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何以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不仅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也降低了社区的凝聚力，社区经常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一些城市社区试图通过一些路径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以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性。虽然这些尝试对构建社区共同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具有明显的外力特征，居民自身的能动性并未得到充分调动。因此，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新的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本文所选的社区治理案例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作为一个居民异质性较强的老社区，W 社区在实施空间改造项目后，原本关系疏离的居民之间的互动增加了，社区参与意识也增强了，社区共同体逐渐构建起来。对于 W社区而言，其开展的空间改造项目给社区带来了哪些变化，是如何助力社区共同体形成的，其过程及具体机理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需要从学术上进行探索和总结。

二、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共同体的概念有多种解读，比较典型的有两种：一种是强调共同体的地域性或空间性，即共同体是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 [1]；另一种是强调共同体的情感性，即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是一种处于原始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 [2]。一些学者在综合以上两方面观点的基础上对社区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如王小章（2002）认为社区共同体的概念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空间或地域要素，即具有特定边界的时空坐落；二是情感要素，即人们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情感上的联系 [3]。本文认为，空间意义上的共同体只是共同体的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需要成员之间具有密切的情感链接。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具备了空间共同体的概念，属于“居住共同体”，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休戚与共情感的“社区共同体”。

对于如何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强调制度设计。如钟晓华（2024）指出，共同生产中的制度约束机制、合作激励机制以及结果感知机制，能够让主体之间产生利益链接、合作动力以及公共价值，从而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构[4]。第二种路径强调组织引领，如周艳玲（2021）等认为，党建引领通过发挥多方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成效 ， 能够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立 [5]。第三种路径是强调社会资本的建设，如陈泽鹏（2025）提出，城市社区能够通过“创熟”行动以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建构 [6]；第四种是推崇数字赋能的路径，如邵春霞（2022）认为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

了可能的平台，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以实现社区共同体的营造[7]。

由此可以看到，已有研究缺乏对空间生产路径的关注。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空间视角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空间与社会、政治、权力等现象交织在一起，成为空间政治学派的研究对象。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该理论阐述了由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表征性空间构成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及“三元空间辩证法”。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三元空间可以分别对应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8]。空间生产不仅包括物理空间的生产，也包括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还包括作为精神空间的价值观念与精神产品的生产。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研究构建社区共同体提供了新视角，社区物理空间的生产能够同时引发社会空间以及精神空间的生产，多元主体的聚合、互动以及由此建立情感链接的过程，就是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文将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搭建社区共同体形成的分析框架，具体探讨W 社区的空间生产促进社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和机理。

三、空间生产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的案例描述

1、案例背景及措施

武汉市 W 小区建成于 2003 年，初步建成时属于城市郊区少有的商品房小区，因该小区占地面积较大，被编入单独的社区，并成立了独立的“W 社区居委会”。随着二十余年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W 社区周边日益繁华，一些高新产业落地，配套的大型商业体、高端写字楼、学校陆续建立，入住社区的居民也日益增加，该片区已发展成为武汉市中心城区。但与近年来新建的其他社区相比，W 社区已步入“老旧”社区的行列，基础设施老化、社区环境堪忧。此外，W 社区居民的异质性较强，除了原住民外，还有大量由陪读家长和年轻大学毕业生构成的租户群体。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大、住户异质性强的“老旧”社区里，居民之间关系疏离，社区参与意识薄弱，社区治理不如人意。

当前，社区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社区下沉各种资源，以促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在此背景下，W 社区启动了社区空间改造项目，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具体改造任务如下：

第一，以团组为单位修建休闲长廊。整个社区内的楼栋依据距离远近被划分为不同的团组，每一个团组包含 4-5 个栋楼、100 多住户。社区邀请专业人员在每一个团组的中心区域设计了休闲长廊。休闲长廊不仅设置了草坪、长廊、休息座椅、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等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的位置均是按照最有利于促进居民交往的方式设计。比如，休闲长廊内的休息座椅是环绕儿童娱乐设施呈圆形排布，这有助于在物理空间上拉近带孩子的家长的距离。

第二，在整个社区的中心区域闲置了大型活动广场。广场中心是一块宽敞、平整的活动空间，绕广场一周是圆形的阶梯座椅，非常适合作为广场舞场地、社区开展文娱宣传活动以及其他群体活动的场地。这一空间布局无疑满足了大量住户的户外活动及交往需求，为老年人、孩子们、年轻父母们提供了闲暇时聚集的场地。

2、空间生产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的效果

W 社区在空间改造项目实施之前，社区治理因居民关系的冷漠和疏离而面临较多掣肘。社区居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即使同一楼栋的居民见面也很少打招呼。社区卫生环境也十分糟糕，居民只关注自己室内的卫生，至于门前、楼道以及楼栋的卫生都与自己不相干。此外，居民的参与度也不高，对于社区组织的活动很少有人参与，即使是与每位住户利益高度相关的业委会的选举，也要靠社区工作人员强力推动才能完成。

在社区空间改造项目实施之后，社区风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一，居民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互动增多了。居民在小区内碰上也能相互打个招呼、问声好了，家里遇上大事小情也能主动找近邻帮忙了。带娃的父母们因为休闲长廊中孩子们的频繁互动成为了朋友，退休老人也因为社区活动广场上的遛弯成为了熟人。第二，居民之间的合作与共建也逐步开展起来。以往社区在节假日开展的各类文娱活动居民很少参加，现在大家熟络后，参加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此外，大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居民们开始就社区治理问题进行信息交流和讨论，并主动向社区居委会反映自身的看法。在社区定期举行的居民代表大会以及业委会选举中，参与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大家能够基于在日常交往中了解到的社区情况进行积极且有效的参与。

四、空间生产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理

W 社区通过实施空间改造项目来推动空间生产，并成功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构建。W 社区的空间改造从表象上是对物理空间的生产，但同时也为人们之间的社会链接和精神链接创造了条件，多元社区主体在互动中产生认同感及归属感，形成“我们”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从而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一）物理空间生产促进多元主体的聚合

任何社会交往及情感链接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载体，人们因空间而聚合，因聚合而产生互动和链接。当前，虽然现代城市用钢筋水泥铸造的物理空间为每家每户创造了私密空间，但也隔断了邻里之间的交往，居民只是“居住共同体”，而非真正的“社区共同体”。社区组织应该在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种巧妙的空间设计，让原子化、相互隔离的居民聚合在一起，以促进居民之间关系和情感的链接。W 社区的物理空间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团组休闲长廊以及社区活动广场以其独特的设计成功吸引了居民们走出房间和楼栋，聚集到公共空间，让陌生的居民有了更多的“偶遇”。这种聚合会通过关系拓展，让更多的居民之间产生链接。如被访者李妈妈提到，“自从团组的休闲长廊建好后，我和其他年轻的妈妈们经常带孩子来这里玩，不仅团组内的孩子们成了朋友，我们这些家长也成为了朋友。熟络后的家长经常以家庭为单位相约到郊外开展徒步、骑行或者烧烤等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小宋也提到，每个团组都有各自的“队伍”，整个社区则形成由不同团组交织而成的更大的“队伍”。由此，物理空间生产为社区共同体形成创造

了物理聚合的条件。

（二）社会空间生产促进多元主体的关系链接

社区物理空间的生产为陌生的社区居民创造了“偶遇”和聚合的机会，必定引发邻里之间更多的交流和互动，社会空间得以生产。以前只能在家庭成员内部交流的话题，开始扩展到邻里之间。大家闲聊之中无所不谈，孩子、家事、生活、学习及工作都能成为交流的主题。熟络后的 W 社区居民还自发组建了多种多样的线上社交平台，如二手物品交流群、优质商品拼团群、孩子上下学接送互助群、年轻妈妈育儿群等等。社区居民在工作单位、家庭之外，能够在社区内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摆脱了钢筋水泥铸造的商品房带来的孤独。正如一位年轻妈妈发表的感慨，“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较为敏感，牵涉的利益比较多，而社区内因居家生活而结识的邻里关系则更自然、更亲切，也更有安全感。”由此，社会空间生产通过促进松散群体的关系链接，对社区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关系粘合的作用。

（三）精神空间生产培育多元主体的共同情感和精神价值

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空间连同物理空间一起，共同为精神空间的生成奠定了基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之间表现出实践与抽象的关系。社区多元主体因物理空间的聚合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涵育了大家中对共同生活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我”发展为“我们”，形成了“我们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彼此认可的价值规范，精神空间由此生成。精神空间的生产将进一步提升社区凝聚力，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推动社区良好运转。为了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熟络后的 W 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领域中的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这些议题包括如何改善社区卫生和环境、如何促进社区秩序和安全、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的服务水平等，并就这些议题向社区居委会献言献策。在 W 社区，以解决社区治理问题为目标的各类居民协商会议、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开始启动，社区居民的协商讨论氛围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精神空间生产促进了“我们在一起”的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培育了多元主体的共同情感和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 中国现代化：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1）：49-52.

[2]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1999： 54.

[3] 王小章 . 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 [J]. 浙江学刊 ，2002（2）：20-24.

[4] 钟晓华. 共同生产何以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基于广州市 J 街道的实践考察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4（09）：110-120.

[5] 周艳玲等. 党建引领、嵌入与联动：基层社区共同体构建—以 J 社区 365 协商议事厅为例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1（06）：69-75.

[6] 陈泽鹏 ， 雷晓康 .“递进式创熟”：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柔性建构之道[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81-91.

[7] 邵春霞. 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 [J]. 理论与改革 ，2022 （01）：47-58.

[8]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2： 32.

作者简介：赵小燕，1978.8，女，汉，湖北省武汉市，博士，副高，研究方向： 社会治理、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