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皮祎莉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 长沙410000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发展变革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碰撞,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我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东方主义予以阐释、批判,指摘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本文从赛义德“东方主义”概念及内涵、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东方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启示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东方主义”之间的联系,以期更好地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与话语权。
关键词:《东方学》;“东方主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一、引言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跨文化交流愈加频繁的当代世界,文化身份的建构和文化自觉的觉醒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议题。如今,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以及全球文化体系中的不对等地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提出与发展,不仅关乎国家的文化认同,更是实现国家文化复兴与民族振兴的关键。本文旨在基于东方主义理论,探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对东方主义理论的深入分析,揭示西方如何通过文化话语构建对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重新审视东方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
二、赛义德“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这一概念出自赛义德的《东方学》一书。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完全颠覆了西方学者关于“东方研究”的立场与观点,也为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自身文化、探讨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机会。
(一)“东方主义”的定义及主要内容
“东方主义”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非政治性学科,也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权力话语方式[1]。它是西方从自身利益出发编造和重构东方的知识,构建起一整套言说东方的词汇、意象、观念的框架,以让人们想象、思考东方。东方主义事实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是一种关于西方如何理解东方的本体论体系,以及如何支配东方的政治论述。
赛义德(1978)在其《东方学》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构建了“虚假的东方主义”,其意图在于通过“话语权力”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和压迫[2]。事实上,这是一种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同时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理论话语建构。在“东方主义”的论述中,西方建构了一个“他者”的印象,并由此创造了一个非真实的“东方”概念。西方所谓的“东方主义”,其本质就是对东方进行控制、操纵和殖民,是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支配与霸权。
西方把“东方”构建成异己文化的“他者”形象,在充满着极度不平等和巨大差异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构建所谓的“真理”和“价值”[3],从而为西方残酷地屠杀、压迫东方予以“正当理由”。因此,无论是从地域意义上亦或文化意义上说,所谓“东方”实际上就是由西方主观所造的“东方”,均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创构物”。就作为西方“他者”形象而存在的东方而言,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方式,对其形象反复进行创造与打磨,并给其贴上专制、愚昧、落后、腐朽等一系列标签。从而让此成为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样的“帝国式”文化霸权,使“东方”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从本质上妨碍了东西方之间的平等对话[4]。
(二)“东方主义”的历史根源
“东方主义”的根源不仅仅可以追溯到西方学术领域的知识构建,更深刻地嵌入于西方的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实践之中。17世纪至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展,西方的帝国主义力量开始向东方(尤其是印度、中东和远东地区)渗透。欧洲列强通过军事征服、经济控制以及文化渗透,逐渐将东方纳入西方的殖民版图。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文化、政治与经济霸权构成了对东方世界的全面控制,而文化上的压迫与支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殖民者通过语言、教育、宗教传播、艺术创作等手段,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标准传输到殖民地,使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与身份受到侵蚀,从而进一步加强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东方便被视为西方的对立面,西方通过对东方的知识建构,创造了一个扭曲的东方形象[5]。这一形象不仅帮助西方殖民者合法化其对东方的统治,还塑造了“东方”的文化身份,将其视作一个异类的、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与理性化的存在。这种构建的背后,是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和对“他者”的控制欲望,东方因此被刻画成一个封闭、静态、非理性的领域,无法自我解放与发展。
三、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
中国文化的“他者”形象不仅是西方东方主义话语建构的产物,更是中西方文化关系史中复杂互动的结果。通过长达数世纪的交往,西方对中国及其文化的理解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图景,尤其在近代以来,这一图景被凝固为一种带有偏见和误解的“他者”形象。
(一)中国文化“他者”形象的构成要素
1.封闭性与落后性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往往被描述为封闭的、落后的,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西方学者通常将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封建等级制度等视为中国文化拒绝现代化的“证据”。在这一话语下,中国被塑造成一个保守、停滞的“他者”,这种文化特质被认为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被动挨打的原因之一。这种封闭、落后的形象不仅阻碍了西方对中国的客观理解,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2.集权性与专制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中成为其“他者”化的重要特征。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在西方被解读为一种专制的象征,被视为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体现。特别是在19世纪末的西方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清朝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种政治“他者”形象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优越感,进而将中国描绘成“需要拯救”的对象。
3.神秘性与异域性
中国文化在西方话语中始终带有神秘、不可解读的“异域色彩”。无论是中医、道教、儒家思想,还是各种传统习俗,都被赋予了“神秘东方”的色彩。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中,这种神秘性和异域性被反复强调,既激发了西方的好奇心,也成为其自我优越感的映照。中国的神秘性被视为一种不可理解、不合逻辑的特质,与西方所谓的“理性”形成对比,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文化的“他者”身份。
(二)中国文化“他者”形象的影响
1.对中国自我认同的影响
西方构建的中国“他者”形象对中国自我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思想时,不仅看到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优势,也逐渐接受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性描述。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开始批判传统文化,试图通过学习西方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然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文化自卑,成为文化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觉醒的一大阻碍[6]。
2.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影响
西方构建的中国“他者”形象不仅影响了中国的自我认同,还深刻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偏见性描述在国际社会中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文化被误解和低估。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这种“他者”形象依然存在,影响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改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并克服这一深层次的文化障碍[7]。
四、“东方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反思
为摆脱“他者”形象的困境,重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需要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既要在理论层面上深入批判东方主义话语,又要在文化实践中积极进行文化重建与形象塑造,逐步消除被动的“他者”身份,构建一个主动、自信的文化主体。
(一)消解“他者”形象
面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文化压迫,批判与解构这一话语体系成为提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的关键环节。在此过程中,首要之义便是运用批判性思维来解构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并以本土视角重新定义东方文化价值,提升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话语权。
东方学作为西方对东方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对东方文化的误读与偏见。因此,中国学者需要对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深入解读,对西方“东方学”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理论缺陷等展开反思与重审,进一步揭露西方文化话语中的偏见与歧视,使大众认识到“他者”形象的意识形态本质。从而为重构东方文化的主体性提供理论支持与思想武器。
(二)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8]
走出西方设定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国不仅需要坚持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自觉,还应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强大的文化自信。面对东方文化容易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边缘化的这种局面,中国必须从文化自觉出发,审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方面,要避免文化认同的失落与自卑情结,另一方面,要强化文化主体性的表达,明确自己文化的独特价值,充分展现本民族自信的一面。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更是对文化创新与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探索。
五、结语
赛义德的《东方学》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刻意塑造的“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基于自我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几个方面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权力和利益欺虐实质,并对此提出批判[9]。其思想对当代的我们重新审视不同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平等互鉴各民族优秀文化均有所警示。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文化自觉的意识,以更为自信、开放的姿态在全球文化体系中释放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为构建多元共生的全球文化格局贡献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惠玲. 话语维度下的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2](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东方学》,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3]刘红年. 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的“东方主义”之“他者”形象[J]. 青春岁月, 2019(09):234-235.
[4]姜锐. 萨义德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4.
[5]孟静文. 《东方学》:后殖民主义的建构与被建构[J]. 名作欣赏, 2021(35):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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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鹏.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东方主义陷阱”:理论剖析与政策思考[J]. 对外传播, 2022(12):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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