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的春联文化钩沉

摘要：日据时期春联文化在台湾地区经历了由怀柔放任到严令禁止，通过对《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等日据时期的台湾报纸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日据时期春联文化几度遭到破坏，春联曾出现两次短暂的“消失”，其一为1916年，日本官方宣布春联或“消失”于农历春节，或嫁接于新历元旦；其二为1927年，因“谅暗”而企图废除春联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固着性以及同化政策下台湾人的文化抵抗决定了春联文化在台湾地区的长存不绝。

关键词：日据时期；台湾；新历元旦；旧历元旦；春联文化

过年之习俗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人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称为“除夕”，过完这一天便是新年伊始。为了在除旧迎新之际，换掉家门上贴了一整年的春联，在腊月，对于文人墨客而言，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写春联。春联，作为年俗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来源之一为桃符，日据时期常见以“桃符”二字指代春联的情况。

日据时期，台湾由日本统治，传统年俗文化是否因此动摇？具体表现在春联之书写与张贴方面，又是否受到影响？最终又何以在日本同化政策之下，得以延续不绝……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因时期特殊，故而在文献的引用与探析上，主要以日据时期的报纸为主，诸如《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报》等。此外，还有当时台湾人所写的日记，诸如张丽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记》等。

一、同化政策对春联文化之影响

1895年至1945年（尤其是1920年代开始），为了将台湾与日本同化，日本人对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其中包含了对台湾人过传统的农历新年的禁止。

林玉茹在《过新年：从传统到现代台湾节庆生活的交错与嫁接》一文中，将台湾人过新年分成四个阶段，即：旧历元旦传统的延续与变容（1890－1918）、新历元旦的引入与新、旧年节的竞争（1896－1918）、两度迎年：规训与不完全同化（1919－1936）、皇民化的抑制：旧历新年的抵抗和隐形（1937－1945）1。从以上四个阶段亦可看出台湾人过新年存在着多种情况并存的现象，但无论政策如何，过传统农历新年的习俗从未被台湾人丢弃。

（一）提倡新历，废除旧历

日据时期，“过年”一词，较少出现于报纸、图书等官方媒介，取而代之的是“元旦”一词，传统的农历新年被称为“旧历元旦”、“古历元旦”等，而现今所谓的元旦（1月1日）则被称为“新历元旦”。为了推行同化政策，日方废除台湾使用旧历之旧习，同时引入新历，从学校及政府机关处开始推行新历。但改历之政策在实际实施中并不十分顺利。1909年11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废除农历，改用新历，而在实际生活，台湾人还是惯用农历。直至1917年底，新、旧历的使用与新历新年、农历新年之间仍然处于并存与抗争的状态。日本政府试图将日本的新年文化与台湾传统的年俗文化相嫁接。实际上，改历只是手段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同化。在新历使用的推行上，学校成了重要的宣传场所，为了让台湾人放弃过农历年改而过新历年，在元旦到来之时，学校便会举办迎接新年的活动。

（二）利用谅暗，废止春联

除了积极引入新历年，在元旦日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以外，日方还在农历新年之时，要求劳工坚持上班，已达到禁止过传统年的目的。1927年1月23日，《台湾日日新报》更是刊登了废除春联文化之相关新闻，其标题为“春联遠慮”，内容如下。“际此旧历，迎春在即。而彰化街一边人士，鉴及谅暗中，故不日将集保甲役员，同议远虑放爆竹事与贴春联云。”1此处标题之“遠慮”二字，应为日文汉字，即为回避、禁止之意。引文所及“谅暗”，即指1926年12月25日，日本第123代天皇（大正天皇）逝世。因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农历新年来临之际，日本有意明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以及张贴春联等传统年俗。1927年2月3日，《台南旧岁末市况》记载：“永乐町及本町方面之商铺，似不免有若干例产（按，原文为“例产”，根据前后文义，或为“倒产”，应为印刷之误）者，且际此迎年之顷，门联爆竹一切废止。岁末景气，寂然无声，益添一消沉闲散气象。”2因“谅暗”之故，台南市况寂寥，门联爆竹亦被废止，年底的街上一派消沉闲散之景，毫无年味。同日，报纸又刊：“二月二日即古历元旦，适逢谅暗中，本岛人一边市街，各见静肃，例年各户之门内外，皆贴春联，本年绝无。”3同年，2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刊：“高雄市本年旧历，元旦当日为谅暗中，一般颇知静肃，不但废止门联，去华就实，且年贺亦绝无。”4高雄市之境况亦可反映出1927年的台湾，春联出现了短暂的消失。

1939年4月7日，大屯郡保甲协会出版了第十三号会报，其中有不少内容对春联文化进行否定，先是介绍了春联的由来，又认为张贴春联是迷信行为、是陋习，最后更是提出“快乐的生活，从摒弃陋习开始”这样的观点。

二、新、旧历元旦冲突下的春联文化

虽然日据时期春联文化屡次遭到破坏、禁止，但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已根植于华人的生命中，因此，无论是过农历年的习俗，还是象征过年除旧迎新的贴春联文化，都不曾真正消失于台湾。有意思的是，在新历元旦与旧历元旦的冲突下，不论是频频出现在报纸上的“春联大销”，还是低调隐形于角落，春联文化都以其特殊的方式存在着。

（一）怀柔治台，春联大销

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前期，当街卖春联的景象还时常可见。

1906年1月24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了小文《阴历岁暮及大寒》，再现了年底春联的书写与贩卖情况，“其他新年应需之物，第一则在贴门之红笺。各题吉祥之句，到处书房解先生，及略识文字者，各写春联以卖。”5报纸上记载了当时人们在农历新年来临之际，用红纸书写吉祥的词句，请擅长写书法的人来书写春联，以及贩卖春联的情况。1907年2月10日，同样是刊登在《台湾日日新报》的一则新闻记载：“闻诸本岛人语云。旧历岁暮因产业不振。各途商况。皆不及例年之半。此时商家倒盘者。大稻埕已有十数家。艋舺亦约数家。他如城内。则倒盘者有福州杂货店一家。危在旦夕者尚二三家。盖因稻艋一带。例年田舍来与贸易者。其数最伙。本年竟大不然惟不可短少之物。略有问津者耳。其最形热闹者。独轩下之卖春联一途而已。”7这则标题为《旧历岁暮商况》的新闻，真实地还原了台湾当时的商业状况。农历年底百业不兴，收成惨淡，商店纷纷倒闭，不容乐观。大稻埕与艋舺是台北当时较为繁华的地带，大稻埕以农业贸易闻名，而艋舺则是商业贸易的圣地。

1911年1月27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新竹岁市杂观》一文，记载了农历岁末新竹地区春联大卖的景象，“街头巷尾卖春联者，如碁布星罗，五花十色，目不暇给。各商店员，往来收账，络绎于道。”8同年，1月28日，《台湾日日新报》刊载王自新《岁暮竹枝词》，词曰：“桃符万户换新联，转眼光阴又一迁。四处人家忙碌甚，夜陈牲酒共辞年。一家老少乐团圆，笑语围炉启晚筵。饮酒不嫌添醉兴，明朝共喜祝新年。多处先生把笔勤，春联热闹卖纷纷。纵然十培增高价，不及笼鹅王右军。”9 “桃符万户换新联，转眼光阴又一迁”描写了岁末辞旧迎新，家家户户更换春联之情景。其后又提及年俗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围炉”，即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新一年的到来。为了使千家万户可以更换春联，“多处先生把笔勤，春联热闹卖纷纷”，此时，春联作为过年之必需品，其受人们的喜爱之程度可见一斑。

（二）被“消失”的春联

到了1916年的春节，台湾年俗文化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小林里平的文章《去年の正月と今年の正月（同化の大成功？）》，其谈到贴春联之习俗时，其将去年所见与今年所见作了对比，言及去年台湾人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张贴用红纸写的春联或者桃符，而今年却不见更换新的春联。可见，在日本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同化有了短暂的效果。1918年，贴春联的时间亦在台湾悄悄发生了变化，《基隆旧元旦》一文载：“基隆市街于旧元旦日，众细户皆休业一天，而桃符则皆于新历元旦更新。旧除夕前市内卖红联者寥寥无几，且皆消售不尽，可见人心之趋向新历。于旧除夕及元旦，视为一种纪念日而已。又基隆为金钱活泼之地，例年旧正，吹春者最多，今年则惟有外来粤人一阵而已。市内能为是乐者，皆不敢出为鼓吹云。”10此则引文出自《台湾日日新报》，由于官方报纸具有一定的宣传、教化作用，尤其是在日本迫切希望台湾能够与之同化的情况下，其政治与文化控制的目的愈加明显。因此，若“旧除夕前市内卖红联者寥寥无几，且皆消售不尽，可见人心之趋向新历”之语，并不能令人尽信。但，桃符于新历元旦更新一说，应有其实际存在之可能。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即便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可能出现短暂的、部分的“妥协”。至于除夕与农历新年，仅被“视为一种纪念日而已”，此说法恐怕未必符合事实。由1917年12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所载《稻江决议改历》亦可得知，让台湾人在元旦之日更换春联、将农历新年视为纪念日等，是日据时期日本政府长时间的一种愿望。或许这个愿望得到过短暂的、不彻底的实现，但传统的年俗文化终究不是可以轻易被其他外来文化所取代的。

1924年，张丽俊在日记中写道：“旧十二月廿九日 新历二月三日……午后再往，遂归，仍代人书新年联。”11年底书写春联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之要事，此间，若不善书写者便会找人代写春联。因此，常常在张丽俊的日记中看到其年底为人代写春联的情况。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日本所公告的与春联相关的消息，并不符合事实。

（三）继承传统，长存不绝

1932年，2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短文《旧正热闹》，记载这一年的农历新年情况：“罗东街，去古历元旦日，店铺、市场一齐休业，先是二十九日，奠安宫，震安宫诸庙，参谒者相续不绝。翌朝各户，门联更新，游春士女，盛装路上，往来频繁。”12罗东街是1920年至1945年存在的行政区，辖属于台北州罗东郡，今为宜兰县罗东镇。在农历新年，各家商铺暂时歇业，家家户户更换春联，著新衣、盛装打扮，或忙着到寺庙祈福，或四处游玩。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从“翌朝各户，门联更新”一句，亦可以看到春联文化在台湾依然得到传承。

次年，1月27日，《台北古历元旦各户桃符更新》：“台北古历元旦，稻、艋方面，各户桃符更新，新装儿女，嬉游市上，是日虽天侯阴霾，然而市内，暨郊外各寺庙，妇女参谒者依然杂沓。”13大稻埕与艋舺是当时台北发展较好的地区，由此两地可以窥见台湾人忙于过春节的情景。农历新年各家各户都换了新春联，无论天气好坏，各寺庙总是香火不断，春节祈福的传统仍然得以延续。台北如此，其他地区忙着过节、春联更新的情况亦可想而知。同年后一日，《台湾日日新报》记载：“新竹古历元日早朝，爆竹之声及吹春之声，仍频频入耳。且各户春联更新，寺庙参诣之人，络绎不绝。”14新竹与台北相距不远，其农历新年亦热闹非凡，爆竹声与吹春声频繁入耳，家家户户都更新了春联，充满了过年的喜庆之气。

总而言之，过农历新年的传统习俗在台湾几乎从未间断，而除了贴春联、穿新衣之外，逛庙会、上香祈福等活动亦不可或缺，这实际上与台湾的民俗信仰有关。台湾与福建在地理位置上十分临近，仅有一海之隔。由清代开始，部分闽南人渡海至台湾寓居，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又有一部分闽南人来到台湾，因此日据时期的台湾人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寺庙祈福贺新春自古以来便是闽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在台湾至今保留着春节到寺庙上香祈福的传统习俗。

三、春联文化长存不绝之原因

在日据时期，即使春联文化在台湾遭到了日本的抵制，但其仍然以顺应时代趋势的方式，巧妙地保存下来。在同化政策最为严峻的时期，春联文化或以较为隐形的方式在寻常百姓家中，悄然传承；或流传于山村乡下等较难管辖之地；哪怕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贴春联的时间由农历新年变为新历元旦，春联文化也从未消失。究其原因，大抵如下。

其一，根植于华人生命中的传统文化，使得春联文化作为过年的重要象征之一。正如《从春联看台湾人的正月》一文所写：“けふは臺灣人の舊正月てある、內地人の門松と同樣、臺灣人の正月に門口を飾るになくてならぬものは春聯てある、此の春聯は正月前から揮毫して大路て一對五錢、十錢、二十錢などの值て價れるか、今試みにそ書かれその貼られた春聯を通じて本島人並びに之と共通性のある中國人の持つ人生觀を多少解剖して見やう。”15日据时期来台的日本人被称为“内地人”，春联在台湾人心中的地位，就如同门松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一样重要。

其二，日本同化政策之下台湾人的文化抵抗。如同1924年《台南新报》的记者所慨叹的——“岛人有志，自数年来频倡改用阳历藉遵正朔，然新例着设，旧例莫除。”16因农业在台湾社会占用比重大，农事相关事宜与农历使用的关系早已密不可分，以及一年四季复杂繁多的祭祀活动等，都与农历密切相关，此亦构成台湾人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之重要原因。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文化抵抗。

四、总结

日据时期在日本的同化政策下，春联文化在台湾屡屡遭到破坏，尤其是在1909年底废除旧历的政策之下，春联在民间的发展愈发艰难，逐渐由常见化走向隐形化。1927年，日本利用谅暗，试图废除台湾人燃放爆竹与张贴春联等旧习。但是，由于中华传统年俗文化的固着性，当时的日本想要彻底废除春联文化的愿望终究难以实现。纵观日据时期春联文化在台湾的发展史，大抵可以归结如下。

1916年之前，日本对春联文化采以怀柔放任的态度，因此，春联文化大兴。即便是在商业并不景色的时期，一到农历年底春联的贩卖依然十分畅销。有“多处先生把笔勤，春联热闹卖纷纷”之诗句流传。

1916年，小林里平在《去年の正月と今年の正月（同化の大成功？）》一文中，介绍了台湾农历新年的变化。往昔年年更换的春联，在这一年似乎没有了除旧迎新的景象，而标题中“同化の大成功”以问号结尾，让人对于春联文化是否真的就此消失，感到心生怀疑。1917年，日本提议在新历元旦更换春联，并将农历新年视作纪念日。1918年，报纸上更是刊登了农历年底春联滞销、新年元旦春联更新的新闻，此皆为春联文化在台短暂“消失”之情况。

1927年，由于前一年大正天皇逝世，春联再一次被禁止。直至三十年代前后，又见农历新年台湾各处的春联更新。总而言之，即便是日本百般禁止，春联文化在台湾地区依然长存不绝。

1林玉茹：《过新年：从传统到现代台湾节庆生活的交错与嫁接》，《台湾史研究》2014年第21卷第1期，2014年，第1—43页。

2《春联遠慮》，《台湾日日新报》，第9602号，1927年01月23日。

3《台南旧岁末市况》，《台湾日日新报》，第9613号，1927年2月3日。

4同上

5《台湾日日新报》，第9619号，1927年2月9日。

6《阴历岁暮及大寒》，《台湾日日新报》，第2317号，1906年1月24日。

7《旧历岁暮商况》，《台湾日日新报》，第2631号，1907年2月10日。

8《新竹岁市杂观》，《台湾日日新报》，第3838号，1911年1月27日。

9《岁暮竹枝词》，《台湾日日新报》，第3839号，1911年1月28日。

10《基隆旧元旦》，《台湾日日新报》，第6337号，1918年2月14日。

11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年，第144页。

12《 旧正热闹》，《台湾日日新报》，第11434号，1932年2月9日。

13《台北古历元旦各户桃符更新》，《台湾日日新报》，第11784号，1933年1月27日。

14《台湾日日新报》，第11768号，1933年1月28日。

15《从春联看台湾人的正月》，《台湾日日新报》，第9258号，1926年2月13日。

16《古历元旦》，《台南新报》，1924年2月8日，第5版。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末民初闽台地区碑派隶书研究”（项目编号：FJ2024C126）的 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