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时间视阈下薇拉·凯瑟小说的美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以叙述时间为研究对象，以凯瑟小说创作的三个时期为研究范围，来建构凯瑟小说中的绵延、断裂及瞬间的时间特质，进而揭示凯瑟小说中审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在早期草原小说中，凯瑟采用并置的共时性、记忆的统摄性以及共感的多样性，来诠释时间的绵延。在中期危机小说中，凯瑟用断裂的时间观来质询物化时间的暴政，并针对物化时间这一顽疾，开出了乌托邦、审美解放、非同一性的否定的药方。在晚期的宗教小说中，凯瑟用瞬间的时间观来干预庸俗的日常时间，同时反思救赎，以及永恒性的问题。凯瑟用小说艺术诠释了时间的本真存在，不愧为是一位在物质文明中精神美的捍卫者。

关键词：薇拉·凯瑟 叙述时间 绵延 断裂 瞬间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arrated time by examining Willa Cather’s fiction in her three major periods， and intends to construct the temporal attributes of duration， duality and moment in her fiction，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ather’s fiction. In her early prairie novels， simultaneity of juxtapositon， recapitulation of memory and multiplicity of sympathy are employed by Cather to explicate duration. In her middle crisis period， duality is adopted to interpellate the tyranny of reified time， and as for the illness of the imprisoning reified time， Cather prescribes utopia， aesthetic liberation and negative dialectic as a way out. In her late religious novels， moment is utilized to intervene in the mundanity of daily time and meanwhile reflect the questions of redemption and eternity. Cather elucidates and illuminates the authentic existence by her art， and undoubtedly， she is a defender of spiritual beauty in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Willa Cather， narrated time， duration， duality， moment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一生著作颇丰，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了2部诗集，4部短篇小说集，12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杂文和剧评。A. S. 拜厄特（A. S. Byatt）认为，薇拉·凯瑟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第一流的美国女小说家，超过沃顿（Edith Wharton）和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拜厄特 151）凯瑟小说中的时间艺术独具特色，既不同于前期以线性为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客观时间，也有别于同时代以意识流为特色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心理时间。凯瑟小说中的时间观不仅是个体对生命的思考，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审美批判。凯瑟的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小说中的叙述时间（narrated time）呈现出了不同时间性（temporality）的特质及流变。叙述时间不同于以客观世界钟表为测量工具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时间，同时也迥异于以灵魂的永恒性为基准的奥古斯丁的现象学时间，叙述时间是介于两者间的第三种时间，它是个体作为社会存在的日常时间体验，也是个体与周围世界达成的叙述关系，即主体与客观世界达成的孱弱平衡。（Dowling 149）叙述是时间的守护者，通过叙述，时间得以实现与展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叙述时间不仅是对已发生行动进行描述的媒介和场所，更是个体在世生存的一种模式，只有主体在构画时间经验时，才获得个体的生活意义。（Mouzakitis， 349）绵延（duration）、断裂（duality）和瞬间（moment）构成了凯瑟小说创作三个阶段的叙述时间症候，这不仅体现了凯瑟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动态交流与对话，而且也折射、彰显了凯瑟小说艺术的现代主义的时间特质，及审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

一、早期草原小说系列中绵延的时间观：1913-1919

《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和《我的安东妮亚》（1918）被誉为草原三部曲。在草原三部曲中，凯瑟扬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线性逻辑的叙事方式，采用嵌入、回忆、空白、沉默、插叙、补叙等方式，来诠释时间的真谛，即绵延。绵延恢复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矛盾，主张用直觉直抵事物本质，捕捉万物的生生不息及不断的生成。凯瑟认为，写作不要受任何规条的限制，保持真实，带着全部最初的感觉和心情，从开始写作到下笔成文，再到大脑的构思呈现在纸上，在这张纸上，有生动的事物，它们具有气味、声音、颜色和生命，全部生动的事物都在其中，这才是真正的艺术。（Bohlke 417）凯瑟所谓的真正艺术的本质其实是绵延，诚如凯瑟所言：“作家要用柏格森先生的直觉（绵延）来创作，而不是智力”。（Cather 1988： 5）绵延远离抽象的概念，不受数学量化的牢笼，它摒弃了以进步为核心的线性逻辑。绵延是具体可感的，是生活的直接经验，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这样写道：“纯绵延不是别的，而只是种种性质的陆续出现；这些变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化，没有清楚的轮廓，在彼此之间不倾向于发生外在关系，又跟数目丝毫无关，纯绵延只是纯粹的多样性”。（亨利·柏格森2010：77）凯瑟与柏格森心灵契合，并用小说的艺术来诠释时间的绵延。在草原小说系列中，凯瑟主要采用并置的共时性（simultaneity of juxtaposition）、记忆的统摄性（recapitulation of memory）以及共感的多样性（multiplicity of sympathy）三种方式，来捕捉瞬息变换的时间之流——绵延。

并置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合在一个空间，彼此的界限消失，难以辨析，统合成为一个整体。换言之，过去与将来都是活生生的现在，现在的此刻承载着历史，预表着未来，同时，现在也是差异性的不断生成。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认为，并置是凯瑟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凯瑟把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时间放在一起，有时彼此并列，有时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中，从而烘托出卓越的效果”。（Welty 71）并置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有意识地凸显，在貌似支离破碎的勾勒中，形成共时性的聚焦。在《啊，拓荒者》中，凯瑟把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与其他女性人物并置，人物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在共时性的框架中，亚历山德拉史诗般拓荒者的形象被凸显出来。柏格森夫人恪守妇道，忙于家务；奥斯卡的妻子依附丈夫，照顾孩子；罗的妻子爱慕虚荣，无所事事。与这些女性相比，亚历山德拉体格健硕，不畏艰难，勇于开拓，把贫瘠的草原化为肥沃的土地。女性人物间，彼此的对照，彼此交织、对话，实现了在共时性并置框架中众星捧月的多棱镜效果。在《我的安东妮亚》中，凯瑟以安东妮亚的成长经历为主要叙事，同时并置了一系列的小叙事，诸如流浪汉的故事、帕维尔的狼的故事、欧特的爱情故事、莲娜的老班森的故事。以上诸多的小叙事打破了线性时间的序列，取消了过去、现在和将来间的界限，形成了共时性的效果。在凯瑟小说中，不同时代的人与事被直接放置在一起，仿佛时间的差异与空间的距离根本不存在一样。在凯瑟的笔下，现在囊括过去，滚滚向前，生生不息，这就是时间的绵延。《云雀之歌》共有六章组成，在第四章中时间之锚抛向了历史的过去，时间从现在被扭向“古老的民族”（the Ancient People），描写了亚利桑那州几百年前黑豹峡谷悬崖居民的遗迹。在黑豹峡谷中，没有工业文明嘈杂机器的轰鸣声，没有芝加哥大都市的喧嚣，也没有人际间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黑豹峡谷，作为一个异质性的存在，并置于现在的时间框架中，光照着女主人公西娅的前行之路。在并置中，过去被重新发现，焕发了新的生机，现在也被过去召唤，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可见，在凯瑟的笔下，过去、现在与将来是一个有机的连续体，彼此交融，相互敞开，最终统合为共时性的绵延之流。

除了并置的共时性外，记忆是打开绵延之流的另一把钥匙。凯瑟曾说：“我的记忆就是为创作而存在的，我没有构思如何进行人物刻画和情节描述，我只是用我所见所闻来创作”。（Bohlke 40）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发现了凯瑟小说中记忆的奥秘，评价道：“凯瑟放弃了小说要有统一情节和全知角度的设计方案，通过回忆来组织全书，保留了回忆中的时间空白和事件中断，也保留了对时间的超越，对早已逝去的世界的特殊窥探：充满强烈情感的简单意象”。（莫里斯·迪克斯坦 75）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习惯记忆（mechanical memory），它是机械性的、重复性的运动；另一种是物象记忆（image memory），它是真正的记忆，它无法被复制，也无机制可循，指向活生生的人的原初行为。物象记忆忠实地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不忽略任何琐碎的细节，并让每个事物和动作保留着原有的时间印记；物象记忆是一种自发、自由的纯思状态，其特征是想象，呈现为不确定性。（亨利·柏格森2012：250）在凯瑟草原小说系列中，物象记忆是通过园子这一物象来呈现的，这一物象犹如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了时间的绵延。《啊，拓荒者！》中柏格森太太悉心照料着自己的花园；《云雀之歌》中的西娅经常来到阿奇医生的花园，陶醉于其中；《我的安东妮亚》中的果园犹如伊甸园，静谧宜人，枝头硕果累累。首先，园子，作为物象记忆，是母亲向下一代传递生活真谛的方式，母亲们培育花园，目的是把这一生活本领传递下去。其次，园子是记忆展开的场所，是自发、自由的，赋予生活意义。最后，园子是梦想的乌托邦，精神救赎的伊甸，也是人类的避难所。凯瑟曾感慨道：“它们（园子）拯救了我：那些往事，诸如科勒夫妇的庭园那样的往事。它们包含在我的所作所为之中”。（奥布莱恩·莎伦 768）由此可见，记忆统摄了过去，镌刻了时间的绵延，浓缩了物象，转化成生活本身。

共感是人置身于对象之中，与之融为一体，实现了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直接关联，是一种原初的体验。大卫·斯多克（David Stouck）指出，凯瑟的小说总是和特定的人群、事件和地方他者产生强烈的共鸣。（Stouck 36）共感取缔了量化的钟表时间，让真正的时间绵延复归。对于凯瑟而言，绵延是被直接经验所感知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凯瑟的文字充满了显明的色彩，撩拨着人的心弦，唤起人强烈的情感。在她的文字中，人与周围的环境共感，水乳交融，呈现出人与周围环境共存的原初体验，这是身心的绵延，也是时间的绵延。《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妮亚》中的亚历山德拉和安东妮亚完全融入内布拉斯加大草原，成为了草原上的缪斯和地母。在《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是草原上生生不息的拓荒者，她感受着草原上斑斓的色彩，与草原共命运。在《云雀之歌》中，西娅发现，艺术与自然间彼此共鸣，从而体会出艺术共感的多样性。在《我的安东妮亚》中，安东妮亚的生命延伸至大地，成为了大地的母亲。

并置、记忆和共感诠释了时间的真谛，时间不是前后序列的直线前行，而是真切的绵延之流。在绵延中，有着真切的情感，有着原初的经验，有着斑驳的色彩。凯瑟笔下的时间镌刻着如初的记忆，凝练着生活的瞬间，浓缩着生生不息的悸动，体验着多样性的生成。质言之，草原小说系列中的时间已不是物理世界的客观时间，而是主体间彼此交流、对话、流动性的生成，携带着记忆、直觉与体验。

二、中期危机小说系列中断裂的时间观：1920-1926

1922年，凯瑟声称她的“世界一分为二”。（Cather 1988： 42）这一年标志着凯瑟中期危机小说系列拉开了帷幕，《我们的一员》（1922）、《一个迷途的女人》（1923）、《教授的房屋》（1925）、《我的死对头》（1926）四部小说是这一时期代表作。凯瑟早期草原小说中的乐观精神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悲鸣与痛苦。绵延的时间观出现断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主体内在时间与物化时间之间不可协调的矛盾。也就是说，工业社会推崇的物化时间宰杀了主客合一的绵延时间，开始了其牢笼性的统治。物化时间以空间、线性、数字为逻辑，把人用钟表时间量化，计量价值。不幸的是，物化时间成为了人的异己力量，金钱主导着人际关系，人沦为了以金钱、 效率为衡量标准的量化物。针对物化时间，凯瑟曾愤慨道：“坐在汽车里的这一代人懒懒散散，他们讨厌亲自用手去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整天总想着生活在舒适的汽车里，甚至是死在汽车里。他们习惯了买现成的东西，衣服、食物、教育、音乐都在其列，甚至还有快乐”。（Brown 220）面对物化时间的侵蚀，凯瑟用断裂的时间观诘问这一资本主义的病灶，并在危机小说中予以了回应，揭露出物化时间扭曲人的假象，同时，增补主体内在时间，试图救赎人的精神家园。

在《我们的一员》中，主人公克劳德天真浪漫，梦想着成为战争的英雄。事实上，他的行为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也就形成了克劳德主体内在时间与周围物化时间的强烈反差。克劳德沉湎于内在时间的乌托邦想象，无视唯利是图的人际关系和残忍的战争。克劳德乌托邦般的主体内在时间与物化时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断裂，而乌托邦正是克劳德逃离物化时间桎梏的路线。可见，乌托邦的想象是克劳德内在时间的核心，是克劳德活下去的原因和动力，同时也是超越物化时间的逃逸路线。乌托邦是对物化时间的反讽，并与其形成对立。在对立的张力下，质问、批判、克服，并超越物化时间。《一个迷途的女人》被誉为拓荒时代的挽歌，断裂在其中呈现为审美解放的内在时间与物化时间的矛盾。两者间相互对峙、断裂，拓荒时代是美的化身，而工业时代则是丑的代言人。对于凯瑟而言，克服两者间的矛盾便是资本主义的出路，而这一出路在于审美的解放。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尼尔对美有着强烈的渴求，对于尼尔来说，福瑞斯特太太是美的化身。可悲的是，福瑞斯特太太的堕落让美消失殆尽。凯瑟在1924年痛苦地写道：“在这一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们都一股脑地忙于算计，苦苦钻营，在这个时代中，人往往是无法造就美的境界的”。（朱炯强189）《一个迷途的女人》不仅是对审美迷途慨叹，更是对审美解放的召唤。审美解放能唤醒新感性，弥合断裂，释放物化的人。这样，人才能在迷途中复归，被医治，最终求得解放。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在评论《教授的房屋》时说道：“她强硬地把小说一分为二，汤姆·奥兰特西南部探险故事突兀地插入到彼得教授的叙事中，这是一个技术、策略性的错误，诚然毁了这本书”。（Kazin 15-23）表面上看，奥兰特的故事与彼得教授的故事在小说中并列，但其实质是，彼得教授主体内在时间与物化时间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断裂。这一断裂表现为，彼得教授对物化时间的逃离，他不愿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新房子里，反而封闭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陶醉在历史的过去中。奥兰特的西南部蓝方山的经历如同老房子，为教授提供了精神的庇护所。蓝方山和老房子，犹如异质性的存在，与物化时间形成对照，并用非同一性的否定性逻辑，来鞭挞物化时间的齐平化和庸俗化。教授的房子令人窒息，但是，奥兰特和蓝方山犹如一扇窗，把清新的空气吹入房屋。这股清新的空气，其实是异质性的时间，也是非同一性对物化同一性的对抗，甚至是否定。《我的死对头》中，女主人公麦拉·韩肖苦苦挣扎与诘问，但最终无果而终，正如莎伦·奥布莱恩（Sharon O’Brien）所言：“一生中一半的时间在苦苦追问，而另一半时间却竭力摆脱”。（O’Brien 42）韩肖生活在断裂的矛盾中：她聚拢朋友，又疏离朋友；她崇尚艺术，但又追名逐利；她既慷慨大度，又吝啬市侩。韩肖是个断裂的矛盾体，她无法安放自我——主体内在时间，而又不得不在物化时间的绞杀下，精神分裂，无疾而终。韩肖用死亡来抗争物化时间，她的死是对物化时间的奋力一击，也是对物化时间的彻底否定。

内在时间与物化时间的断裂是凯瑟中期危机小说关注的话题。针对物化时间，凯瑟竭尽全力地予以批判与否定。同时，她也反思着逃离物化时间的出路，绘制了逃逸的路线——既有《我们的一员》中的乌托邦精神，也有《一个迷途的女人》中的审美解放；既有《教授的房屋》中非同一性的否定逻辑，也有《我的死对头》中死亡的驱力。总而言之，凯瑟用其小说艺术的魅力，试图拯救被物化弥漫的工业社会。

三、晚期宗教小说系列中瞬间的时间观：1927-1932

在创作生涯的晚期，凯瑟仍然思考着时间的问题，但更多是永恒性的问题。这一时期，凯瑟写出了两部代表作，分别为《大主教之死》（1927）和《岩石上的阴影》（1931）。晚期，凯瑟仍然追问，世界一分为二后，人们应该如何继续活下去。此时，凯瑟已经逃遁到宗教中，寻找慰藉与答案。在宗教中，她发现，瞬间承载着超验的力量，有着救赎性的感召，“瞬间是奇迹般的时刻，因为它摒弃了自然法则的局限，克服了空间的桎梏”。（Dibattista 1081）晚期两部小说中的事件是由一系列共时性的瞬间贯穿而成，诚如约翰·墨菲（John Murphy）分析凯瑟写作风格时，说道：“瞬间印象，丰富色彩和零碎描摹，如同画布上即逝的瞬间，相互叠加，共同表现主体的印象”。（Murphy 231-37）瞬间具有三种特质：第一，异质性，瞬间的异质性与物化时间对立，与之形成对位、补充的动态关系；第二，救赎性，瞬间让滚滚向前的物化时间有了停顿的可能性，因而物化时间有了转向救赎的可能，由此可见，瞬间是开始、诞生，是从绵延处断裂、中止和停顿；第三，永恒性，瞬间凝缩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或者说，瞬间是永恒性上帝的临在。瞬间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画面感，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凯瑟写道：“当一位作家经历强烈的启发瞬间时，实际上，她在无意识地创造一个画面。作家自然会用三维，而不是二维的角度来描述这一场景瞬间。任何小说，如果缺乏这样的瞬间，那么只能说明该作家情感匮乏，想象力贫瘠”。（Cather 1988：79）瞬间，作为主导的时间模式，贯穿于《大主教之死》和《岩石上的阴影》两部小说中。

在《大主教之死》中，常常出现救赎性的瞬间，这一瞬间是人与神的相遇，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人通过自然，参透永恒，凝视弥赛亚永恒的光芒；其二是弥赛亚自我的启示，是神走向人的运动。当兰塔主教目睹平顶山时，他被大自然的雄奇震慑，慨叹道：“高大的平顶山在红色沙海中拔地而起，像一座座巨型的哥特式主教教堂……似乎造物主搜集好了创世所需的一切材料”。（薇拉·凯瑟69）这一瞬间启发了兰塔，让他从局限性中走出来，思索、凝视、走向永恒。神与人相遇的瞬间让人在永恒中活过来，这样的瞬间也在兰塔主教传教路上不断的出现、临在。兰塔主教被永恒所感召，他放弃了法国优越的生活，在异教之邦播撒爱，活出了具有永恒价值的生命。小说中存在着诸多异质性、救赎性的瞬间，诸如古印第安居民天人合一的复魅瞬间、主教食用正宗法式洋葱汤的历史瞬间，以及兰塔主教面对死亡的超验瞬间。这些瞬间与物化时间保持着批评与审美距离，从而实现了对物化时间的超验与救赎。《岩石上的阴影》由许多日常生活的瞬间组合而成，这些瞬间为魁北克边疆生活增添了靓丽的色彩，让这个边疆小镇焕发了勃勃的生机。小说中没有固定的情节，人物接续出现，并呈现出散点状的日常生活瞬间，包括奥克莱尔药剂师的生活片段、火炉工朱尔斯在烘培店劳作的瞬间、伯爵在加拿大做总督的岁月等。以上瞬间都是爱的瞬间，爱连接着魁北克小镇不同阶层的人们，同时给小镇平淡无奇的生活带来了温暖。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这样说道：“瞬间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拯救，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单调无奇之中，瞬间才有大显身手的地方和舞台”。（Lefebvre 20）《岩石上的阴影》围绕以教堂和宗教仪式的瞬间展开，当老主教敲响早晨的第一声钟后，顷刻间，一切都涌动起来，魁北克小镇开始忙碌起来，生命活力复燃，任凭风吹雨打，岩石和岩石上的生活都不曾改变。瞬间让日复一日的生活折射出艺术的光辉，在对瞬间的凝望中，时间被重新认识，未来被重新架构，时间的生命体验得以复魅。

瞬间从物化时间中内爆而出，是对以进步为标尺的线性逻辑的否定，释放出解放的功能。瞬间统摄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了超验性。在《大主教之死》和《岩石上的阴影》中，瞬间被赋予了宗教的救赎性，这一救赎让人能体会到大自然的复魅、日常生活的超验，以及圣爱的流溢。

四、凯瑟小说中时间的现代主义症候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现代主义倾向于时间革命，是一种深度时间模式，同时又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6）毫无疑问，时间成为了现代主义的显明特征，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用意识流和碎片化触摸着时间之弦，威廉姆·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用精神分裂般的叙事在时间之流上徘徊，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则用回忆的方式挽救逝去的光阴。时间的客观性在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冲击下，变得体无完肤，模糊难辨。相对于以上现代主义作家而言，凯瑟却用客观、冷峻的描写，而非主观心理时间的方式，来打捞时间的碎片，钩沉逝去的岁月。从某种意义上，凯瑟独辟蹊径，用独具特色的视野来诠释时间的真谛，开辟了另类时间的现代主义。凯瑟小说中的绵延、断裂、瞬间的时间观拷问了启蒙现代性进步、理性、线性的时间逻辑，并针对物化时间，绘制了解域、逃逸的路线。绵延主张主客合一，用直觉把握存在，直抵事物内部，从而领悟时间的创造性生成。断裂是对以物化时间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的直接诘问与控告，同时，凯瑟也反思了逃离断裂的路线，为挣扎中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希望。瞬间是对线性的物化时间的直接干涉，是救赎性时刻的降临。对于凯瑟而言，瞬间不仅是弥赛亚的临在，而且也是圣爱的彰显。瞬间凝缩着永恒，体味瞬间的意义，就是沐浴在永恒中，不受物化的干扰。由此可见，凯瑟小说中的时间观具有革新性，她用并置、记忆、共感谱写绵延之流，用断裂来揭露物化时间对人性的桎梏，用瞬间来拯救堕落的线性时间。凯瑟不愧为“把缪斯带入自己国家的第一个人”。（Cather 1994：256）除此之外，凯瑟小说中经常出现叙事空白、沉默、“未言明之事”（the unnamable）、“套娃式”（Russian Doll frame）的故事叠加等艺术手法，这些艺术手法可与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和福克纳的“非可靠性叙事”（unreliable narrator）相媲美。

审美现代性“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地位”。（刘小枫307）在《不带家具的小说》中，凯瑟主张用情感和感性主导艺术创作，她写道：“当大仲马说，人只需一种情感和四面墙即可演一出戏剧，他确实道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则”。（Cather 1988：43）凯瑟小说中潜藏着强烈的情感张力，时而真诚、细腻，时而强烈、澎湃，时而肃穆、庄严。早期草原小说情感细腻，犹如涓涓细流，饱蘸着对草原的爱与眷恋；中期危机小说感性张力汹涌澎湃，夹带着形而上的质问与对希望的渴慕；晚期宗教小说情愫冷峻玄妙，万物各得其所。在小说的时间中，凯瑟融入了情感，甚至是激情，诚如泼德莱尔所说，每一种美的特殊成分来自激情，而由于我们有我们特殊的激情，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美。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广袤无垠，瞬息万变，五彩缤纷。美国西南部的蓝方山庄严肃穆、深邃悠远、令人神往。加拿大魁北克的小镇温馨惬意，平和静谧，圣爱普照。凯瑟小说中的感性为启蒙现代性提供了对位的思考空间，同时也是对启蒙理性千篇一律逻辑的反照与批判。周宪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中指出，审美现代性犹如一个爱发牢骚、挑剔的人，对各种黑暗的现实、不公的现象愤愤不平，同时，它又像一位牧师和精神分析家，关照着病态社会中的不同的个体，试图开出药方，提供慰藉、医治。（周宪71）凯瑟，犹如一位精神分析师，剖析着启蒙现代性的病灶，试图用深度时间的感性来医治这个病态的社会。凯瑟，又像一位牧师，传递着爱的救赎，释放着被物化时间围困的灵魂。可见，凯瑟并不是批评家眼中的“挽歌作家”（elegist）和“逃避主义者”（escapist），而是积极地介入当下，反思社会问题，诘问启蒙现代性。凯瑟的小说体现了为“感性正名”的审美现代性特质，这一特质与时间息息相关，隐藏在时间的背后，流淌在波澜不惊的字里行间。

结语

凯瑟用生命的体验书写了一部部佳作，生动地诠释了时间的存在之维。早期草原小说中，绵延是直觉的冲动，它无拘无束、生生不息，统合了主观和客观，是活生生的不断生成。中期危机小说中，断裂是对物化时间的彻底否定，它难以弥合、拒绝招安，彰显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锋芒，同时也流露出作者自我的挣扎与反思，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晚期宗教小说中，瞬间是对物化时间线性序列的干涉，它焕发神韵，熠熠生辉，在日常庸俗的生活中，瞬间的闪现犹如弥赛亚的救赎之光，孕育着生命，恩泽着心灵。总而言之，凯瑟小说的时间观可谓独树一帜，极具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性。凯瑟在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时代，不遗余力地捍卫着美，在时间的河流中钩沉美好，在历史中发现本真，凯瑟不愧为是一位物质文明进程中精神美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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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凯瑟：《大主教之死》，周玉军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Cather， Willa. 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Trans. Zhou Yuju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Press， 2011.]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Zhou， Xian. A Critique on Aesthetic Moderni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71. ]

朱炯强：《论薇拉·凯瑟及其创作》，《花间掠影》。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 [Zhou， Jiongqiang. “Willa Cather and Her Creation.” The Moment in Flowers.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2006.]

作者简介：杨林，博士，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陈晏，硕士研究生，岭南大学，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与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