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乐器文化及其美学意蕴

巴人音乐是古代巴族先民创造出的璀璨精神财富，是巴人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巴文化研究多聚焦于族源、分布、地理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方向，对巴人歌舞音乐虽有所触及，但普遍研究深度与广度略显不足。具体而言，对于“巴渝舞”及其音乐表现形态、潜藏的原始内涵、巴人音乐本质属性及其审美意蕴等关键问题，系统的探讨尚付阙如。所幸，近年间随着我国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的持续推进，加之诸多田野调查工作的深入，为探究古代巴人歌舞音乐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为我们构画巴人精神世界的这一重要侧面——即其歌舞音乐文化，提供了可能。

一、城坝遗址M45 出土乐器概况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渠县土溪镇渠江的东岸，与土溪镇和达成铁路隔渠江相望，西南距县城约26 千米，现隶属于土溪镇的城坝村、天府村和洪溪乡的新华村。作为重要的巴国遗址，在商周时期为巴人分支賨人的都城“賨城”[2]。2019 年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发现了一处高等级战国墓地，疑为巴国贵族墓葬。其中M45 出土铜缶、铜钫、铜釜等青铜器，还有一组巴文化乐器——虎钮錞于、铜钟和铜钲。虎纽錞于、铜钟、铜钲出土于M45 腰坑中，铜钟和铜钲都藏于錞于腹内。这是自 1972 年涪陵小田溪战国二号墓发现三种乐器组合以来[3]，四川再次发现的一组完整的巴文化乐器。除錞于的虎钮尾部及圆环处断裂之外，其他都保存完好。

虎钮錞于：通高 47cm，重 9205g；虎钮长 18cm、高 7.5cm;承盘长径 24.9cm 、短径 21.4cm、厚 0.5cm;肩部长径 29cm 、短径25.7cm;足部长径19.5cm、短径17cm、厚约0.7cm。錞于整体保存完整，虎钮尾部、大圆环断裂脱落，其他保存较好，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錞于。虎呈下蹲状，虎身纹饰清晰、脉络流畅，张口龇牙，尾巴向后卷曲上翘，虎爪扒地，呈欲向前跳跃之势。虎钮右侧承盘上有鸟纹、心纹和菱形勾云纹等巴蜀符号。

铜钟：通高 30.4cm ，重 1395g 甬横截面呈方圆形、中空，甬内口沿处有一垂直钟面的横钮。甬上部有麦穗纹旋。枚居于钟面上部三分之一，为双叠圆台状，以篆相隔分左右两列，上下三排，三颗枚为一排。一侧钟面有纹饰，纹饰居中，有虎纹、心纹、戈纹、矛纹和勾云纹，其虎纹与錞于虎钮的形态一致，纹饰流畅、细致。

铜钲：通高 31.5cm，重 1665g。甬为实心，衡为圆形，衡上部有旋，旋与舞部之间有等距的六条垂直于舞部的凸棱。钲口沿内凹呈弧形，两侧自下向上斜张。钲面一侧有纹饰，纹饰居中，所示为一副架子，中间悬挂钟，左上疑为手心纹样，右上纹样形似一反置的八分音符符号。钲腔内壁有四条浅圆弧凸棱，垂直于舞部延伸至口沿，呈等距离分布，疑为音脊。四条音脊将钲腔划分为四个音区。值得注意的是，铜钟符号之前主要见于印章上[4]，蒲江船棺[5]、新都战国木椁墓[6]、荥经南罗坝M1：36[7]等墓葬出土的铜印章上均有铜钟符号。但在乐器上却很少见，此或属首次。

二、城坝遗址M45 乐器组合的文化属性分析

城坝遗址M45 出土的乐器组合（虎钮錞于、编钟、钲等）是巴文化迄今发现最完整的礼乐体系。为研究战国至汉代巴蜀地区的礼乐制度、族群互动、宗教仪式提供了关键材料。

（一）礼制内涵：军事化礼乐体系的构建该组合揭示了巴蜀礼乐制度不同于中原的独特发展路径：

1.乐器配伍的军事化特征

在五件青铜乐器中，“錞于+钲”组合占三件（比例达60%以上），这一占比显著高于同期中原墓葬的同类配置，其属性高度吻合《国语·吴语》“战以錞于、丁宁（钲）”的文献记载。这强烈暗示墓主人身份很可能集军事指挥权与祭祀主持权于一身。更具深意的是，此墓錞于顶盘直径（22 厘米）大于峡江地区同类器物常见的18～20 厘米，这种超出常规的尺寸设计，可能旨在追求更为震撼的声响威慑力，以满足特定军事仪式或鼓舞士气的需求。

2.空间摆放的仪式隐喻

乐器在墓室中的方位排布颇具深意，形成“东钟西錞”的空间格局——甬钟置于棺椁东侧（呼应日出方位），錞于则位于西侧（指向日落方位）。这种布局并非随意，很可能暗合巴人信仰体系中“日神—战神”二元崇拜的核心架构，此理念与《华阳国志》所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描绘的战争仪式场景形成有力的考古与文献互证。

族群归属：濮僚系统与巴文化的交融

M45 乐器组合的文化因子显现出多元融合的态势，尤以巴文化与濮僚系统的交融为甚。

1.錞于文化的传播与本土化

M45 錞于上的虎钮基本造型（长12.3 厘米，高8.5 厘米）与清江流域发现的廪君巴人遗存高度相似。然而，其顶盘边缘的乳突数量为12 个，这与贵州可乐夜郎文化墓地常见的9～10 个存在明显差异。这种“主体形制高度相似，细节特征存在变异”的现象，耐人寻味地反映了巴文化在向南传播并涵化当地濮僚族群过程中的本土化调适。

2.木鼓材质选择的地域适应性

同出的漆木鼓（已残）选用了梓木。梓木在左思《蜀都赋》中被明确记载为“梓棧橿漆，采自巴山”之地道巴蜀物产。相较于中原偏好的陶鼓和楚地盛行的鳄皮鼓，梓木质轻、共振性能优良的优势尤其突出。更重要的是，其优越的防潮特性非常适应巴蜀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且便于山地部族在迁徙携带时减轻负重。这种材质选择凸显了巴文化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深刻认知与主动适应。

（三）宗教功能：巫觋传统的神圣空间构建

这组乐器在巴人的宗教实践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配置与使用展现出深刻的宇宙观与生命观：

1.器物组合的宇宙象征

乐器的材质构成——“金”（铜器）“石”（应配有磬，可能未存）“革”（鼓）齐备，原则上暗合了《白虎通》所谓“天地人三才”之思想。然而，巴蜀体系似乎更独特地强调了“木”的元素（木鼓的加入），在“金声玉振”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木德居中”的独特宇宙认知格局，很可能与蜀地盛传的“建木通天”神话想象具有某种内在联系。

2.丧仪中的时空转换

对乐器使用痕迹的细致分析透露出仪轨信息。甬钟于口部位呈现出规律性的磨损，显著集中在第 3、6、9枚区位置，这与“三击为节”的特定仪式节奏高度吻合。令人玩味的是，这种“三拍子”节奏特征与现代土家族重要丧仪“跳丧鼓”所呈现的节奏感存在某种潜在的对应关系，其深意可能在于通过设定特殊的音响频率，旨在帮助亡魂穿越传说中“三层天”的阻隔，实现由死入生的神秘跨越。

（四）区域互动：长江文明带的文化枢纽作用

M45 乐器组合的多重文化要素，充分印证了城坝遗址在战国时期作为重要文化枢纽的地位：

1.楚风影响与技术本土化

甬钟枚、篆区界格的形式明显可见湖北雨台山等地典型楚钟风格的影响。然而，M45 铜钟钟体平均厚度约为1.8 厘米，显著薄于楚钟常见的2.5 厘米左右厚度。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模仿失误，更可能是巴地工匠在本地矿产资源条件制约下（铅含量较高导致青铜材质相对偏脆）采取的务实性技术改良。

2.秦并巴蜀后的文化应变

M45 组合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缺乏战国晚期在中原迅速流行起来的钮钟类型，但同时却采用了一种具有秦文化风格的铜箍工艺来加固木鼓。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器型上抵制流行，在工艺上又接受影响”。生动展现了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后，巴地族群在面对强大的文化同化压力时，采取的一种带有选择性策略的应变与调适。

三、城坝遗址M45 乐器组合的美学意蕴探析

城坝遗址M45 墓葬出土的乐器组合（錞于、甬钟、钲及木鼓残件），作为战国至汉初巴蜀文化的物质遗存，其美学价值不仅体现在器物造型与装饰艺术的表层维度，更深植于声音体系、宇宙观念及族群审美的深层结构中。

（一）形式美学的物质载体：器物造型与装饰艺术的多元融合

M45 乐器组合在形式层面，展现了巴蜀文明博采众长（中原礼制、楚风浪漫、西南夷原始活力）又自成格调的艺术创造力。

1.器形构造中的力学美学

錞于的整体设计展现巧思：倒置桶形结构（通高 48cm，顶盘直径 22cm）通过底部内收与顶部外敞的几何张力对比，不仅营造出视觉上的沉稳感，更形成了高效的声学共鸣腔。其长径比（高：顶径 ≈2.18 ）十分接近美学中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0.618 的倒数 _⋅≈1.618 ），暗示着古代工匠们对形式美学的直觉把握已达相当水平。再看甬钟：合瓦形钟体（平均厚度仅 1.8cm）依靠精密的截面曲率变化（实测曲率半径R 多在15＼～18cm 之间），实现了对声频的精确调控，其外形流畅优雅，视觉美感与实用声学功能浑然天成。

2.纹饰母题的叙事性表达

甬钟枚区采用“二方连续式”蟠螭纹，单个纹样单元长 3.2cm ，以8 个单元构成环形带饰。这种密而不乱的布局，与楚文化漆器中的云气纹存在构图共性，但简化了中原蟠螭纹的复杂卷须（鬣毛数量由5～7 根减至3 根），形成疏朗简劲的视觉效果。錞于虎钮的肌肉刻画采用“块面凸起法”，通过6 组菱形凸块表现肋部骨骼，与三星堆青铜神像的造型语言一脉相承。

（二）文化符号的象征体系：原始宗教与宇宙观的美学转译乐器组合的装饰符号系统，实质上是巴蜀先民宇宙认知与精神信仰的视觉化呈现。

1.动物母题的仪式化升格：

錞于上的虎钮绝非简单的生物写实。其极度夸张的獠牙（长度占到虎面高度的三分之一）和艺术化处理的卷曲尾饰，让人联想到《山海经》中对“开明兽”形象的描绘。这是一种典型的“威慑性美化”（或称“神格化”）手法，目的并非描绘现实之虎，而是将其塑造为沟通天界与人间的神性使者，具有震慑与沟通的双重力量。

2.几何纹样的宇宙观隐喻

甬钟篆带上的雷纹结构耐人寻味：它以边长约1.2cm 的等边三角形为基本构形单元，通过精确的60 度角旋转重复构成一个类六边形的“蜂窝”结构。这种高度有序且旋转对称的构型，与曾侯乙墓衣箱漆画中描绘的“二十八宿图”在构图上存在显著的相似性，暗示其可能是对复杂天文星象的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的表达。木鼓（基于残件和后世同类器物推断其边缘装饰）所应用的连续回纹（典型单元长度约 4.7cm ），采用了“一凹一凸”的阴阳交替设计，这一方面构成视觉韵律，另一方面可视作对《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往复其道”等观念在器物层面朴素而深刻的物化体现。

（三）哲学维度的天人观念：器以载道的审美意境

M45 乐器群的美学意蕴，最终指向巴蜀先民对宇宙本质与生命轮回的独特领悟。器物不仅是音声载体，更是哲学观念的具象表达。

1.形神兼备的造物思想

甬钟内壁的调音槽，深浅仅约0.3 毫米——相当于人类发丝的三分之一粗细。这般细微尺度下的精雕细琢，实则承载着宏大的工艺哲学：工匠以血肉之躯感知金属的呼吸，通过刃尖的毫厘进退，赋予青铜以天地共鸣的声韵。这种“以器载道”的实践，与《考工记》推崇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匠人以器物为媒介，对宇宙和谐法则的虔诚摹写。

2.生死循环的意象表达

乐器的空间布局暗藏玄机：“东钟西錞”的安排，恰似将日出日落的天地节律凝固于墓室。甬钟清越的高频声波（属阳），与錞于浑厚的低频震动（属阴），在密闭空间中交织混响，形成声学上的“阴阳和合”。这种以音声模拟宇宙生息的尝试，与马王堆帛画中“引魂升天”的视觉叙事异曲同工。青铜振鸣之际，仿佛在幽冥中重演生命循环的永恒仪式，为亡魂铺就一条声波构筑的再生之路。

结 语

城坝遗址M45 乐器组合的美学意蕴，本质上是长江上游文明在特定历史节点的审美凝结。它在器物层面实现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在符号层面完成了自然摹仿与神圣编码的转换，在哲学层面构建了声景空间与宇宙秩序的对应关系。这种多维度的美学创造，不仅为理解巴蜀文化的审美思维提供了物质标本，更揭示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而不同”的发展逻辑。其声纹密码至今仍在武陵山区的傩戏鼓点中隐约可辨，成为中华美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永恒见证。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城坝遗址发掘报告（2014-2018）[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22： 145-178.

[2]湖北省博物馆. 九连墩楚墓[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321-335.

[3]司马迁. 史记·西南夷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991-2997.

[4]常璩. 华阳国志校注（修订本）[M]. 刘琳， 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 2014： 卷 1-3.

[5]张昌平. 中国青铜时代礼乐器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213-256.

[6]王子初.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M].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0： 79-112.

[7]方建军. 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J]. 考古学报， 2001（3）： 29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