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的集体意识询唤机制探赜

摘要：新主流电影发端于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之上，其本质是将当下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植入影视艺术中，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发挥规训功能，在大众文化中透视后现代社会深处的国家意志底色，建构出一种询唤机制。本文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以意识形态批评的视角对其解读，并提供实现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新主流电影；国家意识；我和我的家乡；文化自信

“新主流电影”缘起于主旋律电影和主流商业电影，它秉承着主旋律电影的政治规训功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影视艺术中的众多形式之一，以宣教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为核心目的。它相较于主旋律电影的显性说教来说，更像是“意识形态腹语术”，政治说教性隐晦，表面上隐藏了教化意味，消解了观众对于意识形态的抗拒，它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主流电影的唯商业至上的原则。正是基于此原因，新主流电影完成了与电影市场的接轨，达成商业性与教化性的统一，同时占据了意识形态和商业市场的主流位置。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品质上乘的作品，例如《长津湖》、《我不是药神》、《中国机长》《万里归途》、《我和我的祖国》、《八佰》等，均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并屡次收获了票房佳绩。

一、新主流电影的历史沿革

（一）主旋律电影的软硬之争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正面临着票房持续缩小且制作成本不断提升所导致的电影减产危机，同时在引进的外国影片中也暗含着西方意识形态侵袭。“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针的提出是伴随国家政治文化语境再次渗入电影中成为一种主导力量而逐步得到确立的。主旋律电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衍生出了诸多不同题材的分支。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如《烈火金刚》（1991）、《开天辟地》（1991）、《井冈山》（1993）、《血战昆仑关》（1994）、《长征》（1996）、《红色恋人》（1998）等。这类题材以复刻历史重大事件或战争为主，将历史的发展为线索，牵动个人命运沉浮。主旋律电影对现实题材亦有所呈现，若将革命历史题材看作是其宏观层面，后者则是主旋律电影的微观层面。这一题材将眼光聚焦到为祖国事业奉献血与泪的优秀党员干部或进步人士，让观者在现实生活中认同英雄楷模，引发报效国家的强烈责任感。

传统主旋律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脸谱化、平面化的弊端，如《英雄儿女》中王成、王芳等人的“高大全”形象，人物之间难以看出个性化表达。传统主旋律电影对于精神内核的传播方式，本质上延续了上世纪30年代“新兴电影运动”的“软硬电影之争”。1933年，黄嘉谟发表的文章《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将左翼影评提倡的具有左倾意识的电影称为“硬性影片”认为这些影片使软片上充满着干燥而生硬的说教的使命。爱国主义精神几乎以一种“硬性说教”的方式为观者营造出不可反抗的文化氛围，这固然与当代电影市场的趋势格格不入，却为新主流电影构建其意识形态询唤机制提供了路径。新世纪以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及文化自信的提升，主旋律电影的内涵不断丰富，在题材的发掘和艺术形式的取舍上取得了新进展。

（二）新主流电影的时代气息

在传统主流电影中，叙事多为线性结构，即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条线故事线索，将事件或人物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来，这些线性叙事模式不仅是对观众认知的一种简单呈现，也是一种固定模式，将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按照既定顺序叙述出来。这种叙事模式消解了故事中的未知性、偶然性、复杂性，观者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整个故事情节。新主流电影在传统主流电影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叙事元素，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叙事视角。采用非线性叙事从而增强影片的戏剧性、观赏性，赋予影片多元化的影像表达手段和后现代色彩。

传统主流电影在美学风格上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要特点，注重社会和人生的写实与逼真的影像风格，主张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新主流电影在美学风格上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要特点，注重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主观加工和再创造，突出电影的娱乐性，追求电影艺术与娱乐的调和效果。同时，新主流电影中还存在一些对传统美学风格的继承，通过对历史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场景、道具等的夸张和变形处理来凸显时代气息。其诞生起就在传统类型电影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在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积极发挥了自身的文化导向作用。同时，新主流电影还借助媒介技术的革新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扩展了自身传播渠道与观众范围。在这一过程中，新主流电影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风格，并在构建和传播集体意识方面取得了成效。

二、新主流电影的机制内核

（一）商业与艺术的双向兼容

新主流电影虽脱胎主流商业电影，相较后者更注重把握当代电影市场的商业动向、更深耕于叙事时以软性教化凸显电影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电影有“三分法”之分，即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而新主流电影的诞生，则融合了三种电影的特性，呈现出主流电影的商业化、商业电影艺术化、艺术电影主流化的特点。新主流电影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一味说教，向主流电影的商业价值靠拢的同时在艺术上也有不同以往的追求。

新主流电影的作为主旋律电影在当代市场的新变体、新面貌、新形式，应该承担起构建起询唤集体意识的新机制，面向更广阔的受众，引发更广泛的民族认同感。新主流电影在叙事形式上契合互联网时代观众“短平快”的需求，以“锦集式”叙事单元的结构策略，清晰明快地将不同故事中的个群关系聚成合力，并通过“小事件反映大主题”，配以电影音乐补足视觉空缺，推动观众情感代入，形成以青春精神和青春文化为内核的电影叙事新样式，进而满足了银幕前青年一代的认同需求，进而引发共情。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牢牢绑定，以小人物的视角透视历史的滚滚车轮，激发出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切认同。

（二）软教化：意识形态腹语术

所谓的“意识形态腹语术”，是指意识形态似乎并不直接言说或强制，但它事实上是在不断地讲诉和言说，只不过是成功地隐藏起其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某种不被言说的言说。主旋律电影中的意识形态言说是一种暴露在外的文化氛围，它直接了当地展示出社会权力集团的目的和需求，让观者在观看电影之前预设了两种阶层之间的差异，难以收获观众的认同。集体意识的唤询必须建立在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机制之上，这就是让观众沉浸在“软教化”中，即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每句表述都真实可信，但却可能收获谎言的效果，权力集团遮蔽了真正诉求，观者实际上在被动接收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或是他者愿意呈现的被筛选过的信息。新主流电影继承发展了主旋律电影中的政治色彩，施以主流商业电影的艺术手段，调和了商业和艺术、叙事与奇观、“软教化”与“硬教化”等多组冲突。

中式英雄与西方英雄形象大有不同的根源在于文化语境的差异，西方社会注重个人才能，强调传奇性的人物，自然衍生出诸多神性化的超级英雄形象。此前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便受此影响不免落得窠臼。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视阈出发，中国社会认可的是集体式英雄，它是一种将英雄主义和集体意识相结合的文化机制，与古代传统儒家美学所提倡的“大同社会”以及宗族观念息息相关，新主流电影中的人物塑造较西方更有血有肉。

总结

新主流电影通过建构集体意识以实现对观者的教化，使其在达到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与认同在社会主义语境之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所呈现出来的集体意识询唤机制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文化机制。新主流电影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和文化症候调整创作思路和策略。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主流电影建构起来的集体意识询唤机制应当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和研判，实现电影艺术与现实、集体意识与社会传播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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