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效率提升路径研究

引言：

对于税务机关而言，数字经济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税收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税收发展报告（2022）》也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向好，正逐步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这一新型商业模式所具有的数字化、流动性、虚拟性等特点给税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数字经济对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是新时期税收征管工作的要求。

1 数字化转型对税收征管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冲击

在数字化浪潮重塑国家治理结构的宏观进程中，税收征管作为政府数据治理的前沿阵地，正面临由工具依赖向机制重构的深层转向。表面看来，金税三期、电子发票与区块链等技术的相继部署，已初步实现对传统流程的技术性替代，然实际运行中“ 系统上线” 频现“ 能力脱节” 现象，暴露出征管逻辑尚未完成由静态合规向动态响应的范式跃迁。现行制度架构多以线性流程为主导，难以适配平台经济、数据分布式生成等新型商业模式所带来的非连续性税源特征。技术手段虽可局部增效，却难以根治信息割裂与部门壁垒带来的结构性摩擦。因此，若未同步推动制度协同、流程重塑与人力转型，数字工具反而可能在强化流程依赖的同时，固化旧有弊端，成为“ 看似现代、实则脆弱” 的治理外壳。

2 税收征管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重构

2.1 征管效率的内涵再界定

传统税收征管对“ 效率” 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流程压缩与手续减负层面，其核心逻辑依赖线性审批与标准化作业。然而，在高度动态与信息异质并存的数字环境中，静态流程已难以承载复杂征管场景。真正具备前瞻性的效率，应体现为系统对风险、异常与行为变动的即时感知与弹性调度能力。征管机关若仅在技术层叠加工具，却无制度结构的柔性适配，便难以打破“ 程序合理而结果迟缓” 的困局。效率的边界，需从“ 快” 延伸至“ 准、柔、稳” 的整体治理反应力，而非片面追求机械通畅。

2.2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双轮驱动关系分析

技术跃迁固然为税收征管注入算力与数据力，但若组织内生机制仍以科层思维为主导，技术红利难以转化为治理增益。技术能力决定工具极限，而组织能力决定工具是否真正落地——前者如同发动机，后者则是转向系统。现实中，多地税务系统存在“ 系统上线，协同失声” 的现象，关键节点缺乏人机匹配的逻辑调度。若决策链条仍依赖人工汇报与静态指令，算法推演再精准，也无法穿透组织惰性。构建“ 双轮驱动” 格局，需将组织能力的重塑视作技术效能释放的前提，而非结果。

2.3 纳税人行为变迁对征管模式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平台经济与智能财税工具的广泛应用，纳税人行为已呈现碎片化、非现场化与自主配置趋势，传统基于行业分类与周期汇总的管理模式逐渐失效。个体化申报、动态化收入、跨平台协作，使征管逻辑不得不从“ 统一治理” 转向“ 精准识别” 。过去以报表为中心的风险判断方法，难以覆盖“ 表外行为” 所引发的新型合规偏差。因此征管制度亟须嵌入行为画像、实时监测与标签建模机制，从单一监督走向全过程陪伴式引导，以契合纳税行为演化所催生的结构性管理缺口。

3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税收征管效率的优化路径

3.1 数据底座的统一与多源异构信息整合机制构建

若无法构建统一的数据底座，征管数字化便如无根之木。当前各类系统虽在物理层面完成联网，但在逻辑结构与语义映射上仍高度碎片，数据标准不统一、格式互不兼容，导致信息沉淀与治理断裂并存。应优先打造面向全链条的税务数据中台，构建“ 采集—识别—融合—调用” 四位一体的技术闭环，底层采用结构化+标签化并行的数据处理策略，上层实现风险标签、纳税人画像与业务触发机制协同运行。对外，应推动工商、社保、海关等关键节点数据同步接入，打破条块分割；对内，应设立数据治理责任岗，明确各部门数据质量管理权责，强化数据可用性而非仅停留在可见性层面，逐步实现从数据孤岛到数据资产的跃迁。

3.2 智能化辅助与人机协同的新型征管模式

数字化征管并不等于全流程自动化，而是强调智能系统与人工判断的协同耦合。现有系统偏重信息留痕，却忽略人机接口的交互友好性与判断边界。应基于任务特征对征管流程进行精细拆解，构建“ 任务-模块-责任”三层映射关系，划分哪些环节适宜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替代，哪些需保留人工干预，并建立“ 辅助建议 .+ 人工审批” 模式，避免算法“ 黑箱”吞噬判断空间。同时，应为税务人员配置可视化决策界面，将模型输出转化为结构化图表或行为建议，降低使用门槛。在人力组织上，设立“ 数据 + 业务” 复合岗位，促使传统审查人员向智能运营师角色转型，强化人机共生机制而非人机替代逻辑。

3.3 纳税服务与征管并行优化的机制设计

纳税服务若与征管脱钩，便难形成治理闭环。应从制度设计层面推动“ 服务即征管” 的理念落地，搭建前置型服务引导机制，提前识别潜在风险行为并以智能提示、主动提醒等方式进行柔性干预。在界面设计上，打通征纳交互平台与各类业务系统，构建“ 一表式推送、一键式申报” 服务模型，减少往返式交互与重复录入，降低合规成本。在流程机制上，建立“ 纳税人行为反馈—系统识别—服务内容迭代” 闭环，通过收集高频错误项与常见咨询点，反向优化规则设置与服务内容，从而提升“ 制度可理解度” 。推动智能客服、可视化问答工具深度嵌入申报、备案等关键节点，在无感中完成“ 引导-规范-征管” 的系统穿透。

3.4 地方税务数字化差异化路径探索

统一标准之下的千篇一律，往往难以覆盖地方实践中的多样性。各地税务系统应结合本地企业结构、产业类型与信息基础差异，探索差异化数字化演进路径。在数字基础较弱地区，应优先推动基础数据系统的标准化与可视化建设，构建轻量级税收管理端口，适配中小企业对复杂系统的天然抗拒；而在平台经济集聚地区，可试点部署行为链条式风险识别模型，构建动态画像规则库，实现对复杂交易路径的实时审计与智能预警。组织层面，各地可探索建立税务数字化联合实验室，引入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龙头企业，协同研发适配型工具。政策机制上，中央应设立数字税务差异化评估指标体系，允许地方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制度沙盒。

4 结语

征管效率的提升，不能依赖技术孤岛的堆砌，而应建立在数据流通、制度柔性与组织能力共同嵌套的底座之上。本文聚焦结构性症结，提出一体化数据中台建设、智能协同模型构建、服务治理深度融合与地方差异化策略探索等具体路径，强调“ 数治协同” 才是应对复杂税源与动态合规风险的长久之策。未来仍需在政策配套、跨域协同与人才机制方面持续发力，构建更具韧性与适配性的数字税收治理生态。

参考文献：

[1]于远行.数字化转型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24.

[2]乔莹.“ 互联网 +^′′ 背景下河南省 X 市税收征管服务优化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2.

[3]张桂洁.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税收征管优化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