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来源探究

摘要：弥历五朝、三入东观的刘知几在其《史通》中为讽当时“谈经者恶闻服、杜之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撰“疑古”“惑经”二篇。此二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牵一发而动全身，揭唐代疑经辨伪之序幕，对宋代的疑古惑经思潮、清代考据学风炽盛及民国疑古学派的兴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刘知几；疑古；惑经

《史通》作为我国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其在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精辟论述，于古今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如此评价：“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然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云载笔之法家，着书之监史矣。”1然其《疑古》、《惑经》等篇目，却饱受诟病。由宋自明清，柳璨、宋祁、焦竑、胡应麟等学者，皆因此对其口诛笔伐，更有甚者称之为“名家之首诛”2。清代纪昀亦是在其所编撰的《史通削繁》中将此二篇或删削大半，或不作收录。诚然，后世学者基于种种理由的批判都不能否认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的重要性。

疑者，惑也。古者，故也，识前言者也。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皆备于古。3二字相合，意在表达刘知几对儒家《尚书》等经典记事不实的质疑以及对“史附于经”的批判。《疑古》篇十问《尚书》《论语》中于情理不合之处，开篇表达对古人“广晓言”而“罕知事”的不满，再论尚书中“比屋可封”与“舜举咎繇，不仁者远”之自相矛盾、“尧舜禹禅让”之疑案，最后做出了“远古之书，其妄甚矣”的结论。读毕此篇，在感慨其思想之深刻的同时，也不禁促人深思，在儒家大行其道的唐代，刘知几缘何如此？其疑古惑经思想又对当时及后世的经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欲探究刘知几在有唐一代“疑古惑经”思想的由来，我们或可以从他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经历两个角度出发进行探究。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唐徐州府彭城人。知几自小熟读诗文，尤爱左传，广阅群史，后便能触类旁通，不假师训。弱冠举进士，授获嘉主簿。公元695年，武皇诏九品以上陈其得失，时值武皇命重造“明堂”“天堂”耗资巨万，又酷吏横行，淫及善人，诛死者众，其上书讥：“每岁一赦，或其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4可见其为人之直，为官之奋。他亦为讽刺当时“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的时弊，作《思慎赋》一篇。赋中“揆荣辱之在身，犹枢机之发口，傥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卫大夫之所羞，独为君子。” “矧百行之君子，迺三才之令人，何自轻于养性？何自忽于周身？”5等句皆恳切地表现了子玄对当时众士无良甘于祸的讥讽。纵然朝堂“刀光剑影”，他也耻于独为君子，索性选择寻往哲之遗事，验古人之得失，以求改变“静退之心日弛，则驰竞之欲日增”的现状，从这些恳切的言辞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知几本人具有的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不流世俗的个人品格，即为符合其所提出的史家三长中的“史识”一项，辨是非，明得失。

公元699年，圣历二年，刘知几被任命为左史，开启了他的史官生涯，但史馆监修制度使其“善恶必书”的治史理想化为泡影，加之又受宗楚客等人恶言排挤，才智不得抒发，胸中郁气难消，故愤而辞去史职，私修《史通》。史通其名有两处含义，一是取汉儒成《白虎通》与白虎阁，其成于史馆得名《史通》，二是“集议经传”曰通，司马迁又有“史通子”之称，通古今之变之意。从其自叙中，我们也可窥见刘知几撰写《史通》起于“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又欲改变“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故成一书以寄希望于知音君子流传后世。

前所提及刘知几辞官撰《史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满史馆修史的紊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的横加干涉。我们或可从史书修撰与修史官员两个方面来阐明。

首选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唐代是官方修史制度正式确立、正式运行的时代。唐修史成果卓著，二十四史中八史皆成书于唐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史学成果卓越的唐代一定就拥有高效的修史制度呢？其实不然，唐代所成的八部正史中，有六部都成书于太宗时期，高宗至宣宗唯《五代史志》值得一书，国史、实录也可，懿宗以后则无甚成就。这样高开低走的结果显然与刘知几对于史馆修撰的批判不谋而合，似乎也更为印证了其馆修史书不若史家独断之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馆修史书这样一种江河日下的局面呢？又是什么使刘知几对馆修史书如此批驳与不满呢？

要得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妨先回到馆修史书的顶峰时期——太宗一朝，从根源上挖掘，为何同样的制度，却结不了同样的硕果。

太宗一朝史馆修史书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唐承袭隋制，设立史馆，但职任不重又制度未备，故而史书撰修仍为秘书省著作局之事。直到贞观三年，太宗另设秘书内省为修前代史之所，又置史馆于门下省，命宰相监修，官设修史机构才从徒具形式变为正式发挥职能。

但唐初对修史一事的重视，早在武德年间就有迹可循。武德四年，时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上书唐高祖请求修史：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遣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上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6”。

显然，此封奏疏的核心有二：一为整理古籍文献，留存前代史料，二则是为彰显正统，树立李唐王朝地位。令狐德棻的奏议毫不意外地得到了彼时正忙于统一战争的李渊认可。毕竟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没有什么比替前代修史更能证明其正统地位的事情了。可唐初战乱未平，修史准备又不够齐全，故而最终导致“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7。

直至太宗一朝，天下已定，唐成为中原唯一政权，数年的修史准备，关陇新贵借修史崇家室愈加激烈的利益述求，加之前代所未有的“酒馔丰厚”的华丽馆宇的设立，修史重史的风气日益浓厚。太宗本人也有着极强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意识，故而选择将史馆设在了宰相议事政事堂所在的门下省。然而，高宗时，政事堂迁移至中书省，史馆并未随迁，直至玄宗时，才由时以中书省位枢密的李林甫上表请迁。从史馆位置的几次迁移，我们似乎也可以洞见，帝王对修史的重视程度的变化。

除了帝王的重视之外，史书编撰离不开大量文史资料的支持，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诚如知几这类大史家，也断然不能凭空筑起高楼。太宗时所成的八部史书，除了前代皆有本之外，还有离不开大量文史资料的补充。而高宗一朝，主修国史和实录，起居注是最大的史料来源之一。但是永徽年间，此制被许敬宗、李义府所破坏，导致史料的一大重要来源断绝。虽长寿二年，宰相姚议修“时政记”，送呈史馆，但最终此事又因为其被罢官而搁置。

除了修史资料的不足，监修制度过分加强亦为一个原因，知几修史时就有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五人监修，众监修意见不一，使知几下笔艰涩，深以为弊。萧至忠甚至还责怪其“著述无课”。对此，知几唯有上“五不可”以表达其修史“白首可期，汗青无日”的愤慨与无奈。

过度政治干预则是导致馆修史书日渐萎靡的又一重大原因。贞观年间，辅臣多谏诤之士，即使太宗欲观起居注，也会遭到褚遂良房玄龄等人的劝阻，房玄龄更是为执意观国史的太宗呈上删略的实录，不让太宗有半点更改的可能。时任史馆中正直之士尤多，监修史臣更是素来以“刚正”闻名的魏征、房玄龄二人。如果说此时的政治干预还处在一个尚可控制且不太影响的层面，那么高宗武后、中宗时期的监修史臣，前有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后有武承嗣、武三思、宗楚客之流，虽然也不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名臣，二人却因高宗立武则天为后一事，受人构陷，身死族徙。二人之死近二十年内，中外以言为讳，无敢直谏者。8直到永淳元年，李善感谏封五岳，情况才有所好转，可想而知，当时的史书撰修，又是何种境地了。史书中所记载公元673年，高宗“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为不实”诏令刘仁轨等改修国史9，便也不足称奇。虽然刘知几在公元703年才开始正式修撰国史，但他必然也会受到这种长期以来的政治氛围的影响。

实际上，知几对修史状况的不满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日积月累的过程。虽然在编修国史之初，他也遇到了不能按照自己愿望撰写的情况从而心灰意冷最终转让他人代写的情况。《旧唐书》中记载：“知己自负史才，常慨世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五卷。”10但此时或许他内心尚有一丝期待，于是选择了退而修撰家谱，而不是着手开始一部自己的史书，直至中宗时期《则天实录》的修撰，对喜居史职的趋竞之士的厌恶和与修史同僚的矛盾都成了彻底断绝其志，使他心灰意冷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政治经历使得刘知几彻底认清官修史学的虚伪面貌，那么其个人广博的学术经历则定然为其埋下了那颗怀疑的种子。知几少年博学，阅览群书，他的疑古惑经思想自然离不开前代先贤之书的影响。在《史通·自叙》中，他列举了六部对他影响深刻的前人著作，分别是扬雄的《法言》、王充的《论衡》、应邵的《风俗通》、刘邵的《人物志》、陆景的《典语》、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充《论衡》中的《问孔》篇更是直接使知几有感而发做出《疑古》《惑经》两篇。在《惑经》中，刘知几直言不讳地指出“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足以证明其对《论衡》的高度评价。而《疑古》篇中对尧的增美，对桀、纣的增恶均在《论衡》中可见，只是《史通》中论述更为完善。《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刘勰也对远古历史的记载也持怀疑态度。他写道“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 … … 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刘知几的“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也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明儒胡应麟就曾这样评价过“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其识王充也，而轻汗殆过 ”11。通过刘知几自叙还和胡氏等人见解，我们都不难看出刘知几疑古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充等人的影响。

大唐王朝初期繁荣昌盛的文化氛围，奠定了知几早年深厚的学术素养。贞观至开元年间，朝廷通过科举取士、崇儒修典等政策，构建了“文治天下”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背景下，刘知几自幼浸润于经史典籍，《旧唐书》载其“十二通《左传》，十五遍观群史”，反映出唐代士族教育对史学素养的系统性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官方“每岁终，史官进所修日历”，这种制度化的修史传统，使刘知几在青年时期即形成“史之为用，其利甚博”的认知。修史重史的政治风气，也建立了知几深刻的修史责任感。武则天时期虽政局动荡，但“监修国史”制度反而强化，据《唐会要》载，仅证圣元年（695年）至长安四年（704年）间，史馆即更迭监修官达七人次。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使刘知几亲历“十羊九牧，其令难行”的修史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其早年“不羞耻流俗”的学术经历，实与唐代经学注疏传统密切相关。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特别指出：“唐人治经，多守旧注而少发明”，这种学术环境反衬出刘知几“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的批判精神。武则天时代的劝谏上书，使刘知几崭露头角。长安二年（702年）《陈时政得失表》中“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的谏言，既是对武周时期“史笔中断”的纠偏，亦暗含对史官独立性的诉求。中宗时代国史编修的烦恼则促成了刘知几的不朽名著《史通》的诞生。在其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有过期待有过失望，有过对“秉笔直书”的向往，亦有“求而不得”的苦痛。《史通》中“直书”“曲笔”二篇的尖锐对比，实为对唐代史馆“禀承监修，难措毫芒”体制的深刻解构。值得关注的是，刘知几的批判并非全盘否定官修制度，而是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核心准则。这种思想既源于其对《左传》“书法不隐”传统的继承，更植根于唐代史学“考辨得失”的学术脉络。纪昀曾评《史通》“贯穿古今，洞悉利病”，恰说明其批判精神实为唐代史学发展到制度反思阶段的必然产物。正是这样的苦痛与反思，最终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史通》。《疑古》《惑经》两篇中对古代圣贤与儒家经典的怀疑、批判都是从史学家的角度出发，渴望对“纯粹历史真相”的追寻，还暗含着对时局“饰智矜愚，爱憎由己”的不满，并借此强调自己“直书实录”渴望“求真求实”的史学理想。只是或许连刘知几本人不会想到，本仅欲知音君子讲《史通》流传后世，以期改变当时“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的氛围，却牵一发而动全身，揭唐代疑经辨伪之序幕，对宋代的疑古惑经思潮、清代考据学风炽盛及民国疑古学派的兴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2280页。

（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 133 页。

（清）段玉裁注，（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年，第134页、176页。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第410页。

（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第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第674页。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六-卷七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596页。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六-卷七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598页。

张习孔，田珏主编；张福裕，刘占武编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7年，第549页。

（宋）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55年，第1290-1291 页。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598页。

（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第 1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