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的追索、复制与数字化：历程、模式与影响

1. 历史的回响：海外中国文献追索的历程演进

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的流散，是近代中国国运衰微与文化痛史的缩影。其主体包括敦煌西域文献、殷墟甲骨、宋元明清善本、地方志书、明清档案、民间文书以及近代照片、舆图等。对这些文献的追索与“回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中国国力的增强与技术的进步，经历了三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

（1）近代学者的个人访求与早期复制（20 世纪初至40 年代）

此阶段以学者个人的艰苦努力为特征。代表如董康、向达、王重民、于道泉等先生，他们或受官方机构委托，或凭一己之学志，远渡重洋，赴日、欧、美各大图书馆访书。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目验考证、抄录提要、拍摄黑白照片或抄本。王重民先生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的系统查阅与编目，向达先生对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所获文献的抄录，均为开山奠基之功。此阶段的成果多为提要目录（如《敦煌古籍叙录》）和少量照片资料，虽规模有限，但初步摸清了海外藏品的家族，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方向，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2）国家工程的启动与缩微胶片的回归（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文献追索工作被提升至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呈现出系统化、机构化的特点。在政府支持下，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机构牵头，开启了以缩微胶片为主要媒介的大规模复制工程。与世界各地藏书机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英国国家图书馆）通过合作拍摄的方式，成功将大量海外藏中国古籍、方志、家谱等以缩微胶片形式“迎回”国内，并提供阅览服务。此举虽解决了文献的“有无”问题，但缩微胶片阅读不便、清晰度有限、难以检索的缺点，使其主要功能仍是“保存”而非“研究”，但其历史性贡献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完整的文献基础。

（3）数字时代的革命与全球协作（21 世纪初至今）

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成熟，开启了海外文献回归的“第三次浪潮”。其核心特征是从实体复制转向虚拟聚合，从国家主导转向多元协作。数字化技术克服了缩微胶片的几乎所有缺点，实现了文献的高精度、全色彩、低成本复制与无障碍、跨地域、可检索的传播。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众多大型合作数字化项目的启动，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的“国际敦煌项目”（IDP），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馆藏中文善本数字化项目。至此，文献回归的速度、质量和可利用性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进入了“数字化回归”的新纪元。

2. 模式的创新：数字化回归的多元实践路径

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的回归已形成多种模式并行、互补的繁荣局面，其核心目标是从“拥有副本”升级为“构建深度可利用的数字资源体系”。

（1）合作数字化模式：共建共享的主流范式

这是目前最主流、最受推崇的模式。中外双方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对海外所藏文献进行数字化。特点： 通常由外方提供文献原件和仓储，中方或在资金、技术、专业编目上提供支持。成果由双方共享，并共同建设一个统一的发布平台。典型案例： “国际敦煌项目（IDP）”是典范，它将散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的敦煌写卷的高清图像、元数据、研究成果整合于同一平台，实现了虚拟意义上的“珠还合浦”。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CADAL）也包含了大量海外高校馆藏中文文献。

（2）商业数字化与采购模式：市场机制的补充

一些商业公司或数据商（如爱如生、书同文等）主动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对其进行数字化扫描，加工成专业的数据库产品（如《中国方志库》《敦煌文献库》），再向全球高校及研究机构销售。特点：效率高、加工深度强（通常具备 OCR 文字识别、高级检索功能）。但存在版权壁垒和购买费用高昂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数字鸿沟”。

（3）回归后的深度整理与研究模式：学术价值的再挖掘

数字化回归并非终点，而是新一轮学术研究的起点。中方机构在获取数字资源后，会对其进行深度再整理，包括：高精度再造： 利用数字化图像进行原大、原样、原色彩的出版，如《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等。专题性知识库建设： 以回归文献为基础，融合其他资源，构建专题研究数据库。

3. 赋能与隐忧：数字化回归的学术影响与时代反思

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其影响远超出图书馆学范畴，深刻重塑了中国研究的学术生态，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时代议题。其革命性赋能体现在：研究范式的革新： 它使全球同步 access 和计算式研究成为可能。任何地点的学者均可同时在线查阅同一件敦煌写卷的高清图像，并可对海量数字化文本进行全文检索、数据挖掘、定量分析，催生了“数字敦煌学”、“数字史学”等新范式。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大量一手材料的“回归”，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学者在相关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改变了过去“材料在国外、研究在国外”的被动局面，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文化遗产的永续保存： 数字化是最高效的“再生性保护”，有效减少了因展览、阅览对脆弱原件造成的损害，并以数字形式确保了中华文明记忆的永久存续。技术依赖与“原境”剥离： 研究者过度依赖数字化图像，可能忽略对文献物质形态（纸张、墨色、装帧）的考察，而这些是版本鉴定和文物价值的重要依据。数字图像将文献从其原生的藏品序列与物理语境中剥离，也可能导致某些重要历史信息的丢失。

展望未来，海外中国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工作，应在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回归范围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主平台建设、数据标准制定、深度知识化加工以及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创新，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开放共享的全球中华数字文化遗产共同体，让流散海外的民族记忆真正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张志清， 陈红彦.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与数字化回归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05): 4-19.

[2] 刘波. 海外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0.

[3] 王重民 . 中国善本书提要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沈津 .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 [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