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必读之《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

一、音乐民族志描写方法论取向

音乐民族志描写的方法论取向，其中也是本书的中篇——音乐民族志研究的观念立场的第一章节，这说明了本书的中篇都是有关音乐民族只研究的观念立场有关，且对于民族音乐学学者有关音乐民族志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书中标题为“主位与客位——民族音乐学的“双视角”文化立场”，“双视角”这一次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的陌生，因为从一开始接触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以来，“双视角”就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而“双视角”这一个词又不像是字面上表现得那么简单，把“双视角”这一次用于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时它就变得多样且复杂了。杨民康教授将音乐民族志描写共为五个小节，分别为第一小节——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双视角”的关注过程；第二小节——“双视角”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小节——早期民族志的“双视角”立场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第四小节——近二十年以来本学科研究领域的较新发展趋向；第五小节——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研究观念与文化立场。

二、“主位-客位”“局外人-局内人”方法论概念

杨民康教授用一下一段文字作为本章的开篇：“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中，“主位一客位”（emic-etic）和“局内人一局外人”（insider-outsider）是两对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概念。若论它们在研究实践中有何具体的功能性区分，可说“主位和客位”较多用来区分和表述研究者（研究主体）与被研究者（对象主体）分别持有（或互换）的不同视角、观念和立场；“局——局外”则重在用来辨识和表述研究主体与对象主体各自拥有（或互相借用）的文化身份及其认同意识。此外，这两对概念同时还与符号学的符号内容（语义学）和符号使用者（语用学或文化学）两个关键要素紧密相连，故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方法论性质。”[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130页。]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就说明了“双视角”这一概念在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中的重要性。而也是在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双视角”指的就是“主位和客位”“局内与局外”这两队基本概念了。

之后，杨民康教授便分别开始进行论述，首先是在第一小节——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双视角”的关注过程。首先，我们仔细阅读这一节的文字，可以发现，这一小节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主位——客位”“局内人——局外人”这两概念的历史进行了论述，杨民康教授对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即过程是主要针对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界而言的，“主位——客位”“局内人——局外人”这一概念首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界发端，而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对这“双视角”观念，我们不难猜出，是从日本民族音乐学学者的引荐而开始对“双视角”这一词的关注。尽管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对“主位——客位”“局内人——局外人”这些理论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仅是在近十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才真正对其给予了特殊关注并出现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页。]而杨民康教授还提到，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尽管人们已经通过上述翻译和研究成果，从学科理论和研究实践两方面关注和涉及“双视角”文化立场问题，但至今还缺少，并切实需要一种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从学科发展史角度对该理论方法的衍变脉络进行的梳理工作。[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131页。]第二小节的标题为“双视角”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意义。从题目便可得知，在这一小节便是对“双视角”研究方法的理论进行详细的讲解与论述。在这一小节我认为其重要的点在于：“局内人——局外人”至今未被民族音乐学界所抛弃的原因在于其研究者（即实地考察的亲身参与者，而非所谓的“扶手椅中的研究者”）一直无法避开这一个事实：一个外来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者进入到实地考察作业现场，便要面临怎样与被研究者（被观察者）之间进行交流互动和沟通的问题。而当他（她）带着实地考察资料回到实验室时，不仅将要重新去审视自己当初站立于何种方位立场，以何种评价方式（分析评价和民间评价）来分析处理关于被研究者（本土社会内部有不同身份、地位和知识广度的个体成员）和该音乐文化的现场第一手资料，而且还要进一步去分析处理其他研究者（隶属不同学科层面、运用不同文种的外来研究者和本土研究者）曾经在同一研究领域做出的种种不同结论（即第二手资料）。

三、结语

毫无疑问的是，当我们在分析处理上述各种来源的研究资料时，一个必做的工作便是对享用这些文化资源的人所携带的不同文化身份（局外人与局内人）、立场观念（主位与客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脉络加以认识和分析。首先“主位——客位”的理论概念最初乃从语言学的语音学（phonetic）和音位学（phonemic）概念发展而来。在语言学的不同分支里，传统的语音学以语言的语音方面为研究对象，其任务为从生理发音、物理音响等方面考察语音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主要包括语音的构成、分类、组合、变化，以及表音文字中有关语音单位及语词等意义单位的书面表达。音位学则指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对语音的研究。在音乐形态的技术分析方面，涅特尔曾述及phonemics是关于语言声音及其语义的研究，而用此方法进行音乐记谱研究的学派，是以霍恩博斯特和斯通普夫为代表。后来，胡德、埃林森及皮尔邦和阿洛姆等均用较大的篇幅探讨过民族音乐学的记谱法问题，后二者还不同程度地述及由派克首创的emic-etic表达方法对民族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以及在民族音乐学中使用此类方法的历史。从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长期关注的一些问题，较多是集中在进行记谱分析和研究音组织关系时，是采用详述还是略写的方式。[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可以说，胡德等学者在此认识到了青年学者“由外（局外）至里（局内）”培养“双重音乐能力”的必要性，同时还可以将其界定为是一种由学者倡导的学术化观念和行为。由于其方法论涉及起源于人类学的“局内一局外”观，从而被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界认为是向人类学学习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