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冻品走私的主观明知内容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与冷链物流技术的迅猛发展，冷冻肉制品、水产品等冻品因经济价值高、需求量大，日益成为走私犯罪的重点目标。海上通道因其隐蔽性强、运载量大，成为冻品走私的主要路径。此类犯罪活动不仅造成国家巨额税收流失，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更因其逃避国家检验检疫，将未经安全评估、可能携带疫病或变质的冻品直接输入国内市场，对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刑法》第15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以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走私行为为构成要件。然而，“明知”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难以直接观测和证明，这在行为链条复杂、参与者角色各异的海上冻品走私案件中尤为突出。货主、承运人、船长、船员等不同主体对走私事实的认知程度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司法实践中常出现行为人以“不明知货物来源”“不知是走私”等理由进行辩解，导致主观明知认定成为案件审理的难点与争议焦点。能否准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关乎打击走私的力度与刑事司法的公正。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海上冻品走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具体内容、认定标准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主观明知的理论基础与规范解读

（一）主观明知的内涵界定

刑法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对象、结果等核心事实具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语境下，“明知”的核心内容包括对象认知、行为性质认知和结果认知。其中对象认知是指认识到其所运输、携带、邮寄的是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普通货物、物品；行为性质认知是指认识到其行为是在逃避海关监管，具有违法性；结果认知是指认识到其行为可能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破坏对外贸易管制秩序等危害结果的发生。

“明知”并不要求行为人熟知具体的海关法规条文，但要求其认识到行为的基本违法性。其认识程度可以是“确知”（明确知道），也可以是“应知”（根据客观情况应当知道）。后者在司法实践中常通过事实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

（二）相关法律规范梳理

我国法律体系为认定走私犯罪的主观明知提供了多层次依据。《刑法》第 153 条：明确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规定为故意犯罪，隐含了“明知”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 条对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进行了列举式规定，明确了几种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如使用特制设备、绕关、虚假申报、明显低报价格等。这为推定“明知”提供了重要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5 条进一步细化了“明知”的推定规则，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如逃避检查、在非设关地接卸、无合法证明等），除非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否则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海关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对进出口货物的申报、检验检疫、运输等环节的规范要求，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应知”其行为的违法性提供了背景依据。

这些规范共同构建了认定走私主观明知的法律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及其所处的具体情境，来推断其内在的主观认知状态。

三、海上冻品走私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困境

海上冻品走私涉及环节多、参与主体杂、隐蔽性强，这些特点使得主观明知的认定面临独特挑战：

一是证明标准的模糊性与操作困难。如何把握“排除合理怀疑”与“高度盖然性”在推定“明知”时的尺度？证明行为人“确知”极其困难，实践中主要依赖推定“应知”。然而，推定的基础事实需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推定的结论是否允许反驳？如何评估反驳理由的合理性？这些问题缺乏精细化的操作指引。例如，船员辩称“只负责开船，不知道货物来源和性质”，其辩解何时构成“合理怀疑”？法官往往依赖自由心证，导致同案不同判。

二是推定规则适用中的争议与局限。现有司法解释列举的推定情形，部分在海上冻品走私中可能不完全适用或证明困难。例如，海上走私往往直接绕关，不涉及申报环节，“虚假申报”的推定情形用不上。过度依赖形式化的推定可能导致客观归罪。例如，只要在非设关地卸货就推定全体船员“明知”，可能忽视部分底层参与者（如普通船员）确实被蒙骗的可能性。冻品的特殊性（需全程冷链、易腐坏）有时被行为人用作辩解理由（如“老板说赶时间才抄近路 / 关冷柜”），这对推定的稳固性构成挑战。

三是客观行为表征与主观认知脱节。海上运输的专业分工使得部分参与者（如仅负责轮机操作的船员、初次上船的临时工）可能仅接触整个走私链条的片段信息，其异常行为（如关闭 AIS）可能由他人指令完成，自身未必完全理解其规避监管的意义。如何将客观的异常行为（如关闭 AIS、涂改船名、在偏僻海域徘徊）精确地与行为人个体的主观认知联系起来，是实践难题。货主（幕后老板）往往藏身境外或幕后，通过多层转包、单线联系指挥，其主观明知认定更依赖间接证据链条的构建，难度更大。

四是不同主体认知能力与义务的差异性未受充分重视。司法实践有时对不同角色（如船长与普通船员、运输组织者与单纯受雇开船者）在认知能力、信息来源、注意义务上的显著差异区分不足，存在“一刀切”认定明知的倾向。对运输者（特别是船方）的“明知”认定相对较多，但对境内最终货主、销售者主观明知的追查和认定常因证据链断裂而难以实现。

四、海上冻品走私主观明知内容的类型化认定路径

为解决上述困境，提升认定的科学性与精确性，应构建基于不同主体和行为模式的类型化认定路径，并确立清晰的证明标准。

（一）类型化主体及其明知内容侧重

对货主、组织者、出资人而言，明知内容侧重对冻品来源非法性、逃避海关监管的整体计划、偷逃税款的意图有明确的认知。认定关键在于审查资金往来记录（如向境外支付货款、支付高额“包税”费用）、通讯记录（指挥协调走私）、境内分销网络、历史走私记录、对冻品异常低价（明显低于正常进口成本）的认知等。对此需构建严密的间接证据体系，证明其主导或深度参与走私链条，对违法性具有高度认知。

对运输组织者、承运人而言，明知内容侧重明知运输的是未办理合法海关手续的冻品，且其运输行为（如绕关、在非设关地装卸、使用虚假单证 / 船名）旨在逃避海关监管。认定关键在于收取明显高于正常运费的“风险运费”；指示或亲自实施规避监管行为（关闭 AIS、选择异常航线、夜间作业）；使用改装船舶；无法提供或提供虚假的运输合同、货物清单等。对此应综合其异常行为、高额收益、行业经验等，可适用“高度盖然性”推定其明知，除非其能提供极其有力且经查证属实的反证。

对于船长及高级船员而言，明知内容侧重明知船舶装载的是未申报或非法入境的冻品，明知所执行的航行指令是为了逃避海关检查。认定关键在于直接接收并执行异常航行指令；参与装卸可疑冻品；管理、使用虚假船舶文件；对船上明显规避监管的设备进行操控；获取额外“好处费”。船长因其职责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对此，应基于其职责、行为、获利情况，通常可形成较强推定。辩解如“只是执行命令”需结合其职位、经验判断合理性。

对普通船员而言，明知认知程度要求相对较低。可能只需认识到其参与的作业（具有隐秘性和违法可能性即可，不必然要求其明确知晓是走私冻品。其认定关键在于参与具体规避行为（如操作关闭 AIS设备）；获取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报酬；被明确告知需保密或躲避检查；多次参与类似可疑航次。需结合其具体岗位职责、从业时间、文化程度综合判断其“应知”的可能性。对此种情形的认定应更为审慎。需有相对直接的证据或结合多项间接证据形成合理推断，且应充分考虑其辩解被蒙骗的可能性是否合理，避免仅凭身份或参与部分辅助工作就简单推定明知。

（三）构建“高度盖然性 + 合理辩解排除”的证明标准

走私冻品行为隐蔽性强，直接证据稀缺，常依赖间接证据链传统“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此类案件中适用困难，可能导致放纵犯罪。“高度盖然性”要求控方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不存在，形成强有力心证。“合理辩解排除”则赋予嫌疑人说明合法来源或行为的义务。若其辩解不合理或无法证实，则强化有罪推定。这既降低控方绝对证明难度，有效打击犯罪，又通过辩解机会保障辩方权利，防止主观归罪。具体来说，应明确以下几点要求。

一是明确控方基础证明。控方需首先证明存在走私冻品的基本事实，并证明行为人存在一个或多个高度异常、与合法运输活动显著不符的行为表征（如上述类型化分析中列举的关键点）。这些基础事实的集合应达到使“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走私”这一结论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二是强调允许反驳与辩解。行为人有权提出自己不明知的辩解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如被他人欺骗的具体情节、自身认知能力不足的证据、执行上级命令的证据、无异常获利等）。三是控方最终证伪。控方需对行为人的辩解进行核查和回应，证明其辩解不成立、不合理或与在案证据矛盾。如果辩解无法被合理排除，则推定不能成立。四是法官综合心证。法官综合全案证据，审查基础事实是否牢固、推定逻辑是否合理、辩解是否成立，最终判断控方是否已将行为人“主观明知”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五、结论与建议

海上冻品走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是连接行为人客观不法行为与其刑事责任的关键桥梁。本文研究表明，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证明标准的模糊、推定规则适用僵化、客观行为与主观认知的复杂关联性，以及对不同主体差异性认知考量不足。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构建更为精细化、类型化的认定路径。

通过区分货主、运输组织者、船长及高级船员、普通船员等不同主体角色，明确各自在走私链条中的位置、认知能力范围及应负的注意义务，可以更精准地锚定其“明知”的具体内容和证明要求。确立“高度盖然性 + 合理辩解排除”的证明标准，既为推定“明知”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基础，又通过赋予行为人辩解权并设定控方的最终证伪责任，有效保障了推定不被滥用，坚守了主客观相统一和证据裁判原则。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

[2] 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3] 刘非帆 秦家乐：《我国走私冻品犯罪态势、多发原因及综合治理对策探析 》，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5 年第2 期。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2024 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粤港澳海上跨境冻品走私的主观明知问题研究”（GDJC2024068C）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薇（1995 年10 月），女，汉，四川内江人，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