原牧区的情歌特点。东乡族擀毡技艺体现了对高寒环境的适应，也带有游牧文化的印记。重点突出“和而不同”的共生智慧，这正是丝路精神的核心。

3.“主人翁”意识引导：单纯依靠专业人员无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社会民众的参与至关重要，因此，为了有效地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导游还应当重视对游客主人翁意识的引导，在体验环节和总结时，强调游客的参与和关注本身就是对文化传承的支持，鼓励游客成为非遗的欣赏者、尊重者和传播者。具体来看，游客能够在兴趣的引导下，积极主动地进行非遗的研究和探索，可以利用网络展开资料的搜寻，尽快加深对非遗文化的认识，感受非遗文化的美妙之处、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并在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文字、视频等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与更多民众展开交流和互动，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带动更多民众主动了解非遗文化，强化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效果，促进其在当代社会的更好发展。

4.“比较视野”下的价值凸显：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适当将甘肃非遗的独特性、丰富性、艺术性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凸显其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激发民族自豪感。例如，导游可以将皮影戏与土耳其卡拉格兹影子舞进行对比分析，使游客能够感受二者的异同点，既能够加深对跨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使游客认识到非遗的独特性，有效提高文化认同感[11]。

5.与当代生活建立链接：思想认知局限性的存在导致较多游客提不起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很难在导游的引导下参与到各种实践活动当中去，难以形成对非遗文化的正确认识，无法深切感受其重要内涵与丰富价值，限制着游客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的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导游可以站在游客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加快建立非物质文化异常与当代生活的联系，探讨非遗元素在现代设计、文创产品、艺术创作中的应用，展示其生命力，增强文化自信的现实感。

二、效果评估维度

认知层面：游客对非遗知识（历史、内涵、价值）掌握程度的提升以及符号解读正确性增强（可通过问卷前测后测，也可以进行现场问答）。

情感层面：游客对非遗项目兴趣度、喜爱度、尊重感的提升；对甘肃地域文化、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激发（可通过访谈、观察表情与参与度、满意度调查）。

行为层面：游客在非遗体验活动中的参与深度与积极性；购买非遗相关产品或文创产品的意愿与实际行动；在社交媒体分享非遗体验的意愿与行为；未来关注或参与非遗保护活动的意愿[12]。

长期影响：（较难即时评估）游客对文化多样性态度的影响；对传统文化价值认知的潜在改变；在3个月内非遗产品的回购率。

七、结论与建议：赋能导游，激活非遗传承新动能

在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下，甘肃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宝贵的文化资本和精神财富。导游作为文旅一线的关键角色，在非遗的传承与活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转译者”、“体验设计师”和“情感连接者”作用。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对比表明：

导游通过深度阐释非遗的文化内涵、历史背景与社会价值，能够有效提升游客的文化认知层次，破除对非遗的“猎奇”或“肤浅”印象。

精心设计的互动体验活动（如花儿学唱、敦煌舞教学、香包/刻葫芦简易体验）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有效途径，能显著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沉浸感与文化获得感。

将深度讲解与互动体验相结合，并辅以情感引导和价值升华，是导游增强游客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最有效的策略，其效果远优于传统的、信息单向传递的讲解模式。

建议：

（一）强化导游非遗专业培训：文旅部门、行业协会、高校应联合开发系统化的甘肃非遗知识库与培训课程，涵盖历史、技艺、美学、民俗、价值等，提升导游的文化底蕴和阐释能力。培训应包含实践观摩和模拟演练环节。试想一下，如果导游自己会唱花儿、跳敦煌舞，再加上专业的讲解，那不论是什么样的团队，都是一段非常愉快难忘的非遗之旅。

（二）开发标准化与个性化结合的“非遗解说-体验”工具箱：为导游提供包含深度讲解词范本（含核心知识点、故事素材）、互动体验活动操作指南（如简易花儿学唱步骤、香包纹样绘制模板）、辅助材料包（如简易体验材料）等在内的实用工具箱，既保证专业性，又便于导游根据团队特点灵活运用。

（三）建立“导游-传承人-社区”协作机制：鼓励导游与非遗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社区建立稳定联系，为游客争取更真实、深入的观摩与有限度参与的机会。支持导游将游客反馈带给传承人，促进非遗在保护基础上的创新。

（三）将“非遗解说与活化能力”纳入导游评价体系：在导游评级、评优考核中，增加对非遗文化深度阐释能力、组织互动体验能力、引导文化情感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权重，形成正向激励。

（四）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开发甘肃非遗导览APP或小程序，为导游提供更丰富的多媒体素材（高清图片、音频、视频、3D展示）和背景知识库，辅助其进行更生动、深入的现场讲解。

导游能力的提升与角色的深化，是激活甘肃非遗“活态传承”链条、让沉淀千年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游客心中生根发芽、进而坚定全社会文化自信的关键一环。当每一位甘肃导游都成为饱含文化深情、善讲甘肃故事的“非遗代言人”时，甘肃的文化魅力将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璀璨绽放。

参考文献：

[1]余振东 《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产品图典》（目录）[M]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4.1

[2]郗慧民.西北花儿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3]李璘.花儿研究文集[D].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16年07

[4]程 金 城，周 奉 真.[J]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性、族群性和地域性———以甘肃非遗为例.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３６卷第５期.２０２０年９月

[5]郗慧民.西北花儿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6]国 务 院 关 于 加 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通 知 [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１２－２２）[２０２０－０８－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５１１７．ｈｔｍ．

[7]刘沧.数智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活化利用研究——以漳州布袋木偶戏为例[J].市场周刊，2025，38（19）：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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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艳，苗长虹.新时代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J].中州学刊，2024（11）：142-147.

[10]郑焕钊，钟淑娴.保护、传承、传播与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概念的厘清[J].艺术管理（中英文），2024（03）：90-97+115.

[11]陈建兵.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中的传承与活化策略[J].中国民族博览，2024（17）：256-258.

[12]陈一收，林心怡.场域视角下乡村精英助力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进路——基于泉州L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化的实践观察[J].莆田学院学报，2023，30（03）：46-5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