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异化

范萌萌（2001.7—），女，汉族，江苏省宿迁市人，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摘  要：人工智能的异化现象作为技术哲学与伦理学的焦点议题，揭示了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体系间的潜在冲突。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下，人类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弱化、主体意识的降低以及价值取向的扭曲等异化表现，分析其内在逻辑与外在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协同发展的策略建议，以实现科技向善的愿景。

关键词：人工智能；异化；主体性

一、人工智能异化的涵义及表现

1、人工智能异化的涵义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了人工智能（简称AI）概念：“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志是计算技术，传感器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蓝牙技术、移动互联技术、应用软件开发技术、数字音像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光信息通讯技术、新材料技术、离散数据库集成技术等是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构成。” [1]

技术的发展似乎总是会导致异化，在工业时代，生产机器的出现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在数字化的时代，对数据的占有也预示着新的阶级的产生。人工智能比人类更强大的运算和存储能力，让人类在面对它的时候变得胆战心惊，霍金提出的“人工智能威胁论”也提醒人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剥夺人类的主体性，人们把自己的自由寄托在智能的电子产品上，网络的普及让人们摆脱了时空的束缚，但人也开始出现了“信息茧房”等不自由现象，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强调，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的价值理性和主体性的缺失。不难看出，人工智能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消极的异化，并且这种异化的克服迫在眉睫。

既然“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会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新的不同形式地异化” [2]那么如何保证技术的发展始终以人为目的，而不致使作为客体的人工智能替代人的主体地位？

2、人工智能异化的表现

（1）人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弱化

人类主体性的异化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最是明显。马克思曾经评价，现在的世界，人类的主体性其实是“借助外力的基础上拥有的独立性”，人类成为了“被外力操纵”的人，受到客观对象的规定和制约，人类开始了全面异化。[3]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潜在的风险领域，即趋向于形成“单向度社会”的格局，其中多样性思维与批判精神可能遭受侵蚀，导致社会仅展现出单一的、被肯定的面向，而创新与质疑的能力逐渐式微。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的情感表达与内在需求亦可能遭遇技术力量的微妙压制，使人们在不知不觉间陷入智能技术构建的便捷舒适圈中。

现代社会中，个体往往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高效与便利，但这种享受背后，隐藏着对智能设备的过度依赖与盲目服从的风险。人们可能在不经意间将生活的控制权交给了这些智能机械，从依赖转变为受其引导乃至影响决策，最终面临成为技术附属品的危机。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人类自主性的一种潜在威胁，提醒我们必须警惕并反思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 [4]假使人类仍然任由人工智能控制和驱使，而不去反思或是批判当前智能社会存在的异化，则有极大可能导致人类异化范围的扩大，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2）社会交往的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剧了人类本质属性的异化现象，进而触发了主体性的危机。其一，多样化的人工智能产品日益渗透并部分取代了人类的功能，更深入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然而，这些技术产物虽然功能强大，却终究无法完全等同于人类，其缺乏人类独有的精神内核。这种差异导致人类在面对智能技术时，精神层面的困惑与不安日益加剧，甚至可能感受到尊严的某种程度上的削弱。其二，智能技术中的个性化算法为现代生活带来了显著便利。随着生产力的飞跃，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在这些算法的支持下，系统能够迅速捕捉并响应每个用户的独特需求，实现高度个性化的服务体验。这一过程极大地简化了决策流程，节省了人们的时间与精力，为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捷。然而，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技术虽强，但保持人类自身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个性化算法却又使人类产生了“信息固化”，从而导致人类思维认知的单一和片面。此外，个性化算法在不断吞噬人的尊严。当前社会，基因编码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通讯大数据在对抗疫情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人们的个人信息也被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旦个人信息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就意味着给不法分子留有可乘之机。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的隐私将会被公之于众，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将会在智能机器前被一点点地抹去。

（3）认知危机以及价值取向的扭曲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过，“我们的政治、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了娱乐的奴隶，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5]当我们谈到人的主体性的“异化”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人”客体的智能技术自身的“异化”现象。而人工智能的异化，实际上与主体的异化有着共同之处，即两者的异化，最终的受害者都是人。事实上，哲学家们并不是只站在“反技术”的角度批判智能技术，而是基于理性批判的立场来反思人工智能与人的问题，为人类思想的匮乏和道德的堕落担忧。他们深知，技术的进步本身是中性的，其影响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与引导。人工智能的异化，根源在于人类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不当使用以及对技术伦理边界的模糊认知。这种异化不仅削弱了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面对复杂决策时倾向于依赖算法而非自我判断，还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其中可能隐藏着对隐私、公平、正义等价值的侵蚀。

哲学家们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以类人机器人Sophia为例，它有与人无差的样貌，人脸识别功能，能够与人类无障碍交流，甚至可以进行娱乐活动。更有甚者，沙特为其赋予了公民身份，这在社会引起了众多讨论。这不仅是对人工智能认同问题的突破，也是对传统的人伦观念等提出了挑战。

二、人工智能异化的原因

1、客体因素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具有特殊性。人工智能的工作是以人的劳动方式为基础的，对人的劳动方式进行学习模仿，从而达到其替代现实的人职业的目的。其技术生成的特殊性体现在其劳动形式与人的劳动具有相似性。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进行学习和模仿，并对现实的人的职业进行了替代，这种行为造成了人类对于人类社会劳动控制权的丧失，人的劳动主体地位受到了威胁。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具有复杂性、不可预知性。人工智能技术是复杂深刻的技术，其所涉及到的各类风险，人类目前并没有办法充分预见和避免。尽管理论上智能技术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实践行为的产物，但其实际上有着自己的“逻辑”，随着它被广泛运用，不可避免地会给人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通过主体对技术的各种运用，这些不能被预见和避免的风险就会逐渐显现出来。而主体有限的认知与改造能力，对技术不科学的使用，是技术风险产生和主体异化的重要原因。例如，假如脑机接口技术投入使用，通过将智能设备植入大脑，来调节人的情绪，这可能会帮助抑郁症患者改善情绪，但主体会失去自我的真实反映和表达，变得不再是自己。[6]

2、主体因素

而人的价值理性的不断缺失，主要体现在对科技的迷信和盲目崇拜。技术理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手段，而不是人本身及其行为。技术存在的意义是体现人的价值，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更应该是人类突显自身价值的方式，如若不然，将造成技术理性霸权，从而消解人存在的意义。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与开发人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甚至产生偏差。智能技术是由人进行研究和创造的，其应用与发展的方向正体现了人的价值方向。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其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其研发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也越来越多，包括设计主体、研发主体、管理主体、投资主体等。单一主体面对着多种价值观念的冲击，不同主体间的价值观念则又有不同，多重因素下，并不能保证接收到正确观念。

3、主客体关系

主体客体密切相关，对立统一、互为前提且相互制约。其中，主体居于主导地位，是实践行为的承担者。客体也并非只是纯粹的接受者，对主体毫无作用。恰恰相反，客体不但能够对主体产生影响，还对主体的实践行为有着制约作用，能够对主体进行改造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确定主体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即主体客体化。然而，这种矛盾的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绝不是完全顺利的。尽管普遍认为，这种发展的总趋势是呈螺旋上升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将无可避免地出现曲折，甚至出现逆向发展的现象。同时，随着客体主体化的程度加深，客体逐渐强大，对主体的反作用力也会逐渐增强，从而导致主体失控，使主体的发展受到阻碍，产生退化。而人工智能，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所具备的人的本质力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日益增强。所以，人类的“异化”是人类和人工智能这对主体客体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假使人工智能发展到拥有所有主体特征的程度，人类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人工智能：承认它与人类具有相同的主体地位？作为新主体，是否会威胁到人的主体地位？抑或是，相较人这个主体，它只该居于客体地位？

三、人工智能异化的消解

1、突出人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 [7]

首先，在面临由人工智能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时，要确保人永远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主体，而人工智能始终只能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辅助工具。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必须强化人在其中的主体意识，把握人类命运的主导权。其次，不仅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与部署，而且要借助多种势力来遏制其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僭越。例如在生产、政治、意识等层面构建合理的规则和渗透，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进行整体协调。最重要的一点，即人对于人工智能的控制力需要远超于其本身的发展速度，如此这般它才能为人类所掌控。最后，把人是人工智能服务对象的发展理念落实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智能生产和生活为推动人类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让智能化的生活环境变成人类发挥主体作用和价值的舞台，督促人工智能实现其真正的发展目标，也就是切实维护、发展人的生活，推动人的发展。

2、强化数字资本治理及监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持续性，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会导致异化的产生，阻碍人的发展。数字资本是智能技术与资本深度结合的资本新形式。数字资本通常掌握着“一般数据”，例如谷歌、亚马逊公司，他们可以详细地分析市场的需求和导向，为需要投资和生产的资本提供咨询服务。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目前只有寥寥几项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其立法进程和法律效力都无法与其发展速度相适应。法律上的缺失，一方面使得智能技术的发展仅仅受到了道德上的约束而不具有强制性，其本质上是由于缺少有效的约束而使 人工智能的发展形同“裸奔”；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上的缺失，使得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难以明晰，从而制约了其规范化和精准化的发展。

同时，在人工智能的各个环节要实施多方治理和监督，力促相关法律和监督双管齐下。对此应当建立和健全公开且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在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应用两方面重点监管，对人工智能的算法设计、产品的开发和成果的应用等进行全过程的监管。[8]人工智能相关监管需要加强力度，把人工智能的监督转化为全体社会的责任，确保人工智能在促进人的发展这条道路上。

四、总结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昭示着理智主义主宰人类主体生命的开始，主体性原本开放的结构异化为刻板封闭的模式，抛弃向社会和他人开放，也就丧失了主体性的构成条件，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塑造的新主客关系正是对人类已有结构的剥削式利用。[9]现代社会中，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无可避免，人类无法逆转也不必阻拦，面对智能技术异化，我们无需过分担忧或是自信。一方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开发人的智慧，研发更加完善的智能技术，促进发展，推动解放，增强人类主体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智能技术滥用，以及其相关伦理问题。马尔库塞提到：“提防一切技术拜物教的警告……技术作为工具的领域，既可以加快人的衰弱，又可以增长人的力量。在现阶段，人们对他自己的机械装置或许比以前更加软弱无力。”

现代人类社会，人工智能使人无需像过去耗费过多时间在机械劳动上，有更多时间追求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人工智能给予的机遇。人类的解放仍然任重道远，而人工智能将在其中要成为人类重要的“助推器”。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与谨慎的态度。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如隐私泄露、算法偏见、就业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监管机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合理应用。我们还需要加强公众教育与科普工作，提升全民的科技素养与伦理意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

参考文献

[1]余乃忠.积极的“异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J].南京社会科学，2018（5）．

[2]陈文捷，解彩霞.人工智能对人主体性影响的思考[J].学术论坛，2019，42（03）

[3]董晋骞.异化实践论与异化劳动论的两次哲学翻转—马克思异化思想新探[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9（1）.

[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顾心怡，陈少峰.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1（0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王春晖.构建公开透明人工智能全过程监管体系[N].检察日报，2018（003）.

[9]刘哲.人工智能时代身体异化的隐忧——从现象学角度反思人与智能机器人的交互关系[J].外国哲学，20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