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在新时期的现状、困境和路径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一大批既懂广东又能适应湾区各城市发展趋势、面向全球乃至全球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参与建设，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和战略纽带。职业教育是与行业相联系的一种教育类型，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服务能力最强的一种教育类型。2019 年，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要求“创新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方式，共建一批特色职业教育园区”，这是解决大湾区人才供需矛盾、促进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关键一招，是实现职业教育助推湾区建设目标的务实之举，也是促进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关键。

当前有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湾区的理论基础、发展障碍、战略联盟建设等研究层面，但从产教融合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较少，目前已有大量关于大湾区职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湾区内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发展壁垒、战略联盟的构建等方面，因此，本文综合整理现有研究成果，从理论支撑、实践情况、现实困境以及优化路径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为构建大湾区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以适应大湾区的发展需求。

二、产教一体化理论基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

（一）教育生态学理论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由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主体组成，各主体相互交流资源，形成相互促进的功能机制，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状态，教育生态学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有机生态系统，讲求教育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联作用。李小鲁 （2021） 指出：打造产教融合新生态“共生、互补、共赢”，要树立“整体合作”的生态理念，谋划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江雪儿等（2022）》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以产教融合的系统设计为理论支撑，构建了高职教育资源整合框架，由共生单元、共生关系、共生环境、共生界面等要素构成。

（二）产业集群理论

波特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将产业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集群的联动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和人才培养，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众多，其中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发展较为突出，在实际发展中急需职业教育提供人才，产教融合方能达到与人才供需匹配的目的，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群郑彬 （2021） 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双方技术、场地和师资资源，在职业院校和集群企业之间加强产学合作、共同促进高级人才培养，达到二者的产业共同目标和协同人才培养目标。

（三）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存论认为，组织只有获得所需要的稀缺资源，与外部环境交互才能保证自身的发展延续；职业院校需要企业的实践场地和研发支持，而企业也同样需要学校为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达到产教融合提供技术型人才和技术支持的动力来源；李妮 （2020） 以大湾区职业院校的跨域合作实例为研究对象表明：越是互补的资源，越能保证校企间的合作更加平稳、更加紧密地进行。

（四）三重理论逻辑

安冬平认为，大湾区职教协同发展的三重逻辑包括：输入系统引入自组织逻辑，即在有序自由、协同共赢中，实现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自我进化；流程体系融合共生逻辑，重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输出体系应发挥协同利益逻辑，以实现多方共赢为目的，在利益驱动下建立学校等主体间的长期联系。这一理论对产教融合发展过程理论的全面覆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三、产教融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情况

（一）三地职业教育特色与合作基础

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发展各具特色：香港职业教育以职业训练局（VTC） 统筹为主，每年接受职前及在职培训的学生约 25 万人，国际化程度强，与业界接轨程度高；澳门主要有两大类，职业教育 （ 即职业培训 ） 和以培养本地产业人才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后者则以配合当地发展旅游业、博彩业等行业为主；广东职业教育开展较晚，起步较慢，但发展速度较快，“双高计划”导向明显，“双高计划”对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

虽然体制、文化各不相同，但三地职教合作基础较好。多区域联合合作组织的成立，如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 （2017）、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职业教育联盟 （2019） 等，标志着粤港澳职教圈开始打破地域限制，各项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如资源共享、标准互认等。

（二）战略联盟建设的进展与特征

大湾区职教策略联盟数量自 2017 年起持续增长，已形成多元合作网络。根据已有的研究整理，主要的盟型有：

产教融合型联盟：如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以专业建设、师资培训及产教一体化实践为己任，覆盖 136 家职业院校、企业和教育机构；

业集中型联盟：如粤港澳以细分行业人才培养为重点的数字创意职业教育产教联盟、跨境电子商务产教融合联盟；

教师培养型联盟：如：由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主导的广东省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联盟，为粤东三地提供平台，共享三所学校的资源。

这些联盟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成员来源多元，既有院校，也有企业，还有行业协会；二是实现了资源的简单协调、资源的分享或项目协作；第三是面向某一产业或领域开展合作的定向性专业人才资源和培养模式方向。

（三）探讨产教一体化质量评估制度

游鸽等人 （2024），通过德尔菲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括政府、行业、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六个维度的产教融合质量评价体系，并形成了可供操作的评价工具。该体系强调：

政府维度：政策制定与资源支持力度；

行业维度：培养与人才供需对接的产教一体化企业；

校维：与课程配套的实训基地建设；

企业维度：用人满意度与合作深度；

师维：队伍建设和“双师型”实践能力；

学生维度：综合素养与专业技能水平。

这种考核体系为大湾区产教一体化成效考核提供量化依据，但在跨区域情景下其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四、产教融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困境

（一）跨区域制度壁垒与协同障碍

粤港澳地区职业教育标准不一，学历互认困难，是由于受各自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教育体系的影响；香港与内地职业资格认证存在较大差异，人才跨区流动成本进一步提高。而且企业跨区参与产教融合项目的积极性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三地之间的税制差异、使用体制和财政补贴方式的不同。

虽然战略联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合作的范围还很小，港澳在现有联盟中的参与度还不够，大部分联盟都是以无法覆盖整个大湾区的珠三角城市联盟为主；有些联盟也没有办法落地生根，有合同签订，决策与执行割裂，并未达到“共建制度—共享利益—文化共鸣”的良性境界。

（二）产教一体化深度不足，资源配置不平衡

企业参与动力薄弱：大湾区产教融合仍偏向学校一方负责，而企业大多属于被动参与的状态，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缺乏成本与收益的平衡以及长期的激励机制，因此大部分企业的产教融合仅存在于企业配合学校完成生产实习实训阶段，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中很难参与其中，因此，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是企业与学校合作。

资源分布不均：广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但粤东西北地区相对较少，港澳周边地区相对较少。“重视程度不够、资源分配不均、政校行企融合度不高”等问题突出，董平从教育生态的角度分析粤港澳湾区高职院校的发展。

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赵晶晶等 （2022） 研究显示，大湾区职业教育存在“专业与产业匹配度不足”的问题，部分学校专业设置滞后的现象较为突出，与之相对应的人工智能专业、跨境物流专业人才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供不应求的现状较为突出。

（三）评价体系与保障机制不完善

质量评价缺乏统一：目前大部分的主流测评体系，仅仅是从某一所学校或某一地区考察的某种方面来看，并没有将地域上的差异性涵盖其中。加之，游鸽等人提出的六维测评指标虽然有一定的开创性，但在指标权重不能量化、跨区域比较不平衡的情况下，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

法规政策保障不足：虽然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对产教融合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对于整个大湾区而言，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因为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跨区域合作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投入资金机制不健全：由于目前政府财政扶持不足、社会资本进入渠道不通畅等原因，导致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资培训所需资金数额较大，影响项目不断推进，有效落地。

上述制度性障碍直接导致联盟协作碎片化，亟待通过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破解。

五、产教融合优化的粤港澳湾区职业教育路径

（表1）

（一）构建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加强政府统筹与政策衔接：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健全合作沟通机制，做好资格认定、税收优惠、财政扶持等政策对接工作。按照“加大人力资源投入、推进产教融合、探索普职融通”的构想，按照分类解决具体问题、结合实际推进落实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加大中央顶层设计力度。

健全战略联盟运作机制：借鉴国外做法，可嫁接瑞士“三方协调委员会”治理经验，联盟可以从目前的“松散合作”模式，比如成立联盟管理公司，专门负责本体聚合，做资源整合、项目落地等工作，走向“实体化运作”；此外，还可构建打破区际信息壁垒的统一信息平台；进一步，适当扩大港澳地区的参与范围，吸纳香港、澳门优秀高等教育机构 （ 如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旅游学院 ） 等参与联盟共建工作的深度机构（ 如香港职业训练局、澳门旅游学院等） 参与共建。

促进文化认同与理念融合：把握“人文湾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师生交流活动，举办各类提升三地职业教育主体文化共鸣度的技能大赛等。唐高华认为，在文化同源的基础上，大湾区职业教育在价值观层面的认同，可以通过合作，在理念上强化统一性。

（二）产教融合和产业需求的深化对接

构建多元产教融合共同体：同时推动“政府—院校—企业—产业”协同育人“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技术赋能、专业融通共享”是卢坤建（2022） 提出的将满足大湾区产业发展布局的专业群建设起来的维度，例如，组建区域联动、多区域协同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产教融合联盟等，以满足大湾区产业发展布局的专业集群。

创新企业参与模式：引导企业通过联合办学、共建产业学院、参与课程设计与评审等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政策，深层次参与人才培养工作。用大数据平台辅助治理产教融合许建领认为，对于企业需求和学校供给的匹配，可以有很好的帮助。

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针对接大湾区“双十”产业集群新增人工智能、跨境电子商务等专业，建立高职院校按需调整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以江门为例，程养林指出，应结合当地产业特点，避免重复设置专业。

（三）完善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

构建跨区域评价指标体系：将上述文章中有关大湾区融合创新的相关内容略作修改，以游鸽等六维指标为基础，增加“标准跨境转化率”、“区域协同度”、“国际化程度”、“产教融合质量报告”等评价指标，形成专属大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推动“双师型”教师跨区域流动，共建三地教师共享库；高标准建设一批示范性、开放性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广州、深圳等为主阵地，统筹规划，联合协作。

为支持实训基地建设和科研工作，探索市场化运作出路，以校企共建项目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拓宽经费投入渠道：推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建设，建立大湾区产教融合发展基金。

（四）推进国际化和创新发展职业教育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培养人才的新模式，结合大湾区特点，借鉴德国双元制和瑞士职业教育的培养经验；培养学生采用安冬平提出的精准发展模式，即“定位精准、导航精准、执行精准、培养精准、驱动精准”。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按照“一带一路”建设，优质课程和标准有必要“走出去”输出，香港职业教育国际化经验值得借鉴大湾区其他城市借鉴。

数字化技术与绿色发展理念的融入：除此以外在，为了达到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职业教育需要具有绿色技能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需要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可以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比如智能运维、低碳技术等，以达到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

六、结语

面对体制差异大、资源分布不均衡、协同联动弱等困难，以及政策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基础扎实、文化同根同源等有利条件，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要发挥改革引领作用，构建“全域覆盖、多元参与、精准对接”的产教融合生态体系，突出以创新理论为引领、以破除藩篱为关键、以健全协同机制为基础。

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对产业升级所产生的作用，还需要通过对其量化测算，才能对产教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作出判断；另一方面，现存文献多集中在提及较少的珠三角地区和港澳地区。所以需要在实证分析中加入港澳参与的内容，然后再细分领域（比如：产教融合实践（航空服务与智能制造）展开分析），通过对比，给出政策建议，与其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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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来源：本论文为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粤港澳大湾区航空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珠港航空产业学院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CSJ202404）；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教学质量工程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协同共生视域下高职跨境产业学院建设路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XJJG202405）；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学院建设路径研究与实践一以广科院三灶镇航空科普社区学院建设为例（项目编号：JXJG202403）

作者简介：姜翠翠（ 1988.07- ），女，汉族，辽宁铁岭，初级职称，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旅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