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
王钰硕
洛阳师范学院
摘要:跨文化交流包含了来自完全不同文化概念和象征系统的人之间的互动,这种差异足以导致整个交流活动的改变。“文化折扣”便在此前提下得以酝酿,意指根植于一种文化的特定文化产品。由于国内观众的常识和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因此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由于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价值观、历史、社会制度等不同,这种吸引力可能不复存在。
关键词:中国文化;跨文化交流;文化折扣;文化环境
一、“文化折扣”的基本定义与原因
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指在国际文化贸易中,会因为其蕴含的文化因素不被其他民族的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减损的现象。
首先,语言是文化产品对外传播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导致文化折扣产生的关键因素。在语言、文字类产品中,语言几乎就是产品的全部。即使是影视等图声并茂、传播方式现代的当代文化产品,语言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视。
其次,文化背景与审美习惯是产生文化折扣的原因之一。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触和消费,总是以长期习得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背景为前提和出发点。与自己的观念、文化背景等不协调、不一致的产品,受众就会漠视和抵制。同时,文化背景还促使受众养成特定的审美偏好和审美预期,符合预期的就能引发兴趣,否则就很难被接受或理解。
此外,历史传统也能导致文化折扣的产生。一般而言,一种文化的历史传统越悠久,解读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也就越大,文化折扣也就越明显。
二、中新文化交流中“文化折扣”产生的原因
(一)政治局势复杂影响
新加坡在外交上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大国平衡”则是指处于大国交往夹缝中的小国,以中立的态度协调大国之间的矛盾,不站队、不与任何一国交恶,以此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新加坡能成为东南亚独一的发达国家,与其运用“大国平衡”战略在国际交往中谋取利益密不可分。在军事方面,新加坡选择追随美国以保障自身安全。经济方面,新加坡则将中国视为主要合作方。此外,新加坡政府对内则着重于构建“新加坡身份”,力图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策略都为中新之间的文化互动制造了阻碍。
(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
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使两国民众在文化积淀、认知参照上逐渐产生隔阂。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冷战”格局背景下,中新两国由于分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阵营,双方间交往一度中断,并且分别走入相异的发展路径。两国民众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且双方之间缺乏互动。在中新两国建交以后的跨文化互动中,双方认知主体基于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拥有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参照不同,“文化折扣”便生成了。
(三)交流主体较为单一
“一个国家首先要经济繁荣,然后才可能有民主。”李光耀这么认为。新加坡在这种治理理念下形成了受儒家政治思想影响的家长制政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影响着其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文化艺术领域,由于政府占据主导地位,造成了中国与新加坡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交流主体偏向单一的局面。长期以来,官方组织是中新文艺互动的主要形式。相比之下,中新之间民间文艺互动较为零散。
三、突破中新文化交流中“文化折扣”的对策建议
(一)提升政治互信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若想更有效地促进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文化“交通”,提升双方政治互信是重要的前提条件。提升中新政治互信水平,为双方文化“交通”铺路,是一项长远的工作,需要从多个方面逐步推进。首先要与邻国妥当处理好外交事宜,避免双边矛盾复杂化。其次,不仅要继续深化经济合作关系,也要加强文艺交流。最后,适应世界发展大趋向,提升区域开放联动水平。
(二)重视儒家文化圈同源性
“儒家文化圈”是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曾以儒家文化维系基础社会,至今仍保留着其主要或部分内容的地域统称。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在历史、民族、风俗等方面各有不同,但由于其同受儒学思想浸润,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些共通的要素。在政治上,奉行仁政观念,推行惠民政策,以此维护政权稳定。同时通过举贤任能提升政府运行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在经济上,一方面重视民生,顺应农时,促进社会经济有序发展。另一方面,注重自然资源的再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主张维护地力,避免竭泽而渔。在文化上,将精神道德放在重要的位置,敦促统治者提升自身修养以实现政治理想;注重对历史的整理编纂,把历史当做传承文化,培育家国意识的重要手段。这些共通的价值观念所培养的集体意识、爱国精神、自强自立传统等精神遗产,为儒家文化圈内的各国在困厄中化险为夷提供了浑厚而强大的支撑力量。中国与新加坡均属于儒家文化圈,加强两国之间共有的文化认同,应当重视两国在儒家文化圈内的文化同源性,使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回馈当下,从而提升中新两国在跨文化对话中的解码能力。
(三)丰富文化交流主体
一是对非政府组织的适当激励。当前具有促进中新文化交流功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且这些组织大多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民间力量的缺乏不利于建立中国对新加坡文化艺术交流中公信力的建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盲点。应从立法方面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法律保障,同时鼓励其独立发展。二是调动在新中国公民文化交流积极性,推动建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共同体。中新建交以后,中国移民在新加坡的科技、媒体、艺术等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节日、美食佳肴等文化习俗带去了新加坡。然而这个过程比较松散,尚未形成稳固的传播共同体。这需要培养当地华人移民中从事中国文化在新加坡传播工作的意见领袖,提升当地华人移民的文化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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