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阙关：秦王朝的北国门

研究上古以来国家的国境、势力范围、世界观等问题，“诸方”“国”“野”等概念常常让人陷入疑惑，“周”可以代表“宗周”这个城邑，也可以代表“周国”也就是周天子直辖的地区.这是因为包括“中国”“天下”“四方”等概念，都是在不断进化演变而成的。随着社会进步及时间推移很多古老的概念逐渐扩大化并被赋予了更多内涵，最终形成了秦汉大统一王朝时期共同的国界概念。

一、国界概念的由来与演变

古代先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新石器时代每个部落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部落之间强弱分化日趋显著，进而演化出了部落联盟，相应地产生了“政治中心”的概念。部落联盟的政治中心孕育出了城市，这对于上古时期的中国来说堪称技术革命，有了城市才会有古国，最早的“国”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之上的。

夏商周三代，国家的中心是都邑，都邑的中心是宫殿、祭祀性建筑和贵族墓葬区。至少到商代，商王和四方诸侯的关系还是较为松散的。在商王眼中，四方诸侯、至少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诸侯之间是没有多少差别的，被孔子称作“郁郁乎文哉”的周人的待遇与“鬼方”所受到的待遇相差无几。各个方国包含于商的“天下观”里，却不在商的“中国观”里，这给商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隐患。商代中后期，开始加强对方国的管控，但这些方国本身都是商王朝统治模式的再现，自主性很强。

周朝的五服宾贡体系，其实是在商朝的四方体系上发展而来的，将不同的诸侯依照亲疏远近，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将祭祀等确立统治合法性的任务交给关系亲密的诸侯，而最疏远的荒服只要承认周王就可以了。西周天子心目中的国人还是居住在首都的宗亲，“周国”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周原，也就是周天子的直辖地。超出国界，周天子也就没有能力实施直接统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天子发自内心地认可这种分权模式。宾贡体系、职官体系还有周王室的巡狩制度都体现出周天子的内心中大统一的观念已经开始萌发，这是一种当时只存在于思想当中的举国一同的大国界。

这个大国界的理念开始被实践是在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的最大受益者——诸侯王们被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如果不能制止小宗继续以下克上，他们终究也将为小宗所取代。为了自保、同时也为了争霸，诸侯王们纷纷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在推行郡县制改革之际，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统计工作，国君第一次绕过小宗掌握了全国的生产情况，与境内民众均建立起契约关系，渐渐地全国均成为国君的直辖地，于是“国”的概念扩大至诸侯国的全境。随着秦统一中国，“国”的概念扩大到秦王朝全境，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背后的大趋势是国君直接控制区域的扩大，推动了国界观念的扩展。

二、国门概念与天地同构

从封国至王朝，秦的国界发展过程，同样经历了中心城邑、国君直辖地、全国国境三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国”的概念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之前阶段的概念就作废了。因此，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以后，秦朝形成了独特的多重“国”结构，最外层自然是秦王朝的版图，暂称之为“大中国”，再之外就进入了大荒之中。曾经的秦国这一“中国”吞并了曾经的四方，将其纳入了“大中国”之中。但秦始皇心目中的“中国”，依旧是号称“四塞之地”、“八百里秦川”的原秦国故土。再内一层，是都城咸阳宫殿区，最中心是咸阳城渭北城区的宗庙祭祀建筑。

如前所述，“国”的概念最初系由城市演化而来，所以“国”的很多要素是从城市被放大到全部疆域版图之中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城墙、城门、主干道三项。考古学者许宏认为，城、郭、主干道、里坊齐备的都城是到汉代以后才出现的，秦都咸阳没有外郭城。而刘庆柱等学者则认为，此前秦都雍城以及栎阳城都有外城，汉长安城也有外城，所以咸阳也应该有外城。一时之间莫衷一是。不过我们可以从咸阳城外侧关中地区的建构和秦汉时期天文学著作，来一窥秦始皇心目中的国家设计。

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指出，战国至秦代共有七条道路汇聚于咸阳，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东方的函谷关，是秦东方的门户，也是联通雒邑道路的起点，东南方的武关是秦东南方的门户，还有北部贯穿北山的上郡塞道、西南方联通西南夷的塞道。可以看出，从城市发展出来的城垣、城门、道路三个概念互为表里，投射到秦王朝的国境之上，山脉成为王朝的城垣，关口成为王朝的城门，道路不间断地从咸阳连接到王朝四至，生动具体地展示了从“城国”到“国家”概念上的一致性。

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中亦可窥见端倪，商代天文崇拜主要围绕北斗、岁星等主要天文指示物，直到战国秦汉时期古代天文学才迎来爆发式发展，反映天空之中等级、秩序关系的星宿是在战国中期开始形成的。这与战国中期“国”概念扩大的时间是相吻合的。从考古遗迹来看，属于夏时期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南北向的街道网，但却没有围绕宫城对称分布的附属建筑。到了秦都咸阳，南北两个城区以渭河上的横桥为连接，横桥北部发掘出土有近50米宽的路基遗址，是咸阳城中最宽的道路，其南方延长线与，长安城横门相衔接。秦咸阳城与汉长安城一样是具有南北中轴线的，同时渭河充当了咸阳城的东西轴线。

历史学者曾磊认为，秦朝东门与函谷关有着密切联系，西门或许在汧、渭之间，咸阳宫殿区北至在石门关，南至在南山（秦岭），从而构建了“四门”。曾磊的论述存在一定的概念混淆，其中东、西国门是原来秦国的国门，属于秦朝的第二级国界，而南、北国门只是咸阳宫殿区的界限、属于秦朝的第三级国界。在北方，秦国“故地”包括伐灭义渠后攻占的上郡南部，而南界目前尚难以确定。不过也足够证明，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国门概念已经相当成熟了，那么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秦朝国门（第一级国界）的定义自然就会扩大至整个王朝的版图之上。这也解释了为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会出现两个秦东门，“表河”而建的是咸阳宫殿区的东门，而在“东海上朐界中”的是秦王朝的东门。此时原秦国的国门——函谷关作为秦王朝的第二级国界的界限性已明显减弱。

既然如此，秦王朝肯定还存在南、西、北三个第一级国门。其中最易推定的是北国门——高阙关，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市区北部乌拉山之中昆都仑沟南口处，而高阙关所在的今天乌拉山即为秦王朝的第一级国界——高阙。咸阳北方有子午岭，南方有子午道，都城的中轴被放大至整个秦朝疆域，其具象化就是“直道”。从咸阳宫殿区的北门甘泉宫穿过原秦国的北门“上郡塞（在今陕西省榆林市芦河汇入无定河河口处一带）”，到达秦朝的北门“高阙关”。阴山、阳山山系是泛化的城墙，直道是泛化的主干道与中轴，巍峨的乌拉山昆都仑沟南口是泛化的门阙，三者合而为一，以高阙关作为秦王朝北门可谓名正言顺。

高阙关也体现出了战国秦汉以来深刻影响中国城市与国家建构的“天地同构”思想。战国中期开始古人开始用新的理想国家概念解释天象，其表现就是商周以来松散的南北中轴概念的解体，北极星取代北斗成为天文崇拜的中心，其所在的天区被命名为紫微垣，成为所有天体的中心。二十八宿被赋予了拱卫紫微垣的意象，紫微垣通过阁道与二十八宿相连，体现了强烈的中心化倾向。而曾经中轴时代核心北斗则被赋予了“帝车”的功能，依旧具有崇高的地位。紫微垣北方阁道的延长线是重要历法标志，其与二十八宿的交点被认为是“周天（中央天区）”的边界，正好对应直道尽头的高阙关。

三、高阙的历史沿革与地位变化

记载“高阙”的最早史料源于《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与高阙一同出现的，还有三个地名，即云中、雁门、代郡。赵国进军河套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从都城邯郸出发经代郡（郡治在今河北省代县）向北抵达雁门（在今山西省朔州至大同一线地带），然后从雁门向西北进入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麓的呼和浩特平原），最后沿阴山南缘向西进军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乌拉山南麓的包头平原），直至乌拉山西端。战国赵武灵王时期，乌拉山尚未得名高阙，大青山—乌拉山东西山系泛称为阴山，此处《史记》所记载的“高阙”属于后期对地名的追述。

设置于今天呼和浩特平原之上的云中郡，属于赵国最西北的边郡，需要依靠雁门郡和代郡作为“脐带”维系和赵国本土的联系。考古资料也印证了这一格局，云中郡治所云中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原阳骑邑（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古城）和位于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境内赵长城沿线的城卜子障城，都在和雁门郡相连的广义河东地之上。向西进入今天的包头平原之后，赵文化遗存非常稀少，未发现郡县级城邑。

这也就体现出赵国对其北部防线的态度，赵长城及其附属城邑被视为前进军事基地，而且大多数城邑集中在与赵国本土联系紧密的区域，对更西侧的九原的开发则非常有限。斟酌之下九原的重要性是低于云中的，虽然乌拉山位于关中地区的正北方，是南下攻秦的理想跳板，但长途奔袭绝非易事。相反秦国在河东地却是不断北进，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秦纳上党郡，秦庄襄王四年（公元前245年）纳太原郡。赵国河东、太原、雁门三郡的核心地带，都是黄河干流与汾河、永定河、桑干河所夹灌溉区，主要城邑集中在此一线之内，雁门、云中成为遏制秦国北上势头的关键。这也可以廓清赵国是否设置九原郡的争议，很难想象赵国会冒如此大的风险在此设郡，交由云中郡管理应该是更合理的选择。秦国攻灭赵国后，并没有立刻进军河南地。秦国的北境沿着河东地一直向北，占领了大部分赵云中郡，战国秦长城随之延伸至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之后以榆溪（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黄河支流哈什拉川）水险为防线直至阴山脚下，构成了秦国西比方方的国界。乌拉山地位的变化，始于秦始皇扫灭六国之后，高阙成为秦王朝“大中国”版图的北国界。高阙同九原郡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以说没有高阙也就没有九原郡。

四、秦王朝对河套地区的经营

最晚到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公子嘉奔代，赵国势力彻底退出河东地，秦国占领了战国秦长城以东的云中郡地区。之后，河套—阴山地区的秦文化遗存，大都是围绕着秦始皇的“天地同构”思想来建设的，政治因素非常浓厚。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秦始皇开始巡游，并试图将东、西方两套不同的祭祀系统整合起来，成为秦王朝新的官方祭祀，这实际上是对新占领的山东六国进行一次类似商鞅变法的改革。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建造了地处渭南的“极庙”，这个极庙就是比附北极星的，秦始皇希望自己宫殿区就是地上的“紫微垣”，被地上的“二十八宿”所环绕、拱卫。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行封禅、筑琅邪台期间所作石刻，展现了为“大中国”概念所做的意识形态准备，但想要贯彻这个概念，新的国门标识物是必须的。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前往碣石修筑碣石门，碣石本意为特立之石，东滨于海，很早就有最东之界的意思。碣石门在国门中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真正广义上的国门，出了碣石门就到达了已知世界的尽头大瀛海，而第一级国门只是“天子声教所闻”的狭义上的国门。所以，秦始皇将碣石选作最先修筑的国门。

此后秦始皇选定北国门为“帝车”北斗所在，也就是高阙关。高阙之前是赵国的最北界，也是赵国攻秦的跳板，是中原国家占领过的最北领土。昆都仑沟控制着北假中，而北假中及其北部阳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部辽河流域、中部大漠南北、西部河西走廊兴起的游牧文明大多会汇聚于此，只有控制该地区的族群才能称霸草原，所以秦始皇不光是想重现“东出崤函”的壮举，也希望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北疆游牧民族问题，从此秦朝就进入了“矢志于北”阶段。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从榆中出发，向西北方进攻，占领九原并于此设置郡县；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直道就修到了九原郡并延伸至高阙关。行动之迅速可见秦始皇对高阙关北国门的重视。同时，直道的建设等级是很高的，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直道路基非常宽阔，平均宽度在40-50米之间，这是宫廷御道的规格。直道路基附近还发现有城梁古城这样的大城，边长近480米，发掘出土有大量的铜镞及建筑构件等 。此时该地与匈奴并不接壤，该城址应当为秦朝于直道沿线设置的管理归的附楼烦王等部族的军事治所。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病死后，赵高和胡亥挟持着秦始皇的遗骸完成了巡幸九原之旅，假如此时秦始皇还活着的话；一定会举行一场和五年前封禅碣石门一样的仪式，树立一方宣扬四海一同的“纪功碑”。

九原郡设立之后，辖区包括了今天东流黄河的南北部分，即九原、榆中之地。发现的这一时期古城遗址，九原之地有郡治九原县，为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榆中之地发现的县治较多，有莫䵣县（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哈勒正壕古城）、博陵县（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康家湾古城）、蔓柏县（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榆树壕古城）等。这些县的居民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向河套—阴山地区强制迁徙的。

五、结语

秦始皇晚年矢志于北的边疆治理理念，固然与其本人好大喜功的性格有关，但这种思想也是战国中晚期以来流行的社会思潮的侧面体现。自从法家思想成为战国君主治国理政的共识之后，郡县律令制国家必然会取代宗法分封制国家，同时也必然会发展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的转变。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烈的中心化、统一化叙事，同时作用于占星、祭祀、政治之上，成为秦朝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

秦朝重视北方，并修建高阙关作为北国门，不光是出于北斗、南斗中轴曾经在天文崇拜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发展国家生产力及处理内、外部矛盾的需要。虽然秦朝在占领高阙后仅仅八年时间便土崩瓦解，但是这种积极防御的思想为西汉王朝所承袭。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两次用兵匈奴，占领北假中及河南地；重建九原郡，并改名为五原郡；筑朔方城、建朔方郡，在外河套地区补全了秦朝西北防线的缺口。汉武帝实现了秦始皇的未竟之业，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王朝对北疆防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