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洪线形成过程中的达旺因素

摘要：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东段争端的缘起性诱发因素，在“麦线”形成过程中，敏托的战略边界是其最初的来源，而哈定的“新外线”构想进一步明确英印控制边界地区的原则，也成为之后“麦线”形成的基础。考察“麦线”酝酿、修正和最终形成的整个过程，清晰可见达旺在其中的分量。在对边界线进行调整的考量中，从最初不包括达旺地区、发展到把达旺一分为二到最后包含整个达旺地区，蕴含英印的战略关联及贸易考量。因而，对“麦线”调整与形成过程中达旺因素的探讨足以窥见英印边界战略的意图。

关键词：战略边界；麦克马洪线；达旺；英印

达旺（Tawang），传统上属于西藏门隅地区（monyul），为门隅地区政治、宗教与文化中心，因而也有将整个门隅统称为达旺的习惯。作为六世达赖的出生地，达旺的宗教意义尤为突出，西藏的宗教、文化影响在达旺的印记极为鲜明，也足以证明达旺的历史归属。在近代英印扩展战略边界的计划中，逐渐将边界推进到达旺地区，但最初的计划并没有覆盖达旺。在围绕边界线的几次调整后，尤其是在麦克马洪授意下边界线被不断修订，整个达旺最终被囊括其中。考察麦线的调整过程，达旺在其中的变动非常显著，也足以窥见英印对事关两国边界调整的随意性，同时也可明确其调整的意图及背后的考量。

一、敏托的战略边界计划

清政府时期，围绕在印藏边界地区推进边界一事，英印政府内部早有前进派与温和派之争。寇松意图把西藏变为缓冲国，并擅自推动了荣赫鹏侵藏事件，这一计划以失败告终。其政策及行动方式也被英政府否决，这就使得英印政府在推进边界一事上趋向于谨慎行事。尤其是1907年8月，英俄签署协议，其中涉及西藏的条款规定：英俄尊重西藏领土完整，避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无权向拉萨派遣代表；不在西藏攫取商业特权，不干涉西藏财政收入。该协议旨在抵制俄国对西藏可能的渗透，从而维护英帝国统治下印度的安全，对于英国协调与俄国矛盾以及缓和两国在亚洲政策目标的竞争性极为有利。但对印度政府来说，协议构成对印度意欲进一步发展与西藏关系的阻滞，时任印度总督的敏托认为围绕印度边界问题的谈判实际是在放弃英国当时已经拥有的优势地位[1]。从英国战略视角加以审视，希望以协调英俄在亚洲的目标和势力范围的方式，换取两国在欧洲目标的一致性，以应对德国逐渐显现的对抗态势。因而，印度事务部的莫利倾向于英国势力撤出西藏，这自然引发印度政府对此政策的不满。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即便是反对寇松主义的印度总督，也总会寻找机会极力填补西藏出现的权力真空[2]。

虽囿于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政策限制和约束，内外多种事态的发展都驱动着英印政府调整其边界政策并付诸实施。首先，清政府全国推行“新政”，在西藏及川滇边疆区域进行的改革，有效恢复了中央对西藏的行政控制与影响，并将之逐步推展至部落地区，强化了对这些区域管辖与治理的象征性意义。如赵尔丰军队进入波密，将其置于中国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并在察隅行政中心日马以北的鸡贡竖立标志性界碑。对英印政府来说，中国在西藏的有效行政及边界治理造成两国在边界地区力量对比的消长，致使英印的区域影响力弱化，对其控制阿萨姆地区尤为不利。其次，针对阿萨姆的一些木材公司提出的越过内线采伐木材的要求，敏托借势提出新的阿萨姆边界政策，并派出负责处理阿萨姆部族事务的威廉逊（Noel Willianson）前往内外线巡游，负责解释印度政府的新政策。敏托认为，中国的行为已触及内线，如不采取明确举措，势必造成其他部落被中国控制：“由于中国在日马和东北边境的活动导致我们同这些部落的关系正引起忧虑，中国的推进，从战略上讲，是不稳固的……所要实行的最好政策是通过把外线尽可能扩展到必要的地方，并商定界线内外的部落，除了同我们不得同其他任何外国交往或建立关系。”[3]再次，针对洛希特河流域米什米（Mishmis）人问题制定对策。1910年7月，有米什米人告知威廉逊，一群中国人沿洛希特河来到瓦弄，在向西流入洛希特河的叶普河附近竖立界碑[4]。这则消息引起英国人的警惕，因其认为中国意图建立势力范围的瓦弄正处于英国的内线范围，该地区的米什米人即便处于自由的状态，但显然更尊重和认可英国政府。据此，查尔斯·贝尔指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阿萨姆地区都是毫不设防的，缺乏战略计划、防御设施及驱逐侵略的组织机构[5]。这种状况下，保证阿萨姆地区山地部族避免受到中国强化区域行政治理的影响，又不会被俄国及相关国家认为是向西藏扩张之举从而不被伦敦方面否决，成为英印政府颇费周章之事。10月，敏托在其任期最后几周内提出，解决的最好方法是扩张外线获得一个缓冲区，将印度边界向北推进，划定新外线，其具体位置是：从楔形地带东部的达旺地区之西藏领土，沿着英国边界乌达古里（Odalguri）以北，在东北方向处于北纬29度东经94度处，由此向东南方向至察隅河，最东接近日马地区。由此再穿越察隅河—伊洛瓦底江分流处，之后沿着分流处直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分界线[6]。敏托提出的边界线的走向，构成后来麦克马洪线的第一个建议。

在详细勘测和考察达旺地区行政、部族、语言文化之前，英印已从贸易角度探知达旺作为便捷的贸易通道的意义。1826年，英国人从缅甸获取了阿萨姆地区，并一直将其作为与西藏之间的缓冲地带。在英国的最初认知中，达旺位于部落地区与英国控制下的东北地区的缺口位置，是从西藏深入到平原的一块楔形地带，通过该地的商道，一直延伸到阿萨姆边境的乌代古里。在《杨端波条约》签订之后，由于英国控制下的阿萨姆与达旺直接接壤，经由达旺，西藏与阿萨姆平原的贸易恢复后，英印政府与达旺地区的政治联系也以某种方式被打开。这时英国人显然对达旺的主权归属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罗宾逊在描述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的主权时承认杜尔地区由达旺酋长掌控，而达旺酋长直接听命于拉萨[7]。这一时期，英印对达旺的种种认识仍然集中于其作为贸易路线的价值，因而无意于改变边界走向的现状，虽有摩擦和纠纷出现，英印与达旺围绕“布沙 ”权、协饶扎巴事件及边界划界问题更多以协商方式解决。无论是达旺对周边区域的治理权还是边界现状，都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

二、哈定“新外线”的构想

哈定任职印度总督之初，根源于任职外交部的职业经历，习惯于从整体外交的视角看待阿萨姆边界问题，认为并无必要改变边界线。1911年3月底，威廉逊在底杭河空辛村（Komsine）探险时，被当地阿波尔人杀害。威廉逊事件所引发的公众关注，加大了调整阿萨姆边界的压力，如应对不力将给英国民众一种印象，即英印政府在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表现的极为软弱[8]。哈定开始调整其边界政策，具体举措为：（1）派遣阿波尔远征军，惩罚阿波尔人，并继续在该地探险。远征军的构成包括探险队、米里使团及米什米使团，目的就在于确定西藏与阿萨姆领土的具体分界线，作为划定新国际边界的第一步。哈定在给克鲁的信中认为，中国在边界地区的新扩张使印度政府的政策实际回到敏托的主张，“应尽快做出努力，在中国和西藏以及从不丹到密闪密，而且包括其在内的部落地带之间，确保一条稳固的战略边界，该国际边界线距离我们现在的管辖范围要尽可能远，以便阻止中国人在我们领土范围内搞阴谋诡计”[9]。（2）构想新的边界线。具体设想是，在内线（行政管理边界）、外线（国际边界线）之外，划定一条新外线。新外线的确定则是在不允许中国立足的地方划定无主之地。该计划既能抵御中国，又不增加英国的管理责任，使英国免于不必要的行政义务。对于三重边界的设想，英国外交部并不满意，在与外交部反复沟通和交涉后，哈定将新外线的构想更迭为“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

哈定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主张内外线之间的部族在正常情况下施行自行管理。如遇中国进入部族地区或者部族意图获得独立，则印度必然会采取行动。在与外交部格雷沟通之后，该政策最终采用“只做不说”的方式，以避免产生警告中国人、鼓励其采取渗透进部族地区的不虞之举，即将英国的影响扩展至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平原地区，但不告知中国政府领土范围。在通过探险队及使团获知大量东北边疆部族地区现状后，如何推进新边界线使之成为实际有效的边界并将中国从该地区排除出去，成为英印政府的当务之急。在通过地理勘测了解部族地区的地理细节之后，为永久性解决部族地区问题，哈定提出设立少数永久性岗哨的建议，但这一建议遭到克鲁的反对，洛希特河上游岗哨和曼尼克莱岗哨的难以操作也使得建立岗哨的尝试被舍弃。英国最终采取设置政务官的形式以处理英国和山地部族的关系。印度东北边疆被划分为三段，西段涉及达旺地区和西部山地部族，如阿卡人和达夫拉人。此时这一地区已划归巴里帕拉边疆地区管辖，通过英印政府的行政区划调整，其实际控制的边界线已然向前推进，新的边界线等同于老的国际边界线。

哈定提出的新边界线构成麦克马洪线的基础，但调整后的区域并不包含达旺以及乌达古里。印度总参谋部对此极为不满，印度参谋总长在备忘录中写道：有关达旺的边界线需要小心谨慎，目前的边界定界在达旺以南，从不丹南部边界的乌达古里附近的山麓向西延伸，因此在米里和不丹之间插入了一个危险的楔形领土。一条相对较便利且经常使用的贸易路线从北向南穿越了这一楔形，中国人将能够通过此贸易路线对不丹施加影响或压力。因而，纠正边界走向势在必行，理想的边界线是把达旺包括达旺北面属于西藏的一大片土地以及西藏的错那宗（Sona Dzong）都划归印度。[3]281达旺是将喜马拉雅山脉屏障一分为二的区域，又处于西藏的控制之下，因而成为英国防御链上的一个弱点，重要性自然得以凸显。印度参谋部力主占领达旺的部分领土，以满足印度的战略、管理及贸易需求。

三、麦克马洪线的不断调整

辛亥革命及之后的袁世凯执政，使中央在西藏的控制和影响大为削弱，英国利用袁世凯政权急欲获得列强承认和支持之机，迫使袁世凯阻止川滇军队入藏，试图切断中央政府与西藏的联系。朱尔典在1912年提出的西藏问题备忘录则曲解中英有关西藏问题的历史协定，试图剥夺中国对西藏主权，同时以承认中国为条件，意图封闭印藏边境，以实现英国久已蓄谋的缓冲国计划[10]。

在同一时期，围绕战略边界的拓展及具体边界走向，英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谋划。1913年麦克马洪任命内维尔为首的测量队深入达旺和苏班里河谷之间的阿卡山区，贝利则作为谍报官随行。贝利在叙述其此行目的时说，在边界土地没有测量图的时候，有价值的协议不可能达成。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回到雅鲁藏布江上游，以便回去给麦克马洪提供一张地图，好让他们根据种族和地理情况在图上划界[11]。贝利经德让宗、森格宗、色拉进入达旺。贝利行记中，到达达旺时间是在10月15日，中途遇到一位达旺宗政会职员并在其带领下到了达旺村，达旺寺庙当局给贝利一行提供了食物供应。贝利写到：达旺（门隅）由曲堆（Trukdr）——设在达旺的六人委员会管辖。夏季，达旺炎热难忍时，宗本们就到错那。留下代理人在达旺主事；冬季，错那寒气逼人时，宗本们又回到达旺，派代理人到错那取而代之。[11]101

麦克马洪在10月28日筹划的边界线走向，过了达旺后突然向北延伸，到了苏班里河谷以西，与后来所称的麦克马洪线相衔接[12]。该边界线通过达旺东南约20英里的色拉山口，把楔形地带大部分划入印度一侧，但并没有包括达旺。麦克马洪在解释边界划线的考虑时，也认识到该地区鲜明的西藏印记，声称印度政府须遵守达旺地区的山脚边界线。然而在11月，麦克马洪权衡了印度参谋部对边界线走向考虑，并结合了贝利考察结束后进行的详细汇报，在此基础上，他再次调整了边界划线。新边界穿越色拉山口，距离达旺寺以南仅有几英里。该线实则是将边界线北移至达旺以北20英里处，西至不丹东界，东至棒（Bum）山口，囊括了整个楔形地区。

在西姆拉会议召开期间，麦克马洪几度对新边界线进行调整。1914年1月15日，麦克马洪指示锡金事务官贝尔就调整印藏边界、实现战略边界一事与西藏代表伦钦夏扎进行秘密会谈。由于此前英印的边界划线皆属内部谋划，夏扎并不知晓英国边界设想的具体情形，在看了贝尔提供的地图标注后，感觉震惊和棘手。该地图将达旺一分为二，珞瑜划归印度，在察隅方向，则在喀牦以北穿越洛希特河，最终到伊索拉希山口。1月22日麦克马洪在向赫泽尔的致函中称，边界是在与伦钦夏扎的讨论中形成的，并表明要将色拉山作为边界[13]。伦钦夏扎对划界中西藏固有土地被划归印度一方，表示不敢贸然接受。贝尔则步步紧逼，威胁会议协议的达成要与边界调整相联系，而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又急欲获得英国的支持，以实现其独立于中央的梦想，贝尔又以世家寺庙等收入可以考虑进行利诱。夏扎深知此举带来的影响，只得向司伦雪康请示：贝尔表示若不同意，则将在印度平原耽搁很久，并且已明白表示在汉藏问题上不予帮助，甚至因对藏方怨恨而使汉英勾结，使他们达到目的，而藏方孤立无援，给宗教、政治以严重影响。[14]司伦雪康回信表示：本来这次将政府、世家、寺庙的土地，百姓收入丧失给外人，政府之损失及长远危害甚巨，但如西藏衷心依靠之大英政府有所不悦，是不合适的。[14]194

鉴于夏扎要求对因领土划界而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以及朝圣路线问题，1月28日，贝尔与夏扎进行第二次会谈。因历史久远的朝拜扎日圣山活动盛大而隆重，朝拜活动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含义，领土割让引发的相关事宜势必引起巨大的震荡和反对声浪，夏扎强调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贝尔同意做出调整。2月19日，在麦克马洪向赫泽尔的再次致函中，所绘制的地图已将边界线向北延伸，达旺所有地区已被纳入印度领土范围。[15]而在麦克马洪的内外藏计划及事实上的西藏自治方案抛出之后，伦钦夏扎通过拉萨方面的沟通，愿意放弃划归印度一侧的边境收入，但坚持西藏私人和寺庙、地产的收入。最终，在3月24日，麦克马洪致函夏扎，承诺西藏在边界线英国一侧的私人地产所有权不会受到干扰；圣嘎波和扎日山被划在边界线英国一侧一天的路程内，它们将划在西藏境内，边界线做相应调整。[16]伦钦夏扎回复同意地图上红线标出的边界。

对于拉萨在涉及达旺地区归属方面的态度，兰姆曾提出一些疑点。1伦钦夏扎如何与其同僚沟通，让西藏政府同意其割让领土的协议，根据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档案材料，认为“兹事太大，涉及噶厦、寺庙和贵族世家的产业、收入，断不敢同意该线”，夏扎给英方的答复是，我们未奉有关于谈英藏边界问题的委托，珞瑜和西藏涉及地区很多，所有不了解的疑点，这里也不能解决。夏扎与司伦雪康的函件则显露了西藏地方政府意欲以满足英国边界调整要求为条件，争得英国支持西藏的自治地位及在三方会议上的内外藏划分。同时，伦钦夏扎保留了在达旺地区的税收权以及西藏香客不受阻碍的朝圣权，麦克马洪为征得伦钦在此问题的配合，保证如果因此边界线遭受任何损失和困难，可与贝尔就此问题重开谈判。通过麦克马洪的态度，也可看出其调整边界带有试探性的意图，而西藏方面的态度和立场显得弥足轻重。2是达旺寺作为哲蚌寺的子寺，鉴于哲蚌寺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同意边界调整的背后考量是怎样的，况且这一调整是以放弃整个达旺地区为代价？虽然当时英印承诺寺庙和世家收入可获补偿，但这种补偿依以往的惯例最多在承诺之初有一定效力，归属既然确定，则地产及收入的依附难以长久存续。由于麦克马洪在涉及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与伦敦方面沟通，现西藏方面档案材料也未见相关记载，最多的可能性在于英国提出的外交与物质援助。边界秘密谈判的主要参与者贝尔承认，我们鼓励西藏人对我们的信赖，1914年签约时，英政府允诺给予外交援助，并允许在相当范围内接济军火。[17]在划界问题得以解决后，夏扎提出英国应关于贷款、武器弹药乃至加农炮之类军事装备等诸种援助。夏扎返藏途中接到英国的电报告知：英国已开始发出步枪五千只、子弹五十万发，作为礼物悉数赠与西藏。[16]420在会议之后，西藏方面与贝尔的会谈中也可窥见这一动向，在1915年擦绒与贝尔的会谈中提出经济与军火援助的要求。可见，英国仍是以西藏自治地位的获得及逐渐巩固为诱饵，换取西藏方面在边界划线方面的支持，经济、物质及军火援助皆为在这一问题上开出的“丰厚”筹码。再就是拉萨方面的乱局也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当时中央与西藏的军事行动恢复并有所激化，“拉萨当地一片混乱，哲蚌、色拉两大寺庙正进行激烈的内争，相互猜疑同情汉人…”[18]。这种状况下，哲蚌寺自然也无暇处理相关事项。

在涉及达旺方向上的划界考虑上，麦克马洪辩称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方向。在非法确定而后来也被英国方面所淡忘的3月24日、25日的换文中，没有语言象征性提及边界划界所遵循的这一原则。实践中，也没有真实的去构建在阿萨姆与西藏边界的划分原则。麦克马洪并没有遵守分水岭原则，而是穿越了一条主要河流，诸如娘江河（the Nyamjang）、苏班西里河（the Subansiri）、香河——底杭河（the Siang Dihang）、洛希特河（the Lohit）、塔伦河（the Taron），因而在研究麦克马洪线问题颇有建树的兰姆看来，该线与其遵循的是普遍的制定边界原则，不如说是将山谷里居民区分开来的简便方法。及至五十年代，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将麦克马洪线付诸实际时，也发现其遵循的并非是有利于印度的分水岭原则。依据贝利报告，麦克马洪对达旺寺在管理色拉山以南部族中的作用有了认识，这种认识也为1844年英国与不丹条约中相关条款所证实。依据该条约，门巴人每年从英印获得5000卢比补贴，作为对杜尔地区出租给英国人的补偿，而门巴人则将这部分收入交给达旺寺。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麦克马洪线一方面依据部族分割原则，将藏族与非藏族居民划分开来。另一方面在涉及达旺遵循的则是战略原则，主要考虑达旺到在管理色拉山以南的门巴族人的关键作用，以及复兴西藏经由达旺到阿萨姆的贸易线路的潜在价值。内维尔在麦克马洪线逐渐被忽略和淡忘后，仍然强调了达旺所具有的战略通道意义，声称即便中国控制西藏，达旺尤其适合作为通往印度的秘密通道。而俄国如试图在西藏建立影响，也可安全、秘密的使用这条路线派遣使团。

依据英藏换文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当时并没有成为英印的实际管辖线。麦克马洪力主派遣英国官员前往达旺，以确保达旺归属发生变化后英印利益的维护，但 “松散的政治控制”这一原则仍然持续，麦克马洪开始采取对达旺地区进行试探性访问和调查的方式。1914年3月，内维尔与肯尼迪开启前往达旺之旅，在5月23日备忘录中记述此行目的在于：实际了解贸易路线以及确切了解西藏的统治对该地区有多大的影响。对于在达旺的经历，内维尔的记述中说，在达旺有一座大型修寺庙，里面有500名僧侣：它建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在一个轻微倾斜的山脊上。寺庙之下是由很多木质房屋构成的达旺村， 当地居民大多是错那人（Tsona），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躲避冬季的严寒。在西藏的影响方面，他写道：西藏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寺院，这座寺庙是拉萨哲蚌寺（Drepung）的分支。它的主持和主要官员也是拉萨任命的。[3]287对于如何促进贸易和建立在该地区的控制方面，内维尔认为：为促进该地区繁荣和贸易增长，建立一个简单形式的政府极有必要。当地民众在达旺僧侣的统治下极为贫穷，因而欢迎我们的统治，目前需要解决的两个难题，一是达旺僧侣，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达旺地区。再就是，阻挠性的政策会得到哲蚌寺的极力支持，哲蚌寺是拉萨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而达旺寺来源于哲蚌寺。管理色拉山以北的达旺（Tawang）地区非常困难。在范围以南，困难也将存在，但程度不会那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内维尔在与西藏官员会面时没有讨论政治问题，而这时在纸面上英国已经达旺划归印度，内维尔也没有将所谓达旺归属印度一事通知达旺和错那宗政府。不仅是内维尔没有宣称“已经具备的权力”，印度政府也没有发布声明或或举措阐明达旺归属印度。达旺的管辖及部族民众生活状况依旧保持原样，并未发生改变。

四、结语

从麦克马洪线调整边界走向的最初考量，到边界线在地图上的几度更定，都可看出英印政府在边界划定方面单纯从自身的战略需要出发，并结合与俄国关系状态及中国政局变动，从而把握调整边界、实现意图的绝佳时机。在多次调整中，不是依据边界部族实际控制和习惯性原则，而是从自身战略、行政及贸易等因素考虑，随意调整边界走向及部族居民归属，显示出其对边界问题仅仅服从于利己性需要，枉顾历史事实和已然确定的行政归属，随意性极为明显。但从英印政府的视角来看，在最初的战略边界计划中，还是注意到了达旺明显隶属于西藏的事实，边界划线没有囊括这一地区。在麦克马洪不断的边界调整中，达旺作为战略考量、行政治理以及贸易通道的价值越发凸显，在印藏围绕边界的最终换文中被英印所吞并。显然，依照麦克马洪的视角，边界的调整是出于在多个目标上维护英印的收益，是在考察搜集到的资料基础上做出的，并非随意而为。

虽然麦克马洪线作为西姆拉会议秘密协定的副产品，因会议本身的无效早已失去存在的依据。但探讨这一边界调整的详细经过及达旺因素在其中的考量，可以还原当时英印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设想、方案及具体实践，追踪英印时期及独立后印度逐渐侵入、控制这一地区的政策轨迹。从达旺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实际价值来看，它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位置和分量，对解决该问题产生的影响，无论从历史依据还是现实考量的视角加以审视，都无法忽略和低估。

[Abstracts] The McMahon Line was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boundary.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McMahon Line， the strategic boundary of Minto was its original source. Inspec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brewing， revising and forming the McMahon Line ， It was clear that the weight of the Tawang issu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boundary line. Therefore， it was sufficient to see through the intention of the British Raj border strategy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awang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McMahon Line adjustment and formation.

[Keywords] Strategic boundaries    The McMahon Line  Tawang  British Raj

本文为江西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多方博弈视域下的中印边界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LS18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红良（1973.5—）安徽蚌埠人，历史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区安全、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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