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印关系前景浅析
李瀛昱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前言
伴随加尔各答的首都之名画上句号,印度便梦想重拾南亚次大陆伟大国家的荣光,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虽然其一直高调宣称印度洋乃印度的“后花园”,绝不容别国觊觎。但实际上建国七十多年来,印度一面蚕食克什米尔地区,压缩巴基斯坦生存空间;一面挑起中印边境摩擦,利用“多线作战思维”不断制造龌龊,试探中方底线。印度认为中国为应对以上种种地缘问题与不稳定因素,不会贸然选择此刻与其在喜马拉雅山角爆发剧烈冲突,甚至局部战争。
虽有学者提及近年来印度在海洋上的诸多“大动作”,但笔者认为印度设想的理想状态依旧是占领克什米尔全境,将喜马拉雅山脉北侧变成无政府管控的“缓冲区”,一举扭转其“四战之地”的地缘劣势。同时,政治强人凭战胜之威改革国内诸多内政。所以目前面对印度洋,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举措会大大多过扩张,而北面的不确定性因素长期不会消失。基于以上种种,印度为避免腹背受敌,试图消除国土之地缘风险后,南下争夺印度洋的“北攻南守”之策暴露无遗。
时间来到 2020 年,1 月 8 日邀 15 国大使访问印控克什米尔区,4 月 18 日 DPIIT 针对中国修改外商投资法案,6 月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带由对峙升级为冲突,且印度在西部冲突边境仍不断增兵,中国东北方向有朝核问题,时刻牵动北京与周边大国“神经”;东南方向有台湾问题,民进党当局近年来有走入“绝路”之念,似乎随时会有雷霆一击;“7·5 乌鲁木齐暴恐事件”“3·1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后,西北方向极端势力的余波还未完全消除……种种事件皆可看作是“前进政策”的动作不断,且冒险主义与机会主义倾向愈发浓重。但在今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且有 2020 年多事之秋的加持,继续此举是否对印度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利大于弊?而中印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一、杜尔迦女神一路向北
东湖湖面的粼粼波光与透过林荫绿叶撒在深红色木地板上的暖阳,仿佛伴随 2020 年 5 月伊始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语慢慢失了光泽,渐感寒意。谁也未曾料到,本以为是近些年来“司空见惯”的一场周期性边境对峙,会由喜马拉雅山角的一顶帐篷,一个前进哨所,经三个月疾风骤雨般的扩展,造成两个新兴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关系的全面重塑,并伴随着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滚滚洪流奔涌向前,至今还望不见前景之明朗。2020 年 5 月 27 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首次在2020 年就“中方派出部队驻扎中印边境一事”
答记者问,似乎世界屋脊上空出现了一丝阴霾,当时的回复依旧是“和平稳定”“交流协商”“妥善解决”,但大约半个月后的石块、棍棒与鲜血显然越过了“对话解决问题”的范畴。
不过在外交部 5 月 27 日的记者会之前,中印边境的局势升温便已初见端倪。在13 天前的 5 月14 日,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表示:近日中印两军于锡金与拉达克两地边界发生对峙,但宣称这是“偶然发生”“后续并不所谓的更大计划”。看似平静的边境线为何会骤起波澜,当时两国官方并无过多具体消息披露。“6·15 冲突事件”后,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大校揭晓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给出了答案。2020 年 4 月初,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于实控线印方一侧抵边修筑设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议”。5 月 6日凌晨,印度边防部队越过实控线进入中方一侧构建工事,设置障碍。“印方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中方边防部队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现场应对和边境地区管控。”于是,这才有了后续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所说的“近日中印两军于边界发生对峙”事件。
时间来到 6 月 6 日,两军僵持 1 个月之后,在楚舒勒 - 莫尔多(Chushul-Moldo),印度陆军驻列城总指挥与中方总指挥举行会谈。双方指出 2020 年是中印建交 70 周年,此时边界的紧张局势非有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且有悖于近年来两国最高领导人多次会面所达成的“中印是好邻居”的共识。经过此次积极会谈,双方同意按照过去的既定协议缓和局势,给边境地区“降温”,后称此次会谈为中印首轮军长级会谈。5 个月后的 11 月 6 日,中印军长级会谈已进行了八轮,然边境局势并未“降温”,反而愈发复杂、微妙。不仅加勒万河谷,两国东、中、西部边界线上现已展开全面冷对峙,大军补充给养,这个寒冬双方皆无拔营班师之念。12 月 31 日,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大校在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到:“中印双方正就举行第九轮军长级会谈进行协商。”若与首轮会谈时相比,中印关系或许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印度《一周》周刊 2020 年 12 月 9 日报道,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与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主任富利洛夫进行视频交流时说道:“中印关系可能正处于过去四十年来‘最困难的阶段’,如何让两国的关系重回正轨是个大问题。”不过提及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的始作俑者,是缘于首轮军长级会谈达成共识 9 天之后,印方密谋并实施的一个恶毒伎俩。
2020 年 6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外交部长活动”一栏登载重磅内容: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 6 月 15 日晚印军贸然跨越加勒万河谷两军实控线,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偷袭中方交涉官兵,随后引起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严肃要求印方“严惩肇事责任人”。印度外长苏杰生随之也谈到“大局出发”“对话解决边境争端”“降温紧张局势”等话语。然而,这次事件是 1975 年以来第一次有军人在两国边境摩擦中死亡,由此见事态之严重。两天后的 6 月 19 日印度总理莫迪在跨党派会议中承认此次两军冲突,未有中国军人踏入印度领土,又表示捍卫国家主权高于一切。
同时边境线上印军动作不断。据印度《论坛报》6 月 20 日报道:印度陆军已动员更多部队向前线集结,拉达克驻军规模是往常的两倍。并且,内陆通往列城的高速公路已被印度军方接管,大量步兵、炮兵和工程部队正在向拉达克汇集。当天在拉达克地区的列城上空出现大批印度空军的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同时印度政府表示,已经给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上与中方打交道时的“完全自由”,印媒报道说,这指的是允许印军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武器。如果这一指令被实施,印军在未来的冲突中率先向中国军人开枪射击,那么中印边境摩擦将上升到军事冲突级别,这显然不是中印两国大多数公众希望看到的。中印曾于 1996 年和 2005 年签署两项双边协议,规定两国军队都不得在边境冲突中使用武器,这从根本上限制了边境地区冲突的规模,该项规定直到15 日两军大规模肢体冲突时得到了双方的遵守。
7 月 3 日,莫迪高调奔赴中印边境视察,在边防重镇列城“慰问悼念”伤亡士兵,国防部长辛格也公开发声“不会遗忘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紧接着印方于 8 月 31 日在班加湖南岸地区,热钦山口地带展开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挑衅,中印两方又是一阵“言语之争”,然未发生暴力冲突。十天之后的 9 月 10 日,中印双方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见,11 日(即一天之后)双方发表联合新闻稿共达成五点共识,如“继续对话,脱离接触”“建立互信措施”等。但印度国内封杀数百款中国 APP,限制中方企业的行径还远未结束。印度在边境上挑衅与言和混杂,谈判和增兵并举,前后矛盾的动作不断重演,妄图“切香肠”式试探着改变中印边境现状,一旦碰壁,对华的弱国心态便驱使其立即退回,然大国抱负又仿佛给其还有下一次机会的错觉。
印度洋的海面也并不平静。印度过去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多年来贯彻“左右逢源”式的外交理念,无论与美、俄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然而 2020 年 10 月 27 日,印美两国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这将使印度获得美国方面提供的准确的地理空间数据,提高其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准确性,同时也意味着印度防务系统将受到美国的监控和操纵。表面上看,这是印度“牺牲”自身战略自主和防务自主,来平衡所谓“中国威胁”。然而,这实质上不过是新德里试图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火中取栗”。
二、印度边界挑衅的根本原因
“ ⋅6⋅15 加勒万河谷冲突”是 2020 年中印关系急速转冷的一个重大事件,但它不仅仅是印度抗疫不利,经济疲软,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手段,它是整个 2020 年印度精心设计的对中“组合拳”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只是事态的发展远未有它想象中那般美好,恐怕早已与其设想结局背道而驰。这套“组合拳”的核心目标便是利用国内劳动力年轻、消费市场可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量庞大之巨大优势,提升印度第二产业规模,拉动经济增长,即完成莫迪所大谈的“印度制造”的崛起。抓住这个关键点,自莫迪 2019 年二次上台后的一系列国内外重大举动就可明其思路。
若想要打造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建立齐备的工业化体系,需要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与社会深厚的组织能力,而这正是印度所缺乏的。现代印度虽为一统一国家,但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大一统,政治上缺乏古代中央集权之思想根基,国内南北各邦经济情况不一,产业分布不同,“各自为政”,贫富分化极度严重,宗教信仰更是复杂各异,矛盾重重。农业人口众多且效率低下,民族企业规模弱小,工业产品严重缺乏竞争力。这也是为何经过 28 轮谈判,2019 年 11 月印度最终退出 RECP 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旦国内市场大幅开放,关税清零,与物美价廉的中国、东南亚商品相比,“印度制造”恐怕除了情怀,大部分都不具竞争力,只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被无情击垮。相反印度 13 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会被 RECP 成员国快速占领,即使其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也无助于摆脱制造业陷入的困局。
当然,除了经济上的因素,政治上印度也不甘接受、参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组织,尤其是中国在东南亚,南亚的影响日益加深的今天。无论是“一带一路”上“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亦或“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东盟十国愈发契合的“求同存异”与“去中心化”。关于前者,印度宣称中国冒犯其领土主权,不可容忍,拒不合作;而后者又深深挫其“东向政策”的扩张锋芒,于是印度妄图在南海挑选地缘位置关键的国家,引发领土争端,将水“搅浑”,削弱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经贸发展,降低中方影响力。如 2020 年 12月26 日至27 日,印度与越南在南海举行代号为“海上通行”(PASSEX)的联合军演,两国之间合作更加紧密。时间来到 2021 年,在南亚大陆与海洋上,印度借“印太战略”制衡“一带一路”愈发明显,这也促使其打破建国以来“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正全面倒向美国与“四国同盟”。
目光回到印度国内,由于社会未进行深度改造,政府管理松散,中央政府缺乏权威,一旦加入 RECP 或其他组织,虽然外资的大量进入是有助于其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大量建设,制造业也能有进一步提升,但是缺少强势的利益再分配的国家能力,低效的小自耕农与家族财阀的既得利益者必然受损,前者作为莫迪的支持者,而后者是印度人民党的金主,因自由贸易使两者的利益受损是莫迪政府无法接受的,它也并无能力打破僵局,促使既得利益者做出让步与牺牲。所以无论是RECP 的最终退出,抑或 2020 年年底与欧盟、澳大利亚所谈的经贸合作,其对开放国内市场讳莫如深,其原因便在于此。所以印度虽想学习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引入外资走发展的快车道,但由于巨大的国情不同,莫迪只好选择“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路径来支撑“印度制造”的崛起,这也是“6·15 加勒万河谷冲突”及后续全面冷对峙的根本原因。
三、大变局时代下的亚洲世纪
西方社会整体人口老龄化,欧洲国家产业空心化严重,难民问题与宗教矛盾日益突出,且有不可调和之趋势。而在东方,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世界,从上半年防疫物资的全面出口到下半年疫苗的全球共享,RECP 的签订与中欧协议的初步成功,都为这个仿佛正走向各自“封闭”的世界打了一剂“强心针”。以往只由西方国家说了算的老格局不再,东西方平衡的新格局正取代之,而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体现。而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便是中国自己,身处亚洲的中、日、韩三国将在未来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亚洲国家更好的风貌,印度若还是踌躇不前,以封闭面对开放,以武力诉诸争端,以自大无视现实,只会在这大变局时代中空耗国力,浪费宝贵机遇,最终遗憾缺席于亚洲世纪。
就中印此次边界冲突,甚至其与周边邻国一言不合便怒目相向而言,印度还沉浸在过去英帝国殖民思想的阴影之中,设想在新德里北面建立一个锁式的地缘环境,相反面对海洋时就拥有极长的战略纵深。五十多年来,中印两国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囤积重兵,涉及主权问题皆寸土不让。诸多焦点争端未有实际进展,甚至“搁置争议”的幕布也险些被今年六月的流血冲突掀开。虽然十二月的寒冷暂定冻结了彼此的接触,但谁又能知道来年四月冰雪消融,补给恢复后,河谷的平静会不会再次被打破?更危险的是两军阵前只要有一声枪响,中印两个都拥有十亿人口的有核大国,那时的关系又将跌入何种低谷,痛苦与鲜血的历史又需要几个五十年才能弥合?而这显然不是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稳步向前的今天,两国人民所希望看到的。
就地缘政治视角而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理一城,要有一国之眼光;治一国,要有世界之眼光。”喜马拉雅山角,中方采取何种态度应对 2021 年天气转暖后印方的后续挑衅与“碰瓷”。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退一步海阔天空。”抑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策略的选择不仅仅只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进退,还需考虑新一年中美博弈的进程。2020 年12 月,四川大学李涛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英文版采访时谈到:“拜登建议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