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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难越爱:不同情境下的微博用户隐私悖论研究

作者

邓姣漪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一、引言

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用户在展示自我、获取社交互动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隐私泄露的潜在风险。这引发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隐私悖论。隐私悖论表现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隐私安全的担忧,却在平台上主动披露个人隐私信息,反映了在追求社交互动和个人展示的同时,用户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困境。本研究将隐私行为划分为强隐私和弱隐私两个维度。通过前期考察发现相较于弱隐私,人们对强隐私行为的戒断由于各种原因反而更加困难,呈现出“越难越爱 ”的局面。因而本研究试图通过更为细致地考察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过程,探究隐私保护与社交需求之间的平衡与冲突。

二、文献综述

(一)隐私悖论存在性研究

隐私悖论最初由社会学者提出,指的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对隐私安全的担忧,却同时在平台上主动披露个人隐私信息的矛盾现象。这一悖论反映了用户在追求社交互动和个人展示的同时,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困境。

在验证隐私悖论存在性的研究中,Taddicken 和 Tufekci 等学者通过对社交媒体用户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用户对隐私的关注程度与在社交网络服务(SNS)上的隐私披露几乎没有明显关系。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用户的意识层面上,他们对隐私的关注并不会显著影响到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披露个人信息的行为。

在中国社交媒体环境下,薛可等学者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了隐私悖论现象的存在。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确存在对隐私的担忧,但这种担忧并没有阻止他们在平上大量披露个人信息,突显了隐私悖论的存在性 [1]。濮莹萍和费白露的调查研究以高校大学生为对象,通过对 661 个样本的分析,验证了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中存在隐私悖论行为。研究结果显示,隐私关注、面子意识、群体一致意识均影响隐私披露意图,而高隐私披露意图又进一步驱使其产生披露行为,最终验证了隐私悖论的存在性 [2]。对于年龄跨度更广泛的银发群体,张镜等学者的研究以隐私计算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视角,验证了短视频平台银发用户存在明显的隐私悖论现象。该研究突显了不同年龄群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可能表现出的隐私悖论[3]。

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一致认为隐私悖论的存在。陈素白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隐私悖论的存在与用户的隐私侵犯经历有关。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用户在隐私侵犯经历增加的初步阶段,隐私侵犯经历与隐私保护行为意愿呈负相关,呈现出一定的隐私悖论现象;然而,随着隐私侵犯经历的进一步增加,这种隐私悖论现象逐渐消失,甚至在隐私侵犯经历值经过拐点后,隐私侵犯经历与隐私保护行为意愿转为正相关[4]。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上的隐私悖论现象虽然在不同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但在不同年龄层次和文化背景下得到了多方面的验证,成为社交媒体使用中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独特现象。

(二)隐私悖论成因分析

隐私悖论的产生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个因素交织的结果。从用户的角度来看,隐私悖论的产生与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密切相关。社交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互动交流的空间,使其具备鼓励用户进行自我呈现的特点。在网络社交的虚拟情境中呈现与分享个人信息为用户赢得关注,也满足了个体的自我形象塑造需要。但这种自我呈现的需求常常与隐私保护相冲突,用户为了获得关注、互动或者认同感,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隐私,公开更多个人信息。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往往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估隐私保护与自我披露的利弊 [5],即使能评估这些风险,但由于对自身过于自信,认为通过各种设置可以控制信息的传播途径和范围。此外,多数研究基于功利主义理论,认为对隐私的担忧之所以没有导致自我披露行为的减少,是因为自我公开为用户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6]。用户在权衡利弊后,将自我公开视为获取实际便利和价值的手段,因此愿意在社交媒体上主动分享个人隐私。

除了用户自身的因素,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是隐私悖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交平台通过收集、分析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精准的个性化推荐和服务,这为用户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增加了隐私泄露的风险。在用户个体因素之外,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是隐私悖论的另一重要原因。社交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个人信息,实现了个性化推荐和服务,为用户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的潜在风险。此外,平台的“隐私政策 ”存在漏洞或模糊之处,使得用户难以明确自身的隐私权益。在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用户需接受这些隐私政策,而其中的条款可能让用户的隐私面临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7]。

总的来说,隐私悖论的生成既受用户个体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影响,也受到大数据技术应用和平台隐私政策的限制。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社交媒体上隐私悖论现象的复杂图景。深入理解这一综合影响有助于制定更为精准的隐私保护策略,促使社交媒体平台在发展中更好地平衡用户体验与隐私安全的关系。

(三)隐私悖论的应对策略研究

针对隐私悖论问题,学术界的研究结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态势,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应对策略。这些策略涉及到个体的自我保护、平台的管理责任以及政府的监管等多个方面。

彭湘蓉强调,社交网络隐私安全问题的频发主要源于用户隐私保护意识与网络技术的博弈。她提出,解决隐私悖论问题需要从个体角度出发,强调个人需要谨慎权衡个人信息披露的边界,以在隐私披露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这意味着用户应该提高对个人隐私的重视程度,明确个人信息披露的范围,以有效地防止不必要的隐私泄露[8]。此外,研究者濮莹萍、费白露则提出了提升用户媒介素养作为解决隐私悖论的首要举措。这一策略着眼于培养用户辨别网络信息真伪、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更加理性地面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和隐私问题。他们认为,通过提高用户的媒介素养,可以更有效地消解隐私悖论问题,使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更具理性和自主性[9]。

在平台责任方面,张旭昱、李琛等认为社交媒体用户隐私安全的保障需要用户、平台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用户需要提升对隐私保护的认识,自行设定隐私边界。平台则应当承担用户隐私管理的责任,时刻铭记企业的社会责任。政府在其中可以进行适度干预,促进用户做出理性决策,以维护整个社交媒体环境的隐私安全 [10]。

然而,要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在个体层面,隐私保护教育需要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以提高用户的隐私保护意识;在全局性层面,社交平台和政府需要加强合作,建立更加完善的隐私保护法规和监管机制。而提升用户媒介素养,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包括学校、家庭和媒体等多方力量的协同努力。

(四)隐私悖论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分析隐私悖论行为的影响因素时,关键因素主要包括“收益 -损失 ”权衡、感知风险和隐私素养等几方面。

在“收益- 损失 ”权衡方面,相关研究证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的信息披露行为存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用户对披露自身信息的感知收益来自于心理需求的满足、平台的物质奖励以及社交网络规模所带来的频繁的网络信息。Tien Wang 等人发现网络用户的披露意向受到隐私收益的正向影响。当用户感知到较高的收益时,隐私披露意向明显增强,最终导致实际的披露行为。肖迪也认为信息表露决定取决于“收益—损失 ”权衡的经济分析,且收益感知更加强势 [11]。

感知风险是社交媒体用户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所面临的潜在损失,当用户在使用社会化媒体且感到风险隐患越高时,他们就会越关注个人的隐私信息。隐私风险评估会对网络隐私关注和隐私保护行为产生显著影响[12],但隐私关注并非是减少包括信息分享在内的隐私风险行为的充分保障[13],并不会直接减少其隐私披露意愿和行为。因为当用户在使用社会化媒体时可以获得达到或高于心理期望的收益时,他们则会相应程度的忽视关注个人信息隐私[14]。

在隐私素养方面,徐敬宏、侯伟鹏等人通过调查中国六所高校大学生的微信使用情况大学生在使用微信的过程中的隐私关注、隐私认知、隐私担忧和隐私保护的相关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发现对个人信息的认知水平越高 , 其隐私关注和隐私担忧水平越高 , 采取隐私保护措施的可能性越大。另外,强月新、肖迪指出,高估自身隐私素养的大学生更可能减少自我表露的行为,而低估自身隐私素养的大学生则更可能表露个人信息。这一发现进一步强调了大学生对自身隐私素养的认知与其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披露行为之间的关联[15]。

总体而言,媒介悖论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涵盖了个体对“收益-损失 ”权衡的敏感性、感知风险的认知以及隐私素养的水平。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社交媒体用户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行为和态度。深入理解这些因素对于更好地引导和管理用户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的隐私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思路

以上关于隐私悖论的研究不能说不全面,但一方面研究有些宏观,未对具体情境下的媒介实践展开经验研究;另一方面将隐私悖论当作一个混同的概念对待,未能区分出它的不同类型。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必须深入实际情境,进行更为具体的媒介实践经验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解决隐私悖论。媒介实践是人们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信息的获取、传播、交流和利用的具体行为,而正是在这些实践中,隐私悖论问题才会显露出更为微妙和实际的矛盾。通过深入媒介实践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隐私悖论的本质,制定更切实可行的对策。

对于隐私悖论的多种形态,需要更为细致地加以区分。隐私悖论并非一概而论,而是包含了多个层面和维度的问题。可能涉及到用户个体隐私权益的平衡、信息利用的伦理道德问题、技术手段的隐私保护等多个方面。因此,需要将隐私悖论问题进行分类和细致划分,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例如,朋友圈中的“晒娃 ”与需要绑定身份证、银行卡的“抢红包 ”自然不是同一类隐私暴露,可能需要不同的研究和管理策略。

因而本研究以微博为研究对象,将一些需要用户绑定身份证、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才能参与的活动,如“领红包”等,界定为强隐私行为;而将用户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一般性信息分享,如日常心情、照片等,界定为弱隐私行为。基于这个区分,深入研究这两类场景下用户对隐私的态度和行为。

在强隐私场景中,用户必须提供敏感信息以参与特定活动,这涉及更高程度的隐私暴露。研究将关注用户对这类行为的隐私态度,包括其对隐私保护的重视程度、对潜在风险的感知以及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同时,研究也将关注用户在面对这些强隐私场景时的实际行为,以揭示其对于隐私态度的具体影响。

相对而言,在弱隐私场景中,用户进行的信息分享相对日常化,但本文仍将聚焦于用户对于这类行为的自我感知隐私控制以及其在信息分享时的选择和行为。通过这一研究设计,希望深入理解用户在不同隐私场景下的行为和态度,从而为隐私保护策略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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