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7年宣传画中“和平鸽”形象分析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术创作深受国家政策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功能。宣传画在这一时期（尤其是 1949-1966 年）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之一，承担了为国家服务的历史使命。毛泽东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求引领着文艺创作。在这一语境下，宣传画中的“和平鸽”形象，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寓意与宣教功能。

一、“和平鸽”的起源与象征意义

在新中国十七年宣传画中，“和平鸽”通常被描绘为一只洁白的鸽子，口衔橄榄枝，展翅翱翔于天空。这一形象源自西方文化中鸽子衔橄榄枝象征和平的传统，尤其是毕加索于 1949 年为世界和平大会所创作的作品《和平鸽》，白鸽这一动物形象被重新编码为和平的象征，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视觉符号。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鸽”作为和平的符号在我国被大量使用并迅速流行，直至今日，大众在接受到鸽子形象时依旧将其与“和平”的含义相链接。在新中国十七年宣传画中，“和平鸽”形象所传达的直接含义是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期望，更是新中国整个国家民族对世界和平的诉说和宣告。如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0 年，全国各地开展了“和平签名运动”，呼应世界民主阵营反对侵略战争的号召，宣传画家邓澍创作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1950）生动描绘了农村群众踊跃签名支持和平宣言的场景，画面无论是从村干部到妇女、儿童等人物形象的汇聚一堂，还是天空翱翔的白鸽与飘扬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氛围烘托，皆呈现出着和平的寓意。该作品通过丰收景象隐喻和平带来的美好生活，并使用白鸽这一符号强调了“和平”的主题。由此可见，“和平鸽”在此画面中的的所指非常明确：它是和平的代名词，代表了人民对平稳安定生活的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鸽”形象极少单独出现，往往与其他意象共同构成画面的象征体系。在宣传画的构图中，和平鸽常与儿童、鲜花、红旗、地球等元素搭配，以加强和平寓意的丰富性。如在 1950 年代初的保卫和平主题中，艺术家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母题组合：天真烂漫的儿童手捧或放飞白鸽、鲜花烂漫、天空中群鸽飞舞。这种构图在方菁《和平鸽》一作（1954）中得到新颖演绎：画面中孩子用手比出鸽子的剪影，巧妙地将童真想象与和平象征结合。尽管有评论认为该创意“失去了鸽子的洁白可爱的造型”，但此举表明艺术家试图探索更具趣味性的表现手法，将和平鸽这一符号融入儿童游戏的情景中，从而拉近与观众尤其是少年受众的距离。又如，彦涵的《我们衷心热爱和平》一图里（1954）塑造了一位质朴的农村女性形象：她面容坚毅，右手抚胸、左手紧握拳头，身姿微微后仰，显出庄严自信的态势。她身后天空中翱翔的白鸽，同样传递着自信与力量感。由此可见，艺术家在创作时甚至赋予鸽子以人的品格，使其象征的“和平”不再柔弱抽象，而是充满力量和自信。这种拟人化的象征手法，丰富了和平鸽的内涵：和平不只是温和宁静，更包含正义与力量。这种视觉特征上的变化，正反映出新中国对“和平”的理解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即“胜利的和平”“有保障的和平”，而非软弱妥协的和平。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多采用写实或高度装饰性的手法刻画鸽子，使其形象既真实亲切，又带有理想化的纯洁光辉。一方面，“和平鸽”形象的视觉特征为白色鸽子及其衍生的组合符号；另一方面，其所表述的“和平与幸福”则是通过与儿童、花朵、红旗等符号的组合的方式进行诠释。

二、“和平鸽”在大众中的传播与接受

“和平鸽”在新中国十七年宣传画中的作用，离不开对当时大众接受情况的讨论。一种符号只有被目标受众理解并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宣传功能。从符号学角度说，符号的意义在于其被解读；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受众的诠释活动参与了意义建构。“和平鸽”形象在新中国的传播，既有被准确理解的时候，也伴随着某些程度的误读和再创造。大众对“和平鸽”的认知历程：在 1949 年前，中国民众对鸽子的文化联想主要限于传统意象（如传书、报喜、比翼等），“鸽子=和平”的观念并不为人所熟知。当西方的和平鸽符号被引入后，民众需要一个接受过程，而宣传画在此间的作用功不可没。例如，通过报刊文章解释和平鸽的由来及象征意义，通过宣传画直接将鸽子与“和平”文字挂钩（如在含有“和平鸽”的画面上写明“我们要和平”口号），使人们迅速建立起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1950 年代的媒体时常科普圣经中诺亚方舟放飞鸽子寻得橄榄枝的故事，以及毕加索和平鸽的创作背景，以增强符号的说服力。和平运动时期，“和平鸽”几乎妇孺皆知，人们看到白色鸽子这一形象时，多直接将其等同于“和平”，忽视了其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所表现的吉祥寓意。这一认知上的转变，体现了符号意义的历史性断层与重构——传统的“鸽子”意象在共时平面（是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对语言系统或任何符号系统进行静态分析的研究视角。）上被新的“和平鸽”意象所取代，而新的图像内蕴生长于特定历史时点的文化生产，又预示了此后一个时期的社会记忆。和平鸽符号之所以能深入人心，还在于它激发了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再创造热情。正如前文所述，1950 年代初各地涌现出丰富多样的和平鸽民间工艺品：窗花剪纸、刺绣手帕、年画年历等。有些是官方组织制作，诸如：和平宣传队下乡时向农民发放印有和平鸽的窗花、贴画；也有民间艺人自发创作的鸽子图样，以迎合市场需求。更有甚者，一些私人照相馆利用和平鸽海报的流行，翻拍制作黑白照片版本出售，满足了基层群众对这一图像的需求。这种现象说明，和平鸽已超出官方严格控制的出版系统，在非正式渠道传播开来。大众对符号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伴随着对其意义的再阐释：当一位母亲剪出一对交颈鸽子的窗花贴在其孩子婚房的窗户上时，和平鸽此刻兼具了“和睦、美满”的寓意；当小朋友把纸鸽扎在线绳上放飞时，它又成为童趣游戏的道具。这些全新的符号含义都并未背离和平鸽积极美好的主旨，反而赋予其更生活化的色彩。皮尔斯指出，符号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受众的参与使其产生“能指与所指”的延异和增殖。和平鸽符号在十七年宣传画创作实践中被充分使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官方赋予它政治象征，人民又赋予它情感与生活意义，层层叠加使之成为一个立体而深刻的文化符号。

三、和平鸽在新中国宣传画中的意义与价值

“和平鸽”在 1949–1966 年的中国宣传画中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图像之旅：它从西方传入，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宣传，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深入人心，最终成为新中国美术的经典母题和全国人民熟识的视觉符号。从潘诺夫斯基的三重分析框架的角度下，揭示了“和平鸽”图像的不同层面的含义：表层上，它是白鸽这一简单意象；中层上，它象征和平、友谊、美好未来；深层上，则承载着新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寓意和价值观。在新中国，它成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宣言，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相对立，具有服务政治动员和外交宣传的实用功利性。新中国 17 年宣传画中“和平鸽”形象以图像形式记录和参与了新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它的演变轨迹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在视觉文化领域的建构逻辑。从视觉识别到文化象征，再到历史诠释，这一符号承载的意义不断被丰富和调整，最终沉淀为新中国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对于新中国而言，“和平鸽”已超越了动物的本体属性，成为了一种具备特殊观念的图像化象征，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符号。由此可见，视觉符号在国家叙事和大众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理解这些符号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美术与政治、文化的紧密关联，以及艺术作品如何在时代进程中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 年），宣传画中的“和平鸽”形象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视觉符号。这一符号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经毕加索 1949 年《和平鸽》作品的传播，被重新编码为和平的象征，并通过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服务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功能”。在宣传画中，“和平鸽”常与儿童、红旗、地球等意象结合，既强调和平的普世价值，又通过拟人化手法赋予其“胜利的和平”内涵，体现新中国对和平的自信与力量感；其传播过程融合官方宣传与民间接受：通过报刊科普、口号标语强化符号认知，同时民间工艺品（剪纸、刺绣等）的再创造赋予其生活化寓意。从符号学视角上看，“和平鸽”经历了传统意象的重构，成为连接政治动员与大众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无产阶级和平宣言的政治使命，又沉淀为集体记忆中的经典母题。这一图像实践揭示了视觉符号在国家叙事与社会文化中的双重建构逻辑。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22D1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维伟（1998-），男，汉族，安徽合肥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近现代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