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妮斯·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家庭性”书写研究

一、引言

在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中，阿格妮丝·赫勒（ÁgnesHeller）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标志着一次深刻的范式革新。当传统马克思主义聚焦于生产方式的宏观矛盾时，赫勒将重点置于厨房、卧室和街道，揭示出社会再生产最隐秘的运作机制——日常生活。这一转向不仅突破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化逻辑，更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社会微观权力的批判潜能。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中的“家庭性”概念，从19 世纪维多利亚小说中“家庭天使”的性别规训，到当代移民叙事中混杂性家屋的文化抵抗，始终与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缠绕。两者的相遇，为解析现代性困境提供了独特的交叉视角：家庭空间如何既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微型剧场，又是重构生活意义的革命实验室？

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诞生于布达佩斯学派对斯大林主义教条化的反思。赫勒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她的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遇难；后来，东欧各国受斯大林模式影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也让她受到了迫害，被迫流落异国。（王思楠140）因此，赫勒对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极为感兴趣，探寻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机制，以及异化产物对于异化的反作用。她继承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却将批判的锚点从“阶级意识”下沉至“日常实践”，提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这一核心范畴。在《日常生活》中，赫勒将整个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领域：第一个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这是基础领域，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都属于这一领域，这是人类生存的起点；第二个是“自为的对象化领域”，这是高级领域，包括科学、哲学、艺术等，这是人达到给定时代的自由程度时所处的领域；第三个是“自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是从前两个领域中分化出来的，赫勒将其称为“制度化领域”，既包括“自在的对象化”的特征也包括“自为的对象化”的特征。（113-19）在赫勒的框架中，语言、工具与习俗构成的“自在领域”既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异化权力的寄生之所——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消费符号的隐性规训，皆可视为“自在性”对个体自由的侵蚀。这一理论既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又吸纳了现象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形成微观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路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异化归结为劳动与人的本质的背离：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劳动者被剥夺了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沦为机械化生产的零件，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关系被扭曲为工具性存在。（45-50）赫勒继承了这一批判逻辑，但她意识到，二十世纪的异化已从工厂流水线渗透至日常生活中——不仅是工人，所有现代人都被困在消费主义、科层制度和技术理性的牢笼里，陷入“无意识的重复”与“自我欺骗的惯性”。在《雅诺什的面孔》中，她以“康德的宴会”为例，描述了康德在邀请朋友进行一场午餐时所谈论的规则和建立的契约，也就是在讨论之中享受彼此的陪伴（161-71）。而二十世纪日常生活已经充满异化：家庭成员机械地完成吃饭、读报的动作，却不再有真正的对话或情感联结；这种“习惯的暴政”将人驯化为“自在对象化”的被动接受者，消解了反思与创造的可能。而“家庭性”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其历史演变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权力斗争史。从夏洛特·勃朗特笔下阁楼中的疯女人，到托妮·莫里森小说中黑人主妇的厨房政治，家庭空间始终是意识形态编码与抵抗的双重场域。文学文本不仅再现了家庭作为“自在的类本质”的固化（如《傲慢与偏见》中舞会礼仪对阶级身份的再生产），更以虚构的越界挑战工具理性的霸权。

赫勒的突破在于她并未将异化视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宿命，而是将其转化为美学革命的契机。她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人的解放”命题，强调解放不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变革，更是“个体从日常生活的异化中觉醒”的过程。这种觉醒依赖于审美经验的催化作用——当艺术以陌生化的方式打破日常感知的惰性时，人们得以跳出“理所当然”的思维定式，重新审视自身的存在状态。在此意义上，赫勒的美学批判成为一场重塑日常生活伦理的“微型革命”。

二、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的核心维度

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为核心支点，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分析框架。“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场域就是日常生活，其特征有重复性、规范性、符号性、经济性和情境性，而这些也是日常生活得以稳定存在的基础。同时，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异化都早已出现在了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单纯的农场、工厂劳作，因此在日常生活或者说在家庭生活中，探寻对抗异化的途径都是最为便捷的。

1.日常生活的三重基础

赫勒认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依赖于物质性、形式性与符号性三重结构的交织，这些结构既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也是异化权力的载体（日常生活 129-38）。我们生存的世界中的物质具有隐藏的含义，家庭空间中的器物并不是中立的存在，而是被资本主义消费逻辑编码的“物体系统”。例如，维多利亚时期客厅的钢琴象征中产阶级文化资本，当代宜家家居的模块化设计则折射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这些物质对象通过固定的功能（如厨房仅用于烹饪而非创作）和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如豪宅成为社会地位的标签），将个体囚禁于“物的牢笼”。在形式上，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对人类发起的服从性测试使得人类习惯于世界的规训循环，日常生活的形式化表现为重复性实践的自动化，如家庭主妇的清洁流程、节日仪式的年复展演。赫勒指出，这种重复性既是社会秩序存续的基石（如亲子关系通过每日早餐对话维系），也是权力规训的微观机制（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通过家务分配自然化）。当个体将规范内化为“第二天性”，批判意识便被消解于习惯的惰性中。语言中介的意识形态渗透进日常话语中，为一些固定的语言赋予了符号化的象征意义，例如家庭话语（如“贤妻良母”“一家之主”）通过称谓系统与隐私禁忌，完成对主体的意识形态召唤。赫勒以“家庭秘密”为例，揭示语言如何建构“内/外”边界：对外维持体面形象，对内压抑真实欲望，符号系统由此成为权力合法化的隐形中介。

2.异化机制的双重批判

赫勒的异化理论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的单一维度，揭示日常生活异化的双重根源：传统社会的自在性压抑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殖民。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血缘伦理共同体，通过习俗与传统维持“自在的类本质”的稳定性。例如，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婚姻制度（如《傲慢与偏见》的财产联姻）将个人情感压缩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而“淑女风度”的礼仪规范（如茶会交谈的程式化）则使主体沦为传统符号的傀儡。（7-10）这种异化源于对“过去”的绝对服从，个体自由被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吞噬。

现代性将效率至上原则注入日常生活，导致情感、时间与空间的全面商品化。赫勒以家务劳动为例，指出其双重异化：一方面，现代化家电（如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将劳动时间压缩，却使主体陷入“技术依赖”的新奴役；另一方面，情感关怀（如亲子陪伴）被简化为“高质量时间”的考核（如《使女的故事》中生育职责的指标化）。这种异化不再依托传统权威，而是通过理性化、标准化和可计算性，将人降格为“功能元件”。

3.探寻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转化路径

赫勒的解放方案并不是彻底颠覆日常生活，而是通过反思性实践与个性伦理实现“自在性”向“自为性”的转化。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造成了审美与伦理的割裂，而两者的辩证统一需要通过艺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感性介入”来实现。赫勒批判传统美学将艺术简化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剥离其伦理责任的极端倾向，主张审美判断与伦理诉求在“个性伦理”的生成中动态融合，认为艺术的伦理功能不在于传递先验规范，而是以形式创新打破日常感知的惰性，激发主体在审美体验中反思自身的道德选择。这种“美学的伦理学”既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又警惕价值虚无主义的放任，强调艺术通过唤醒个体的道德自觉在自由与责任、感性与理性的张力中重构伦理主体。在价值多元的语境下，艺术既需抵抗消费主义对伦理深度的消解，也应避免退化为封闭的精英话语，而是通过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促成一种“向善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在美的震颤中持续叩问人性的可能与限度。

在文学领域，文本通过艺术形式与伦理意蕴深层互动，打破了工具理性对意义世界的切割，在感性经验中重建自由与责任的共生关系。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通过班吉作为一个智障儿独有的意识流独白，用“班吉的衣服被挂住”这个情形让班吉联想到1900 年他的衣服也被栅栏挂住的场景，引出当年姐姐凯蒂的存在，进而将智障儿的感官碎片转化为南方贵族伦理崩塌的隐喻（2）。混乱的时序与跳跃的意象不仅是心理写实技法，更构成对蓄奴制遗产的隐性控诉：当读者被迫在时空错位的叙事迷宫中重构故事全貌时，审美接受的困难本身即成为理解道德混沌的必经之路。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将工具理性与人权伦理相结合，在故事的结尾，当我们为人工智能“我的部分记忆开始以某种奇怪的方式重叠在了一起”“不能四处走动了”“我没法一直密切地观察她”所表现出的被人类抛弃在堆场并且身体受到损伤（378-81）而感到惋惜时，不免思考“何以为人”以及在社会发展到那种程度时拥有人权的充要条件。

结论

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如同一把棱镜，将“家庭性”这一文学术语折射出意识形态编码与解放潜能的双重光谱。本文通过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对话，揭示出家庭性既是现代性最顽固的异化装置，也是日常生活革命最激进的试验场。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边界，更在方法论层面开启新的可能。

在文学理论批判方面，本文揭示出家庭空间作为资本主义的微观异化装置，将个体禁锢于“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牢笼。文学文本证明这种异化具有跨时间和跨空间的普遍性，但其具体形态始终与权力结构紧密缠绕。同时，家庭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驯化具有反作用，印证赫勒所言“革命始于对日常细节的重新占有”。文学想象将家务劳动从异化重复升华为存在美学，为“自为存在”提供具身化路径。

在方法论层面，本文表明，文学文本绝非哲学理论的被动例证，而是激活、检验与修正理论的实验场域。本文将赫勒抽象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拆解为物质性、形式性、符号性三重维度，为文学批评提供可操作的解码框架。同时，本文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局限性的揭示表明其未能预见后人类家庭（如《别让我走》的克隆人伦理）对“人性”概念的颠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冲破传统束缚，理论研究需向技术哲学与后人类主义开放。

参考文献：

[1]Fu Qilin．On Budapest School Aesthetics: An Interview with Ágnes Heller[J]．in Thesis Eleven , 94（2008）

[2]Michael E. Gardiner．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M]．New York：Routledge，2000

[3]阿格妮丝·赫勒：《个性伦理》，赵司空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4]——《日常生活》，衣俊卿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费跃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王欣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