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许文静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摘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FDI不但具有高的技术溢出效应,还能给当地环境带来较强的改善作用,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最强;在低环境规制水平地区,FDI尽管会加剧环境污染,但由于内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巨大差距以及资本的后发优势,FDI会大幅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率,因此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也较强;中等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不具有上述优势,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最弱。为更好地利用FDI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同地区应根据本地特征采取相应的政策。
关键词:资源节约型;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
环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政府的环境规制力度会存在重大差异。李子豪和刘辉煌(2013)在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中发现,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FDI会加剧投资地的环境污染,而当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FDI将会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环境。综合以上文献,当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FDI对当地的环境将会有正向影响;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往往伴随的是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又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这样,当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FDI对当地的经济效率也会有促进作用,因此,绿色经济效率作为对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率的综合度量,当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FDI对其将会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对于环境规制水平很低的地区,污染企业将会蜂拥而至,当地便成为了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陈刚,2009),这势必会导致当地环境的恶化,但FDI的进入是否一定会造成当地绿色经济效率的下降呢?未必,由于环境规制水平很低的地区,伴随的往往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很低的地区生产率,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生产率上有很大的差距,外资企业的进入会总体上提升该地区的经济效率,因此,对于环境规制水平很低的地区,FDI的进入不但不会造成当地绿色经济效率的下降,还可能对其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1.模型与变量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门槛,当环境规制水平很高或很低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强;当环境规制水平处于不高不低的中间位置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弱。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FDI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为了避免人为划分环境规制水平区间所带来的偏误, 我们采用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模型, 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 进而研究在不同的环境规制水平区间内,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 然后再扩展到多门槛模型。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如下:
其中,表示地区,表示年份,表示绿色经济效率。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使用FDI的绝对数量可能会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较强的共线性,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用FDI占GRP的比重来衡量。表示一组可能对绿色经济效率有较大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ECO),用不变价格的人均GRP衡量;(2)禀赋结构(END),用资本存量与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衡量;(3)产业结构(IND),用工业增加值占GRP 的份额衡量;(4)能源结构(ENE),用煤炭消费量占折合为标准煤以后的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衡量;(5)教育程度(EDU),用6 岁及以上人口中每百人中大专以上学历者的人数衡量;(6)环境规制(ENV),我们用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RP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ENV)。计算上述变量所需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各省份统计年鉴。表示门槛变量,在本文中是指环境规制,表示特定的门槛值。为示性函数,是用来反映地区个体效应的,如自然资源等不可观测的因素,为随机干扰项。
2.实证分析
表1给出了双重门槛下的模型回归结果,回归结果的F值为20.28,对应的P值为0.000,这表明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从表1可以看出,在环境规制水平的不同区间内,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系数估计值存在较大差异。当环境规制水平位于高管制水平区间时,其系数估计值为0.0361,其值最大;当环境规制水平位于低等管制水平区间时,其系数估计值为0.0283,其值次之;当环境规制水平位于中等管制水平区间时,其系数估计值为0.0209,其值最小。这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门槛,当环境规制水平很高或很低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强;当环境规制水平处于不高不低的中间位置时,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较弱。从表1还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都很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正,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教育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负,这大都与前期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政策建议
为更好地利用FDI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的地区有基础有条件去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而且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FDI会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些地区毫无疑问要不断加强环境规制水平。
参考文献:
[1]李子豪,刘辉煌.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门槛效应研究——中国省级数据的检验[J].管理评论,2013(9):108-116.
[2]陈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J].世界经济研究,200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