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所见明代袁可立军事方略研究

摘要：袁可立是明朝抗击后金的重要将领，他刚正不阿，才华横溢，并能学以致用，在其成长和为官过程中都有所体现。他主政期间，在地方和中央推行一系列军事政策，帮助明朝的防务快速发展和巩固。在碑刻中有重要体现，结合碑刻等资料，可以对袁可立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方略进行研究。

关键词：袁可立；军事方略；碑刻

一、碑刻所见袁可立致仕经历

在袁可立的生前身后，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全国最著名的书画大家为其题碑作赞。董其昌以八十一岁高龄撰写《节寰袁公行状》四册，王铎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和《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黄道周撰《节寰袁公传》，陈继儒撰《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倪元璐撰《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亲赴睢州督工袁尚书大石坊工程，首辅孔贞运撰《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梁云构为撰《袁节寰晋大司马奉命乘传锦还序》等，这其中的书画家名字历经数百年不少仍是中国书画界的泰斗巨擘级人物，即使到今天也光彩不退历久弥新，足可想见袁可立的人格魅力及其在明末政坛的深远影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二十五日，袁可立在河南归德府睢州（今商丘市睢阳区）出生。此时他的父亲袁淮已四十二岁有余，虽家境贫寒，依然全力支持袁可立参加科举，尽忠报国。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高中进士。万历十九年（1591年），年仅29岁的袁可立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不畏强权，秉公执法。例如“湖州案”就是其判案的典型代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可立被免去官职，罢免为民，自此二十六年不再为官。期间，众多大臣为袁可立伸冤，朝廷也曾三次到家中召袁可立重新就任御史之职，但袁可立不为所动，终万历一朝，没有再次出仕为官。

天启二年（1622年），后金军队攻占辽东半岛，战事异常紧迫，花甲之年的袁可立临危受命，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天启三年（1623年），升任兵部右侍郎。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大约三年时间，这期间，他招抚流民，训练兵士，节制毛文龙，任用沈有容等将领，多次抵挡住了后金军队的进犯。此外，袁可立在战术上全线进军，对南四卫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策反复州总兵刘爱塔，并于天启三年（1623年）攻下金州，收复旅顺，连克金、复、盖三卫及红嘴、望海、永宁等多堡要地，收复了辽南大片土地，消除了后金在军事方面对山东半岛的巨大威胁。天启四年，袁可立上疏告归。

“悲夫！公郎中而霁外，宏摹而密理。……功成身退，日与父老欢饮，则疏太傅之知足不辱也！”

天启五年（1625年），因战事紧迫，廷推袁可立为兵部添设右侍郎，天启七年（1627年），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此后朝廷多次有再起之议，都被袁可立回绝。崇祯五年（1632年），登莱兵变事发，登莱边防的建设被彻底摧毁，崇祯六年（1633年），袁可立卒于家中，享年71岁。

二、碑刻所见袁可立的关防方略

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即位，袁可立出任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年），接着升尚宝司少卿，同年七月十六日，升太仆寺少卿，官职连连升迁，袁可立此时的地位举足轻重。此时，正是辽沈、广宁失守之时，边疆战事不断，正需要一个能臣出现，主持战局。在此关头，袁可立立刻回京，向天启皇帝上疏，拟定了七条建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收揽残余兵力，主要收录于《书画录》中：

“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收转败为功之效。”

袁可立建议天启皇帝收揽四散的士兵，有利于节省招募、调兵的开销，虽然战争中失败了，但是余留在各处的残兵还有数万，应该重新招揽，如果不重新招揽，必然会被敌人利用。对于当时朝堂上关于向西调兵的讨论，袁可立认为，调兵花费较大，时间较长，应该重新招揽士兵，裁汰一些老弱，整顿士气，转败为胜。建议二是：

“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

袁可立建议严明法纪，明确赏罚，直言了熊廷弼违反军纪的消极影响，应严明法纪，才可获得忠实的建议。

结合袁可立的生平来看，会发现袁可立提出的上述建议都和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例如他提出“笼盐铁之利”、“多储资粮，以防未然”，袁可立之所以能够提出此条建议，是因为袁可立在担任苏州府推官时曾成功处理了“董范之变”的重要案件，深入了解了地主阶级在盐铁生意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并结合国家的赋税财政情况，才提出此条建议。可见，袁可立的每一条建议都切实可用，落到实处，每个想法都经过反复推敲，有理有据。

袁可立为天启皇帝列出的七条建议涵盖募兵、治军、统军、战略、战术、后勤和人事任命多领域，覆盖面非常之广，且每一条都落到实处，足见袁可立阅历之广，功夫之深。不仅敢于直言不讳的指出朝廷目前的不良现状，还能切实的提出相应的改良方向和思路。袁可立提出的这七条方略，天启皇帝一一履行，这为后来袁可立受命巡抚登莱，主持登莱防务奠定了基础。

三、袁可立整顿登莱防务

明朝末年，后金计划首先占领辽东半岛，从而攻占中原地区。随着战事的发展，后金成功攻占辽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在此情形下，登莱作为与辽东隔海对峙的关键战略要地，可谓岌岌可危。

“臣忆天启二年举世惊慌，……便有不次之擢”

此种背景下，袁可立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上任登莱巡抚。

袁可立主持登莱后，主要在三方面整顿和加强了登莱防务。第一方面，袁可立在上任登莱巡抚之后，立刻加强了水师的建设，统筹军务，建造战舰。袁可立一反明朝一些官员“重山海轻沿海”的策略，非常注重在沿海——登莱的第一道防线上布防，且在训练士兵时灵活多变，学习戚继光训练海军的方法，兼顾海陆两种训练，在两年内，训练出了一只规模达五万余人的兼顾海陆两种作战能力的优良军队，还配备有约四千艘战船，并在沿岸设置了炮台。经过此上一系列的措施，登莱防务在海上极其沿岸形成了一道稳固的防线。

第二方面，袁可立对于辽东的难民们采取了安置和招抚的政策，有效安抚了辽东及登莱人民的情绪。袁可立推出一系列政策，给难民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收容难民，并合理利用难民。袁可立在安抚难民的基础上，还招揽难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力量，增强军事实力，参加到防务建设中去。此举既安置了辽东流民，又为防务建设增加了力量。

第三方面，袁可立对待毛文龙采取灵活的制衡策略。袁可立在主掌登莱防务后，注意到了毛文龙所在的皮岛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执政初期积极配合毛文龙。袁可立之所以辞官回乡，可能主要是因为袁可立认为毛文龙对于登莱防务以及辽东战事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袁可立就以辞官来避免他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继续激化，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朝堂中的矛盾继续激化。但结果并没有如袁可立所预想的那样，脱离袁可立牵制的毛文龙更加肆意妄为，最终被袁崇焕所杀。袁可立在对毛文龙的牵制上真正做到了以大局为重，在知晓了毛文龙嚣张跋扈，恃宠而骄的性格后，袁可立能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选择，将国家安危放在首位，较为有效地牵制住了毛文龙。

袁可立大力发展水师，积极招抚流民，对毛文龙形成了有效的牵制作用，让登莱防务从无序到有序，成功稳固了下来，为后续成功收复辽东半岛奠定了基础。

《节寰袁公墓志铭》

《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

（清）陆时化撰：《吴越所见书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0—421页

（明）王在晋撰：《三朝辽事实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第376页

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一三，第 40 页。

③（明）王在晋撰：《三朝辽事实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第376页。

李民宬：《癸亥朝天录》，《燕行录全编》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册，第295 页。

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