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九边”称谓由来研究

明代的“九边”是明朝中后期北部边疆防御的核心体系，范围从东部的辽东延伸至西部的甘肃。明帝国在这条漫长的边疆线上设立了九个军镇，包括辽东、蓟镇、宣府、山西、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在明人的认知中，以这九个军镇为核心的长城防御体系被称为“九边”。为什么明人称为九边而不是其它称谓；明人不仅仅这样命名，在明人的认识中九边概念也根深蒂固。为什么会产生九边的称谓、以及这一名称出现的社会背景是我们要着重分析的。

长城的修建贯穿了整个明朝。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率军北伐，元顺帝被迫撤离大都，携群臣和后妃逃往上都。徐达北伐的胜利，标志着元帝国在中原统治的瓦解。但是整个北方以及西部地区还有着大量的蒙古贵族势力的存在。明朝朱元章、朱棣的几次大规模北伐都无法彻底消灭蒙古势力，被迫采取“固守封疆”的措施。明成祖实录中有段记载也突出了修建长城的重要性：“修边、国之重务，其军政不可不肃”。明朝统治者在全面分析明蒙军事态势基础上做出的最优选择，采用修筑长城这样一种防守措施，力求用最小的代价获得北部边疆的长治久安。

除此之外，明帝国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政权所面临的情况。明人沈一贯在当时有了一个很好的阐释：“本朝天下原取之虏，虏之怨心，无日无之”，在元顺帝带领元朝贵族远走漠北后，此后的蒙古部落虽然内部分裂斗争不断，但是每当蒙古各部短暂实现统一或者局部统一，在蒙古诸部南下的压力下，明帝国北部边疆就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故终明之世，边防极重，而为朝野上下所共忧虑者也”。正因为明代北部边防的极大压力，“边”对于明代政治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

1、“北进拓边”

早在明帝国建国前，明太祖在初步平定东南的基础上，利用元朝内部内讧、混乱之际。把握有利时机发动北伐，在洪武元年十月戊寅，上以元都平。随着元顺帝的北逃，明军占领了元大都，标志着元帝国在中原统治的结束。

但是在元顺帝北逃后还保留着元朝大量的军事力量，明朝为了处理这一问题。颁布了一系列和平安民的政策，力求在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难题。明廷在占领大都后，力求用和平手段解决残元势力，但是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残存的元朝势力不仅对明朝构成了军事威胁，对于新兴的明帝国还造成了极大的政治被动。明帝国要代替元帝国，成为周边国家新的宗主国。但是因为元朝势力的存在，使得一部分周边国家、部族不认可明帝国是新的宗主国，所以消灭北元势力是首要任务。正如明实录中的记载：即位之初，遣使往谕交阯、占城、高丽、诸国咸来朝贡，奉表称臣。唯西北阻命遏师，朕未遣使降诏者，以庚申君尚拥众应昌，故耳乃者命将西征直抵土蕃，偏师北伐，遂克应昌。元君既殂，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知天命既去，人力难为望风遁逃。面对这一局面，明军对北元残余势力只能采取攻势，明军不断北上。

明初在北伐的过程中，随着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打击，明军对于北部边防这时并没有建立完善的防御体系，明朝此时处于一种开拓的状态，随着元朝势力逐步退回草原，明朝的“北进拓边”逐渐难以实行，这是明朝在北伐过程中的一种自然发展，但其在明初立国未稳的状态下，很难集中力量全力北进。

2、“藩王守边”

由于残存的元朝还拥有者很强大势力，所以明军的北进势头很快受挫。明洪武五年“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即请北伐。但是此次北伐，三路大军其中两路无功而返，只有冯胜的西路军战果颇丰，但是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也很快内撤。这样的一种情况，使明太祖朱元璋意识到北元还有强大的实力，难以一时消灭，但是元朝残存势力的威胁确是一直存在，明太祖对于北部边防不得不做出新的考量。

明太祖认为“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因此明太祖先后分封了秦王、晋王、燕王、辽王、宁王、代王、谷王、庆王、肃王等九王于北方军事要塞。明太祖之所以选择恢复了分封诸王，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当时的形式所迫。当时定都南京，国家政治中心远在南方，北部漫长的边防线面临着元朝残存势力的冲击。明太祖为了维持北方地区的稳定，就需要北方沿线驻守精锐军事力量，但是由于明帝国中枢远在江南，受制于地理距离，难免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当时明朝的文官孱弱，难以抗衡武将。明太祖为了实现对抗元朝残余势力与控制武将的双重目，分封诸子镇守北方是当时形势下最好的选择。但是分封诸王弊端也很明显，特别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藩王守边”注定是当时一种暂时选择，难以持续，还会对明帝国内部留下极大隐患。果然，在明太祖去世不久后，就爆发了靖难之役。

3、“天子守边”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成功登上皇位后，一方面是削弱诸位藩王的兵权，另外一方面是如何抵御北部蒙古势力的南下。其实自明太祖时期对于都城的选址就有多方面的考量，因为南京位于江南，不利于加强明朝对于北部边疆的控制。但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的早逝迫使明太祖放弃了迁都的想法。成祖继位后，对于迁都继续推进。正如顾祖禹称：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兵秣马，四征弗廷，亦势所不得已也。由于北部边境长期面临着蒙古人南下的巨大压力，北部边防责任重大，军事形式严峻，成祖为了应对边防压力，迁都北京，身处北部边境一线。

可以更好的节制诸位将领，又可以防备蒙古势力的南下。由于北京处于明蒙斗争的第一线，这也大大增加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危险性，但是由于首都处于北部边防一线，明朝北部边防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以及世宗时期的庚戌之变，蒙古大军虽然几度攻入北京城下，但是都没有动摇明帝国对于整个北方的控制，这与“天子守边”是密不可分的。

4、“九边初现”

明代中期大修边墙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土木堡之变，由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的建议，亲征瓦剌也先，最终给整个明帝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军事危机。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朝京师三大营的精锐力量损失殆尽，朝廷随军大臣也殒命疆场，看出明廷内部面临的巨大动荡。

通过迎立景泰帝，明帝国暂时缓解了皇帝被俘的巨大危机。但是明帝国北部边境防务确实岌岌可危。“也先诡诈百端，其所获盔甲、器械、金银、锦缎、牛羊骡马等物，动数十万。……假以送驾为名，觊得开关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则指。”当时瓦剌也先挟持明英宗，不断袭扰明朝州县，由于皇帝的被俘，还是给明帝国带来了极大的被动。虽然最后也先进攻北京失败，回撤草原，但是对于明帝国来说，北部边防成为头等大事。

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显著影响了明蒙双方的力量平衡。明朝的北部防线逐渐向内收缩，蒙古势力趁机进入河套地区。由于陕西各军镇缺乏有效的协同作战能力，蒙古开始频繁侵扰陕西内地。为应对这一威胁，明廷多次提议将甘肃、宁夏、延绥三镇合并，以实现统一指挥。成化十年（1474），明朝在固原设立陕西三边总制，统辖甘肃、宁夏、榆林三地的兵马。至此，三边的范围正式确定，成为这三个军镇的统称。明代的“诸边”是一个常用术语，既可泛指所有边镇，也可特指某一具体边镇。而“九边”一词出现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此后，这一概念逐渐为明人广泛接受。正是由于明代边疆防御形势的严峻性，以及边防在国家运行机制中的核心地位，催生了大量以“边”为命名的军事地理概念。因此，明代中叶以后，“九边”这一军事防御体系的出现，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结语：

正因为明代二百多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边防压力，所以终明一世，“边”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的政治运作，政治书写，甚至还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人的社会心理。修建长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稳定北部边疆，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方式终究会被淘汰。明代的九边重镇最终也没能阻挡清军的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