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作品中的自我批判精神

目前，很多学者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都是把书中的主人公当作一个正面的、反对传统旧势力的一种形象去理解和解读。 但是，鲁迅生活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的同时，他也展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

一、觉醒的“狂人”

“狂人”形象作为鲁迅主体意识的表征，打破了鲁迅在频繁的文学参与失败后进入的一种隐默状态。“狂人”形象由开始时的觉醒到陷入思考，再到彻底觉醒后的自我反省这一过程，与鲁迅陷入绝望后，最终在绝望里摇旗呐喊、开始沉入内心深层对病态社会进行批判的历程相照应。

《狂人日记》里，“狂人”觉醒后觉得自己的精神十分爽快，但是周围的大人小孩甚至于狗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作为这群人当中唯一的“另类”，他在伤心和害怕中渐渐隐藏起了已经觉醒的心，开始在历史中去研究。这一研究他明白了，村子的人包括自己的哥哥都是“吃人”的人，他们都似狮子、兔子、狐狸一样怀着各种凶狠、怯弱、狡猾的心来布下“吃人”的罗网。而“狂人”自然也是他们罗网的目标，于是“狂人”开始诅咒和劝转他们。最终“狂人”彻底觉醒，大喊着如果继续“吃人”的罪行会被真的人除灭。然而在觉醒后，狂人却突然明白了自己也曾吃过人，自己也同他所鄙视的“兽类”般“吃人”的人一样了。

“狂人”发现了别人的罪恶，勇敢地劝说别人不要犯罪，不要“吃人”。毋庸置疑，“狂人”的精神是可贵的勇敢的，但是这种具有启蒙意识的“狂人”是具有局限性的。他们觉得只有自己真理在握，别人全部有罪，一开口便是“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1]，他们以一种导师式的眼光，俯视着一切。但鲁迅是悲悯的，他笔下的“狂人”是自省的，在揭露“吃人”者的行为时，在批判封建礼教时，他设身处地地为社会、为他人着想，把自己也放进去，批判也是先从自己开始。

隐藏在小说背后的鲁迅，将自己沉默十年所得到的关于中国时局的洞察和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以及自己生活中的诸多不幸融入其中，最终以整体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狂人日记》的振聋发聩除了对“吃人”社会的批判外，还有鲁迅既不宽恕别人，也不宽恕自己的，向死而生的绝望呻吟。

二、《野草》中的自省

在《野草》中，鲁迅的自我批判，主要包括自我斗争性不足和自身国民劣根性两方面。在《野草》题词中，他写道：“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2] 由此展开对自我斗争性不足和革命之心动摇的反思。《风筝》一文，则是他对自我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我”折断了蝴蝶翅骨，虐杀了小兄弟的孩童天性，“生”的辛苦使鲁迅的心更加沉重，更让他愤怒和沉痛的是自己竟也是“吃人”者。“人之子”而非“神之子”的身份，更让他感到了自己作为凡人具有种种劣根性的无法避免和肩上难以负荷的巨大使命的无力。《狗的驳诘》中，“我”一径奔逃，直到逃出梦境，亦是对自身难以独立于传统陋习和国民性桎梏的省视，而这种对自身软弱性和自我问题的勇敢剖析，正是鲁迅“真的猛士”的写照。

鲁迅除去知识分子身份外，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斗士，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因而在《野草》中，他的自我批判更加激烈与深广，直面淋漓的鲜血。《墓碣文》一文中游魂“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从中可见作者自我鞭挞和反思自啮的决心。作者急于从旧我中挣扎涅槃出新我，寻一味救国良方笃行，因而，他的批判是无情的，是赤裸裸的。两句“离开”，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和对革命的犹疑、不自信，结尾“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则是对自我剖析的恐惧。而这些以疯癫的形式对自我延宕和犹疑的记叙，正是一种更深广的自我批判，实现了完全的自我肢解、自我“毁灭”。

三、《祝福》中的“我”

在《祝福》的相关研究中，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最典型的就是关于“我”的解读。许多研究者都习惯于从“谁害死了祥林嫂”这一问题切入《祝福》，并将“我”作为祥林嫂之死的一个“凶手”。高远东在探讨这一起“谋杀案”时，他得出的结论是小说中的人物“全部是被告和凶手，连小说叙述者‘我’也难逃干系”。［3］也有不少学者将“我”作为祥林嫂之死的最直接推手：“‘我’是在主观精神上最后给予祥林嫂以致命打击的一个人。尽管‘我’在主观上同情她，然而，在客观上，‘我’却也与‘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里赶’，成为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最终促成者。”［4］或者说：“真正逼死祥林嫂的并非鲁四老爷，而是柳妈和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5] 表面上看，这样的解读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的确加剧了祥林嫂的对于地狱以及“死后分身”说法的恐惧，使其丧失了最后的希望，最终走向死亡。但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可靠的，也“误读”了作者的特别用意。

“我”与祥林嫂之间的关系，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是“我”害死了祥林嫂，这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没有直接使用第三人称来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而选择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其目的不是为祥林嫂的死增加一个“共谋”。事实上，与其说“我”迫害了祥林嫂，毋宁说是“我”没能“拯救”祥林嫂，《祝福》其实讲述了一个关于“拯救”主题的故事。“拯救”的方式被设定为启蒙，“我” 是一个先觉的知识分子，而祥林嫂则代表了愚昧而落后的庸众，他们之间形成了启蒙的关系。然而，启蒙的结果却是——“我”不仅没能“拯救”苦难深重的祥林嫂，而且也无法“拯救”陷入思想困境的自己。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小说中的“我”，那么，就可以发现：“我”其实体现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启蒙的深刻思考，也蕴含了作者强烈的内省精神。

结语

鲁迅的自我批判绝不是一句空话，在他的精神向度中，始终贯穿着自审的精神。在不少文章中，鲁迅指出了知识分子的诸多毛病，如软弱、自私、“无特操”、脱离实际、疏离大众……这些问题在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正因为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缺乏好感，又不相信启蒙，所以，他很少对知识分子作正面书写，相反，他往往给予他们冷峻的嘲讽乃至严厉的批判。无论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野草》中的人物、还是《祝福》中的“我”无一例外。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 :《文人笔下的文人》, 湖南: 岳麓书社 , 1987.

[2] 鲁迅 :《野草》,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9.

[3] 高远东.《祝福》: 儒道释“吃人”的寓言［J］. 鲁迅研究动态, 1989(2):18-24.

[4] 徐茂东.“我”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最终促成者: 也谈鲁迅小说《祝福》中的“我”［J］. 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 ,1998(4) :69-70

[5] 魏巍. 谁害死了祥林嫂:《祝福》再解读［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3) :15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