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搜博采”到“数字化聚合”：中国历史资料整理方法的范式变迁研究

1. 传统的基石：“旁搜博采”与古典学术理路

中国传统的历史资料整理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积，而是一套深嵌于古典学术体系之中，有着明确方法论指导的学问。其核心可概括为“旁搜博采，考订汇纂”，其背后蕴含着独特的学术理路与价值追求。“旁搜博采”体现了资料搜集的全面性与竭泽而渔的理想。古代学者和官方机构致力于搜罗一切可能存在的文献踪迹，无论是正史、档案，还是野史、笔记、碑铭、家谱，乃至断简残编，皆在网罗之列。清代修《四库全书》便是这一理念的极致体现，通过官方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征书，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文献帝国。然而，这种搜集并非无的放矢，其背后受儒家思想与史学正统观的深刻影响，对文献的去取褒贬有着严格的标准，这也导致了部分所谓“异端”文献的湮没。

在“博采”之后，更为关键的是“考订”与“汇纂”。这形成了传统资料整理的方法论核心：

（1）校勘： 对同一种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比对，纠正传抄刊刻中的讹误，力求恢复文本的原貌，即所谓“无错字之书”。乾嘉学派将此法臻于极致。（2）辨伪： 考订文献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真伪，剔除后世伪托之作，以保证史料来源的可靠性。（3）辑佚： 从类书、古注等文献中钩沉索隐，将已散佚古书的碎片重新拼接起来，力图恢复亡书之概貌，如《古小说钩沉》等。（4）汇编： 将相关史料按特定体例编排成书，形成诸如“丛书”、“类书”、“史料汇编”等成果。例如《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史料巨帙。

这套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与“复古”，其最高理想是无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成果形态是线性的、静态的、以印刷文本为中心的书籍。它塑造了持续千年的中国古典学术传统，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厚且经过初步加工的文献遗产，但其工作周期漫长、个人色彩浓厚、信息检索困难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2. 近代的转型：科学化、机构化与方法的革新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浪潮猛烈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历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开始摆脱古典范式，逐步走向近代化与科学化。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理念、方法与组织形态三个层面。

（1）在理念上，传统的“稽古右文”观念开始与近代民族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相结合。资料整理不再仅仅是尊崇古道，更被赋予了“保存国粹”、“开启民智”、服务现代学术研究的新使命。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号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极大地提升了史料发掘与整理在现代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料的范围也被空前扩大，甲骨、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与整理，彻底刷新了人们对史料的认识。（2）在方法上，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形成了更具科学色彩的现代方法论。一方面，传统的校勘、辨伪方法被继承并发扬光大，如陈垣总结的“校勘四法”；另一方面，引入了更为系统的分类体系、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语言比较方法等。整理工作强调客观、中立，尽量减少主观臆断，注重对史料来源、背景的说明，增强了成果的科学性。（3）在组织形态上，资料整理从以学者个人或官方修书机构为主，转向机构化、协作化的现代学术工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禹贡学会等现代学术机构的成立，成为资料整理的主力。它们组织大规模、有计划的集体项目，如史语所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北平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编目；以及《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等大型汇编项目的出版。这些项目通常有统一的规划、分工合作的工作模式以及公开出版的成果形式，效率远胜从前。

这一阶段的转型，标志着中国历史资料整理从古典学术的余绪迈入了现代学术的殿堂。它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经过科学整理的、系统化的新材料，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资料基础。其成果形态虽仍是纸质出版物，但已为下一阶段的数字化革命埋下了伏笔。

3、当代的革命：数字化聚合与范式的颠覆

二十世纪末至今，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历史资料整理领域的第二次革命，即从“近代化”迈向“数字化”。这并非仅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其核心特征是从“汇编”走向“数字化聚合”。

“数字化聚合”范式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1）底层逻辑之变：从实体到数据。 传统整理的对象是物理实体（书籍、档案），成果是新的物理实体（汇编成的书）。数字范式下，所有文献被转化为统一的数字编码（文本、图像数据），其本质是创建一个脱离物理载体的、可计算、可深度操控的数据海洋。（2）方法之变：从考据到加工。在校勘、标点等基础之上，产生了全新的数据加工方法：深度标引（对人名、地名、官职、事件等实体进行标记）、元数据（Metadata）著录（描述数据的数据，如作者、年代、格式等）、数据结构化（将非结构化的文本转换为结构化的数据库或 XML/TEI 格式）。这使得计算机能够“理解”和处理史料内容。（3）成果形态之变：从书籍到平台。整理的最终成果不再是印刷出版的书籍，而是数据库（如《中国基本古籍库》、《全国报刊索引》）、数字档案馆（如台北史语所的“内阁大库档案”数据库）、以及各类专题知识库平台。这些平台支持全文检索、高级查询、数据可视化、异版比对等前所未有的功能。（4）研究模式之变：从阅读到挖掘。 “数字化聚合”催生了“数字人文”研究新范式。学者可以利用文本挖掘（主题建模、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SNA）、地理信息系统（GIS）等计算方法，从海量史料中发现人工阅读难以察觉的模式、关联与趋势，提出新的历史问题，实现了从“问题驱动”到“数据驱动”与“问题驱动”相结合的转变。

然而，新范式也带来新挑战：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数据标准与互操作性问题、版权与开放获取的伦理困境，以及“技术黑箱”可能导致的研究结论偏误等。

综上所述，从“旁搜博采”到“数字化聚合”，中国历史资料整理的范式变迁是一条从个体经验到集体协作、从手工操作到智能计算、从文献汇编到数据创造的演进之路。每一次范式革命都并非对前一次的彻底否定，而是层累地拓展了资料整理的能力边界，持续为历史学家提供更强大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从而不断重塑着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垣 . 校勘学释例 [M].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1997.

[2]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928， 1（1）.

[3] 杜泽逊 . 文献学概要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1.

[4] 王晓光 . 数字人文 ： 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