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现状、困境与现代化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将乡村治理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位置，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建引领核心地位显著强化，“主心骨”作用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全面加强，“整瘫治软”成效卓著。通过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推行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升。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格局初步形成，治理方式走向多元协同。自治基础不断夯实：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普遍实行“四议两公开”和形式多样的议事协商平台，有效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法治保障持续加强：“法律进乡村”活动深入开展，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室）在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95%以上，“一村一法律顾问”基本实现全覆盖。德治教化浸润人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乡村广泛建立，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优良家风家训不断弘扬，各种评选活动广泛开展，有效引导了向上向善的村风民风。

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智慧治理”开启新篇章。数字乡村战略稳步推进，信息基础设施“村村通”目标基本实现，为治理数字化奠定硬件基础。多地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等等，提升农村服务可及性与便捷性，实现了基层矛盾隐患的精准感知与高效处置，保障了村民监督权。

二、 困境剖析：迈向善治之路上的深层挑战

尽管成就斐然，乡村治理在迈向现代化、实现“善治”目标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亟待破解的深层次矛盾与挑战。

（一）治理主体层面：人才匮乏与协同不足并存。

“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高素质人才持续外流，导致“谁来治理”困境加剧。村干部队伍普遍存在年龄老化、现代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党员队伍结构优化和后备力量培养面临挑战。乡贤等新乡人群体参与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尚不健全。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畅：村党组织、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村民等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存在党组织“包办代替”或村委会“行政化”倾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作用有限。村民自治实践中，“形式化参与”、“选择性参与”现象仍存在。

（二）治理方式层面：“三治融合”深度与数字鸿沟问题凸显。

“三治”融合存在“两张皮”现象：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有时未能有机统一、相互促进。部分村规民约内容陈旧，与法律法规精神不符。法治在乡村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质量参差。德治的软性约束如何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面临方法创新不足的挑战。

数字治理面临“鸿沟”与风险：城乡数字鸿沟客观存在，部分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质量不高、资费相对较贵。老年人、低文化水平群体对智能终端和应用程序的使用存在显著障碍。数据采集、共享、应用的标准与规范缺失，部分“智慧平台”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应用。

（三）治理内容层面：复杂需求与内生动力不足交织。

治理事务日益繁复多元，乡村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利益诉求多元化、矛盾纠纷复杂化。公共服务供给在均等化、精准化、高品质方面仍有差距。集体经济薄弱制约治理效能，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导致村级组织“无钱办事”，也削弱了吸引人才、凝聚民心的物质基础。内生动力与共同体意识有待激发，存在“等靠要”思想或“搭便车”心理。

三、 路径探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对策破解当前困境，迈向更高水平的乡村善治，需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综合施（一）坚持与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筑牢治理现代化的“压舱石”。

锻造坚强战斗堡垒：持续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动态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深入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拓宽选人视野，强化精准培训，完善“一肩挑”后的监督制约机制。提升党建引领效能：创新党组织设置形式，深化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强化党组织对各类组织的领导，支持其依法依规、依照章程开展工作，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新业态、新群体。

（二）深化“三治融合”实践创新，激活乡村内生治理动能。

做实村民自治，激发主体活力：修订完善务实管用、体现法治精神和时代要求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监督执行机制。丰富拓展村民议事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探索积分制、清单制等治理方式，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遵守村规民约、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量化积分，与物质奖励、精神激励挂钩，增强自治吸引力和约束力。

夯实法治根基，保障公平正义：深入开展精准化、分众化的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培育“法律明白人”队伍。优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提升“一村一法律顾问”服务质效，畅通法律援助渠道。规范基层行政执法行为，加强司法保障，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农民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强化德治教化，涵养文明乡风：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等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宣传推广优良家风家训、乡贤文化。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选树宣传身边模范。

（三）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智治”提升治理效能。

弥合数字鸿沟，夯实基础：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换代，降低使用成本。针对老年人、低文化群体开展常态化、场景化的数字技能培训，开发推广适老化、简易化的应用界面。确保数字治理工具真正惠及所有村民。

深化场景应用，赋能治理：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度下沉，实现更多高频事项“指尖办”、“家门口办”。优化升级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功能，强化在线公开、在线监督、在线反馈。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基层网格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响应、资源调配中的应用，提升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四）构建长效人才支撑体系，破解“后继乏人”困局。

内育外引并举：大力实施本土人才培育计划，挖掘“田秀才”、“土专家”潜力。深入实施“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到村任职等计划，完善服务保障和留人机制。积极引导在外乡贤、优秀农民工、退役军人、退休干部等返乡参与治理或创业。

优化队伍结构：建立村级后备人才库，注重在青年农民、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探索建立村干部报酬待遇与集体经济发展、工作绩效挂钩的增长机制，完善干部社会保障，拓宽优秀村干部入编通道，增强岗位吸引力。

强化能力培训：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乡村干部治理能力培训体系，内容涵盖政策理论、法律法规、群众工作方法等，提升其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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