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群体年轻化：两代人的交融与碰撞

摘 要：恋爱和婚姻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个人家庭的构建还是社会和谐的稳定都起着重要重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数字媒体技术日益成熟，大众传播媒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相亲活动。相亲群体逐步年轻化。本文以参加相亲活动的年轻群体为访谈对象，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以其相亲缘由为出发点，展现当下相亲新情境，以及在此背后的当代青年人婚恋观，并挖掘其变化和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相亲；青年群体；代际冲突

本文针对参加相亲活动的年轻群体为访谈对象，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以其相亲缘由为出发点，展现当下相亲新情境，以及在此背后的当代青年人婚恋观，并挖掘其变化和深层次原因。

一、两代人的碰撞：如何抉择

（一）相亲，迫不得已的选择

22岁，初入职场，既在事业上处于摸索阶段，人生大事尚无苗头的小婷（化名）选择了相亲，“我也没有想过自己有天会这么早相亲，但又好像是注定会走这一步。踏入文科班的那一刻，阴盛阳衰四个字，就牢牢刻在了我的人生道路上。高中文科，大学师范类院校，男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男生了。读高中时，老师总说不要早恋，到了大学有的是机会谈恋爱。到了大学发现，大家的对象都是高中带来的。坚信老师话的我，单身到了大学毕业。不过也还好，积极地想，进入职场就好了吧。结果我当了语文老师，这男女状况简直和之前没啥差别。加上我自身又比较内向，社交圈子就局限在这里了，认识异性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相亲，也是一种认识的途径，所以就来了。”

古有媒妁之言，以定终身大事。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先加好友聊天再见面成为了现在较为固定的模式。在聊天过程中，年龄、职业、爱好等基本信息的掌握毫不费力，但在见面时似乎和本身的聊天对象有所差距。“我也相过几次亲了。我发现聊天时总是蕴含着一些虚假的信息，比如他说自己有一米八，但实际见面一看，就和我差不多高，也不知道是他的尺子不准还是我的身高不对。也有一些在微信上侃侃而谈，但在线下就变成了闷葫芦，一起见面吃饭一定程度上就是促进双方的交流和了解，但一句话也不说，这不就没达到效果了嘛。我也不能一直抱着手机和人生活吧。”年纪尚小但相亲经验丰富的小婷无可奈何地说道，“不断相亲，不断黄，我对相亲逐渐从相信走向失望了，但是没办法。交友圈太有限了。家里人介绍相对来说人会靠谱一些，但和自己的标准也相差较远了。还是自己慢慢相吧。”

和小婷的迫不得已相比，刘利的相亲路则显得更为无可奈何。同样作为一名新入职的语文教师，刘利在入职之前就被家里催着谈对象。“上学的时候家里一直强调不能早恋，包括大一大二，但从实习开始，就被追着问有没有对象了，完全忘记了之前多么强烈地反对恋爱。毕业之后，就更加变本加厉了，直接开始催婚。特别是老家的一些同学，进入社会早，自然而然结婚也早。一对比，就催得更厉害了。”然而，与本人意愿相悖的催婚行为则会激起更强的逆反心理。“我一开始强烈反对，不和家里人谈这些话题。但明里暗里，家里会组织各种相亲。表面上不告诉你相亲，但去了就会使劲介绍某个阿姨的孩子，还撮合你俩坐一起啊或者一起做别的事。实在烦了，就假装温顺，化主动为被动，发布相亲信息，但对此冷处理，或者直接和对方先说明，做做样子，不然太烦了。”

（二）结婚，必不可少的阶段

对于结婚的态度，小婷和刘利遂稍有不同，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趋向一致。主动相亲的小婷对相亲抱有积极态度，但对结婚却并不如此。“我的父母其实不怎么催我，但周遭亲戚免不了偶尔说上三言两语。我个人对于结婚的看法，我认为结婚应该是个优化选择，一定要两个人一起的状态好于一个人的生活。如果1+1不能大于2的话，那就没必要。同时，现在的社会现状，在一段婚姻，女性是承受更多的一方，尤其体现在育儿方面，抛开生育的风险不说，在职业发展这一层面也是难于男性的。所以，我能接受相亲，但是对于组建家庭比较谨慎。”本就反感相亲的刘利，对结婚也就更甚了。刘利表示能理解父母的催婚行为，一是长期生活在农村，传统观念渗透较强，同时受教育水平较低，认知能力有限。同时来自周围人的压力不小，产生了一些焦急的情绪，最后落到自己身上。刘利不愿结婚不愿相亲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来自家庭。母亲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农村妇女，她的生活从睁眼到闭眼，都是围着家庭、围着孩子转。刘利将母亲的辛苦付出都看在眼里，她也从母亲的身上体会到家庭中女性的不易。她不愿做家庭的牺牲者，所以抗拒结婚。“我不理解的是我看着她那么辛苦，她也告诉不了我结婚的好处，但还是催着我、逼着我结婚。”小婷和刘利虽在家庭压力的承受上有所不同，但在家庭角色分工上产生了共情，由此对于结婚的态度保有几分相似。在传统的成家立业观念下，她们否定了结婚是人生必不可少的阶段。

（三）血脉，不可或缺的一环

相亲，结婚，生子，似乎是人生的一种自然程序。否定了结婚这一阶段的小婷和刘利，对于生子，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小婷表示自己受妈妈的影响较深，小婷妈妈对孩子婚姻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会选择让孩子去相亲，但认为婚姻不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血脉和陪伴。她支持一切婚姻中的大胆选择，也鼓励小婷尽情追求自己所爱。刘利虽然对结婚十分抗拒，但在血脉问题上又十分矛盾。“我妈觉得我结婚是为了有个后，我以前觉得她思想老套，但自己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好像又能理解一些了。在那样的时候我是非常孤单的，朋友虽然能陪我一段日子，但终归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忙碌。”由于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刘利也不曾将希望寄托在伴侣身上，所以认为能够陪伴自己的也许是孩子。而小婷则认为除了陪伴之外，孩子也会成为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我妈会觉得如果之后我一直是一个人，然后老一辈如果都不在了，就会和这个世界失去情感纽带。然后可能求生欲望会降低。我仔细想想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妈她这个年龄，经历好多身边熟人去世了，然后慢慢长大，其实真的会发现是需要这样的情感的维系。”

二、两代人的交融：发生变化

（一）相亲活动的变化

1.从包办婚姻走向自由恋爱

在过去，相亲是一种包办婚姻的形式，主要是为了家族利益和社会地位而结合。双方在婚前通常没有见过面，更没有感情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强调个人的幸福感和情感共鸣。因此，现代相亲更注重双方的个性、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匹配，以实现个人的幸福和满足感。

“我很讨厌父母给我介绍对象，因为常常我是处于不知情的情况下，是我不乐意的。其实交朋友我是愿意的，但是常常我所接触到的相亲感觉就是见了这一面马上就要结婚了，我觉得这不是老古董才这样嘛，就越来越抗拒。”（刘利）

2.从媒妁之言变为交友途径

传统的相亲活动通常由家长或媒人主导，双方在婚前可能没有见过面。这种方式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交友途径。现代相亲活动更加注重双方的互动和交流，例如通过线上社交平台、约会应用程序、线下交友活动等方式进行匹配和交流。这种形式更加灵活和自由，满足了人们对不同社交方式的需求。

3.形式逐渐多元化和个性化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个体意识的增强，相亲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除了传统的家长和媒人主导的相亲方式，现在还有各种主题的相亲活动，如通过文艺、体育、旅游、美食等组织活动，这些活动更加注重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不同群体提供了更广泛的交友机会。

（二）平等意识的提升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劳动力市场，实现了经济独立。这使得女性不再仅仅依赖男性，而是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与男性平等。文化观念的改变也促进了平等意识的提升。人们逐渐认识到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是平等的，女性不应该被限制在家庭内部，而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此外，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也对平等意识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和社会开始采取措施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的权利和机会。例如，许多国家实行了反性别歧视法律，规定了男女在就业、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平等机会。最后，教育和媒体也逐步传播平等观念，鼓励女性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目标。正是如此，现代年轻人期待更包容的社会和更加平等的婚姻。

（三）婚姻问题的涌现

1.丧偶式婚姻

随着平等意识的提升，婚姻中不平等关系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谁来做家庭的牺牲者是丧偶式婚姻的典型体现。

丧偶式婚姻，一般指夫妻一方冷漠对待家庭，无视家庭义务，虽然名义上没有丧偶，但是婚姻生活如同丧偶。表现为婚姻生活不平等，夫妻一方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另一方则不够尽责或者不参与家庭生活，导致婚姻生活不平等；家庭成员角色定位不清，在丧偶式婚姻中，夫妻角色的划分不够清晰，导致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混乱，难以形成有序的家庭生活；家庭沟通不畅，夫妻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和交流机制，导致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进一步加剧了婚姻的紧张和不和谐。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所体现的以“双系抚育”为中心的婚姻家庭功能论则为丧偶式婚姻提供了有效路径，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家庭的“双系抚育”是孩子获得社会性人格的保证。而以生育抚育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不能不围绕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展开。“在人类社会里一个健全的分子所需的资格很多。一个孩子要获得这些资格非得有长期的学习不成。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社会里，生活上所需的知识、技术、做人的态度，在家庭里都可以学得到。反过来说，至少得有一个家庭才能得到这些资格。少于一个家庭的，不但日常生活不易维持，而且男孩子不能在母亲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生活方式，女孩子单跟父亲一样得不到完全的教育。全盘的生活教育只能得之于包含全盘生活的社会单位。这单位在简单的社会里是一男一女的合作团体。因之，抚育作用不能由一女一男单独负担，有了个母亲还得有个父亲。”[1]这里虽然只提及了抚育，但放在婚姻关系中，其他大小事项也是同样如此。由此，破除丧偶式婚姻状态的解决办法即是，首先建立平等的家庭角色定位，夫妻之间应该平等分担家庭责任，避免在家庭生活中出现角色不清晰的情况。另外，夫妻之间应该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互相支持和帮助。其次，加强家庭沟通和交流，夫妻之间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及时解决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增强家庭凝聚力。

就丧偶式婚姻而言，这是当代社会婚姻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现象，虽然并未真正失去配偶，但夫妻关系却陷入了冷漠和疏离。这种婚姻状态的出现，不仅仅是个人关系的问题，更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扭曲。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生育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需要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妇女地位、生育权利等方面。丧偶式婚姻中所存在的家庭分工和角色定位问题，其实质还是女性地位薄弱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还是任重而道远。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恐婚恐育情绪才能有所缓解。

2.离婚率居高不下

根据民政部官方公布的数据，在2016年时，我国结婚的夫妻人数开始下降到1142.8万对夫妇2017年降至1063.1万对。2018年虽然继续保持在1000万对以上，但到2019年，就跌破了1000万大关，2021年中国登记结婚对数持续下降共计763.6万对。随着社会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离婚率逐年攀升已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首先，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与当代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婚姻的要求也不再单一，除了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亲情，还加入了感情、精神和价值观等多种要素。婚姻的稳定性和幸福感也成为了年轻人考察婚姻关系的重要指标。

“婚姻在人类生活上既是这样重要，而同时又不常和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倾向相符合，于是社会得立下法律来防止轶出规范的行为。单靠法律的制裁犹嫌不足，于是把其他经济关系等渗入婚姻关系中，并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妇间的联系加强，即使夫妇间

一时感情失和，每会因牵涉太多，不致离异。”[2]目前我国的婚姻法规定，离婚需要经过双方自愿协议或者法院判决，但实际操作中，很多离婚案件都是由其中一方提出的。此外，离婚协议的具体约定也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例如财产分割不公、抚养子女问题的争议等导致离婚纠纷的加剧。同时，婚姻行为的社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离婚率攀升的原因，婚姻的结合不只是个体行为，更是社会行为，婚后两个家庭与新生家庭之间会产生许多摩擦与碰撞，尤其体现在育儿方面。常见的婆媳矛盾也为婚姻的破裂增加了可能。

（四）相亲群体年轻化隐含的焦虑

“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间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涉，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有别人来干预。这样，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了。这是结合男女成夫妇所必需的手续，因为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并不足以建立起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3]婚姻行为的社会性，使它被社会的法律、道德、舆论、宗教、习俗所干预，为公众所关注，这使得婚恋问题不仅仅只是个人问题。中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平均结婚年龄为26岁，男性比女性高2.3岁，四分之三的男性在25至34岁之间结婚，超过九成的女性在30岁之前结婚。其中，70后比其他代际结婚时间更晚，平均结婚年龄在29.6岁，60后、80后及90后的平均结婚年龄依次是26.3岁、26.2岁、24.3岁。对此，个人的焦虑情绪是难免的，加上父母催婚的压力，就更显得不安了。从家庭层面来看，一些地区的男女比例失衡现象较为严重，这使得许多家庭对于子女的婚姻问题更为关注。此外，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女儿的嫁妆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负担，因此他们更希望女儿能够尽早结婚，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社会对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越来越关注。在一些传统文化中，结婚和生育被视为人生的重要里程碑，因此，社会期望年轻人能够尽早结婚生子，以维持人口稳定，从而形成一个焦虑的闭环。

三、小结

相亲群体的年轻化，是两代人的交融和碰撞。既是个人价值观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相亲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便捷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的幸福感和情感需求，并认同通过相亲寻找合适的伴侣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同时，也是社会压力的增加。相亲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婚姻方式，受到家庭、亲戚和朋友的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在不同婚恋观的冲突下，产生了情绪的矛盾，在矛盾下不断调和，最终在协商中实现交融。

参考文献：

[1][2][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