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艺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改造工程与“双百”方针所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具有深远学术史意义的“美学大讨论”。这场学术争鸣肇始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分裂引发的理论分野：一方面，以朱光潜、宗白华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延续民国学术传统，致力于西方美学理论的本土转化；另一方面，承继鲁迅思想遗产的蔡仪等学者则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构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随着 1956 年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重要指导思想，美学研究必然面临理论范式的转型。但学术群体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差异化阐释，导致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产生多元发展路径，尤其围绕美学和真理观的争执更是激烈无比。

一、冲突与争论：“美的主客观”本体论探讨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原则的要求，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美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因方法论的掣肘，各大学者纷纷纠结于“主观 - 客观”“唯心 - 唯物”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难以逃脱预设的哲学框架。

尤其是蔡仪和吕萤在“美的主客观性”这一论题上争论不休，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他依照列宁提出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1] 进行逻辑思辨、演绎，顺其自然的得出“美是客观的”这一观点，试图证明美感来源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且不受人类意志的影响。吕萤主张“美是观念”的看法，强调美是人的主观意识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他认为美并不是外部世界的简单映射，而是观念性的体现，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社会因素在美学判断中的重要性。尽管吕萤认识到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但他同样没有突破“反映论”的框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美的形成视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尽管他与蔡仪的观点对立，但本质上都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框架。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争论不仅仅是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更深层次的是对美学本体论和美的真理性质的不同理解。

二、尝试与转换：“唯心”与“唯物”的辩证统一

1956 年朱光潜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对早期学术体系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文中坦承其《文艺心理学》《谈美》等著作存在“偏重主观体验而忽视社会历史维度”的局限，并明确表态将系统研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以求突破“康德 - 克罗齐形式主义美学”的理论框架。在阐释审美反映机制时，他如此说道：“科学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是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2] 朱光潜提醒众人“美感的反映”与“科学的反映”不可随意等同，科学的反映可以引伸到光影投射等自然现象，此种不依托于人的主观意志，但“美感的反映”依赖于主体的审美感知能力，个人的感受力、鉴赏力等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不可将“唯物反映论”生搬硬套载美学问题的分析上。

从真理观的视角审视，朱光潜的理论建构暗示着美学真理的实践性本质。其将文艺创作视为“认识 - 实践”的辩证统一过程，实际上将审美活动提升为人类把握真理的特殊方式。这种认识既符合马克思关于“人通过实践建构对象世界”的哲学论断，又为理解审美经验中主客体的交互建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点。尽管其理论体系仍存在未彻底突破传统认识论框架的局限——特别是在实践论的具体运作机制层面尚缺乏系统阐述——但其对意识形态能动性的强调，已然为弥合美学认知中主客二分、重构动态真理观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起点和突破：“价值论”向“实践论”的转向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脉络中，黄药眠与李泽厚分别以价值论转向与实践论突破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这一学术演进本质上体现着美学观念与真理认知的动态辩证关系。黄药眠的学术贡献在于突破传统认识论框架，将真理探寻从本体论范畴转向价值论维度。他扬弃了 “美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追问，转而构建基于生活实践的 “美学意义”“美学评价”理论体系，这种研究转向不仅消解了主客二分的机械反映论局限，更将真理的实践性特征融入美学研究——真理不再被视作静态的客观对应物，而是在价值判断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主体性认知。这种理论重构有效衔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具体性的论述，即真理的客观性需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得以确证。

李泽厚的学术轨迹则呈现真理认知从“实体论”向“生成论”的深层转变。其早期秉持的“美是第一性”观点，本质上是将真理机械等同于客观实体存在，这种认知方式难以解释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交互关系。随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理论的创造性阐释，其提出的“社会实践”美学观实现了双重突破：一方面将真理的生成机制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揭示美作为“人化自然”的实践产物；另一方面通过主体实践的中介作用，构建起美与真理的动态关联——真理在实践过程中既被认知又被创造，审美活动因此成为真理显现的特殊形式。

结语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的问题之一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择取和运用的单一和偏颇，受“苏联模式”影响，众多美学家和哲学家话语资源和思维方法的运用主要基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阐明的认识论之唯物反映论模式的单一化运用，更是导致美学家思想观念颇显机械生硬、教条死板的症结所在。朱光潜对“唯物反映论”的批判中引进马克思“生产论”以及其他学者的学术努力下，都显现出对认识论反映论主导模式的反思和超越，进一步加深了对美学和真理之间的全面认知。

注释

1.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载《列宁全集》第18 卷[M].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65.

2. 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载文艺报编辑部编 ：《美学问题讨论集》第 2 集 [M].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7：21-25.

参考文献

1.M.C 卡冈主编 .《马克思主义美学史》， 汤侠生译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2. 朱光潜 .《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载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 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7.

3. 张科晓. 艺术真理问题的哲学反思[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08.197.

4. 李圣传 . 认识论、真理观与美学问题——“美学大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方法论反思 [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10）：144-153.

5. 毛崇杰 . 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蔡仪美学思想的坚实基石 [J]. 云梦学刊 ，2009，30（03）：38-44.

6. 包妍. 意识形态下的美学突围[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2013.

7. 曹菲菲 . 海德格尔美学思想中的真理观研究 [D]. 西安 ： 西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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