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周时期的礼乐器组合与礼乐制度的物态化》

一、 礼乐制度的物质基石与等级密码

方建军教授的研究，以坚实的考古材料为基石，揭示了礼乐制度绝非抽象的伦理概念，而是深深植根于物质实体与社会实践之中。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礼器和乐器是礼乐制度的物化形态”。这一论断将抽象的“礼制”、“乐制”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青铜鼎簋、金石之声。墓葬作为“未经盗掘”或可参考的“时间胶囊”，其随葬的礼乐器组合成为复原墓主身份等级、所属时代礼乐规范的第一手证据。

礼乐器组合的等级性表征看，商代以中原为核心，编庸成为各级贵族的标配乐器组合，体现了乐制在“实用基础”上的初步统一性。但等级差异通过以下方式彰显：王室级除3 件编庸外，还拥有编磬、特磬、陶埙，远多于一般贵族。王陵区更独享鼍鼓。磬的材质纹、埙的材质亦体现等级。妇好墓编庸为5 件一组，暗示王室配偶的特殊地位。西周，“金石之乐”制度成熟并强化。等级表征主要体现在：由商代“重酒组合”转向西周中晚期“重食组合”，鼎簋数目与等级关联更显。编钟组合件数趋于稳定，更多出于音乐性能的实用需求，等级差异则明显，高级贵族墓除编钟、编磬外，还有钲。鹿邑长子口墓甚至出土排箫。组合规模也颇为庞大，晋侯墓编磬约20 件，虢仲墓有编磬20 件+钲 8 件，远超一般配置。作为殷遗民的长子口墓，仍随葬两组编庸及特磬，体现了成周地区对殷礼的延续，与宗周新兴周礼形成对比。方教授深刻指出，礼乐器不仅是身份权力的象征物，更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演奏工具。编庸固定3 件是因三声音阶的演奏需求，西周编钟 8 件组合是为满足更复杂音阶和乐曲的需要。乐器的组合首先受制于音乐实践规律，其次才是礼制等级要求。这一认识打破了将礼乐器仅视为礼制符号的片面观点。通过对比商晚已成熟的金石之乐组合，文章有力论证了礼乐制度在商代晚期既已“形成和确立”，周初周公所为更可能是对殷礼的“改造和重建”，而非凭空创制。这修正了传统文献过分强调周开创性的叙事。

二、对我们学习的启示

方建军教授的研究，以其扎实的考古学方法和“物态化”视角，为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生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与帮助。方教授弥补文献不足与偏颇，传统礼乐研究过度依赖《周礼》、《礼记》等后世文献，存在理想化、系统化、时代混淆等问题，且多详于“礼”而略于“乐”。考古出土的乐器实物及其组合，提供了最直接、最客观的“乐制”证据，揭示 文献未载或语焉不详的细节。学习此文，深刻体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实证原则。音乐史研究不能仅凭文献推演或美学想象，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物质证据之上。这要求音乐学生掌握基本的考古学知识，学会阅读考古报告，关注最新的考古发现。

我们要理解音乐的社会功能与制度约束，音乐作为等级秩序的物化：此文生动展示了音乐在古代社会绝非纯粹的审美艺术，而是宗法等级制度的核心表征。乐器的品种、数量、质量、组合方式乃至摆放位置，都是权力与身份的视觉化、听觉化呈现。这促使我们思考音乐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承担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文

章反复强调“礼乐本身是一种事物的两个方面”，乐制研究不能脱离礼制。这启示我们，研究古代音乐必须将其置于整体的礼乐文化框架中，理解音乐如何与仪式、伦理、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共同维系社会秩序。技术是音乐形态的基础，商代只能铸造3 件一组的编庸，决定了其音列只能是简单的三声结构。西周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使得8 件一组的编钟成为可能，推动了音阶的丰富和音乐表现力的提升。理解乐器本身的材质、工艺、声学性能，是理解古代音乐形态的前提。文章精辟指出，同一乐器组合件数的统一，主要源于音乐实践的需求而非单纯的等级规定。这提醒我们，在分析礼乐制度时，不能忽视音乐艺术自身的规律和技术可行性。礼制的要求必须适应乐器的演奏性能，否则制度将失去生命力。

我们要建立时空观念与比较视野，在纵向历时演变上，文章清晰勾勒了从商到周礼乐器组合的变迁轨迹，展现了礼乐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结构、技术发展、思想观念而动态演化的过程。在横向地域差异上，通过对比中原、东、北方、南方的墓葬材料，揭示了商周礼乐文化在核心规范统一的同时，也存在地域性特点。这有助于破除“大一统”的刻板印象，理解早期中华礼乐文明的多元性与互动性。

同时这篇论文也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如该文是运用音乐考古学研究古代乐制的典范。它成功地将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音乐学的乐器学、乐律学、音乐功能理论相结合，实现了“二重证据法”在音乐史领域的有效运用。同时整合多元材料，文章不仅依赖墓葬出土乐器，还娴熟运用了金文资料、甲骨文研究、传世文献进行互证，构建了立体的证据链。这为音乐学生处理复杂历史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样板。

结语

方建军教授的《商周时期的礼乐器组合与礼乐制度的物态化》 ，不仅是对商周礼乐制度物质基础的卓越实证研究，更是一部为音乐学专业学生点亮方向的启示录。它教导我们：理解古代音乐，必须穿透乐谱的缺失与文献的迷雾，俯身倾听来自地下的声音——那些历经沧桑的钟、磬、鼓、埙，它们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更是礼乐制度最忠实的“物态化”记录者，是等级社会的密码本，是音乐技术发展的里程碑，是多元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学习此文，深刻认识到考古材料对于重构音乐史、理解音乐社会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它促使音乐学人跳出纯文本和纯技术的窠臼，拥抱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将音乐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关注其作为文化实践、制度载体和技术产物的多重面向。在实证精神的指引下，以器物为舟，以文献为桨，方能真正驶入古代礼乐文明的深邃海洋，探寻那“八音克谐”背后所蕴藏的历史真实与文明智慧。这，正是方建军教授的研究赋予音乐学专业学子最宝贵的学术财富与前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