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长征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异同分析

摘要：长征时期， 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但由于双方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存在 “核” 与 “旨” 的分野、军队政治工作的推进上存在 “力” 与 “度” 的悬殊、社会动员的实践上存在 “果” 与 “效” 的差距，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与总结了长征时期国共两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与差异。

关键词：长征时期；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在革命斗争中淬炼而成的核心政治优势。正是依靠这一有力武器，红军在长征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凝聚力，为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这与我党我军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密不可分。反观同时期的国民党政权，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主要是为了维系其在大陆的统治而展开。比较和研究国共两党在同一时空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揭示二者在方式、策略上的差异及相似之处，进而为新时代我党更好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一）“同向之点”：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共性

1. “教”与“视”的共识：国共两党均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长征期间，国共两党为巩固和扩大各自群众基础，都极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增强群众的觉悟意识，凝聚人心、壮大力量。“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1]在1934年2月召开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明确强调了政治工作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离开了扎实有效的政治工作，战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这次会议将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显著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和热情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这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在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也十分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并反复强调，精神力量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2. “宣”与“推”的共举：国共两党均重点推进宣传工作开展

不论政党性质如何，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理论建设，并非最终目的，而是党为了维持其自身存在与发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基本手段，旨在宣传党的主张并服务于实现特定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国共两党虽代表不同阶级利益，但在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上存在共性，都致力于传播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和巩固对自身统治忠诚的群众基础。1934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主要通过发布指示、出版报刊和组织会议宣讲来传播党的理论和主张。孙中山曾明确提出，宣传是一种“言语文字的斗争”，其重要性不亚于武装对抗，两者都是为贯彻本党政治理念而进行的战斗。并强调：“党的改进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揽许多好人来为党做事。”[2]

3. “灌”与“导”的共用：国共两党均采用思想灌输引导方式

国共两党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上都展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系统性，并且都普遍采用思想引导与理论灌输的方式来推进目标的实现。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积极开辟多种渠道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通过广泛宣传教育，既促进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唤醒了底层民众，推动其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中。国民党也主要是通过系统性的思想灌输，来对民众实施意识形态教育。具体而言，“它主要是通过灌输、培训、强制性学习等手段来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使人们对外界刺激产生一种习惯性反应，进而指导人们的行动。” [3]

（二）“异质之面”：国共两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差异

1. “核” 与 “旨” 的分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不同

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领导，以被右派篡改了的“三民主义”和传统伦理为理论根据与宣传教育内容的阶级大党，在国民党最高当局中公然提倡用所谓“忠孝节义”之类封建教条式的儒家复古学说，来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维持它的独裁统治，并把这种反动立场，包装、涂饰为似是而非的“文化正统”。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内容。除了学习经典著作之外，党的内部教育还有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对八种不良倾向的批评，反对机会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等错误倾向的批判，以及对马列主义、社会经济学等的知识讲解。正是由于这些内容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的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

2. “力” 与 “度” 的悬殊：军队政治工作的推进力度不同

长征，既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远征，也是一次伟大的政治行动。为了确保党的正确主张能够实现并顺利完成军事任务，党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战斗必须服务于政治目标，思想政治工作在长征过程中始终贯穿始终、成为基础性工作。长征期间，周恩来同志强调，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军事行动来展开，要致力于前线作战的胜利。邓小平同志指出，长征的实质是“跟着走”，即按照党方面的正确路线前进。在整个工作中发挥政工骨干的作用，与干部战士一道发扬革命的精神，坚持战斗到底。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的内容是给军人吹牛皮喊口号，讲“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朱毛是匪首”等等，企图动摇红军军心和瓦解广大根据地群众，但由于这些都是空中楼阁的东西，并不触及广大士兵与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起不到什么作用。

3. “果” 与 “效” 的差距：社会动员产生的实际效果不同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连续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等六篇演说，系统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政治意图。强调要以孔孟的“四维”和“八德”作为道德准则，从而规范民众的行为、统一民众的思想。然而，这场运动在推行过程中成效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开始，就在苏区积极开展移风易俗运动，革除旧的社会风气，对于妇女解放、禁烟禁赌、清剿土匪、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等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效果。这场运动使工农大众思想面貌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提升，对中国传统的各种地方观念、宗族观念、大男子主义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0年版，第834-835页。

[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三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 235 页。

[3]关海庭：《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