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汉代生成

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诸子产生了很多的著作，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庄子·天下》篇。喻中提到“《庄子·天下》篇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天下篇》元气淋漓，意境高远，法度严谨，既是通往先秦学术思想世界的津渡，也是打开先秦学术思想大门的钥匙，在同类性质的文献中，无出其右，无与伦比。”[6]庄子指出各种“方术”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道术，但是“方术”和“道术”之间是有区别的。庄子言：“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2]“道术”涵盖了世间真理，是古代的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对万事万物的全面认知，而“方术”只是对“道术”某一个小方面的认识，具有局限性。接着作者对“天下之治方术者”做出了学派的分类，并对每一个学派的起源和价值进行评价。关于墨翟、禽滑釐一派，庄子肯定他们的救世精神，同时也否定了他们的“以自苦为极”。关于宋钘、尹文一派，庄子也肯定他们的救世精神，同时也否定了他们对自己关心太少的做法，如“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

关于彭蒙、田骈、慎到一派，庄子肯定他们的思想涉及了古代道术的部分，也提出了他们的“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2]的问题。如《庄子·天下》中写道：“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关于惠施、桓团、公孙龙，庄子持批判态度。如“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2]关尹、老聃、庄周一派，庄子有褒无贬，文章中提到他们“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2]但也要注意到，庄子是以看待学派来看待关尹、老聃、庄周一派，可以看出庄子力求对事物作出客观的评价。

“辉煌”的秦王朝在二世之后就因暴虐被推翻，成为历史上的“短暂一瞬”。这一历史教训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这种社会现状给汉代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汉初统治者以黄老之学为主导，主要是为了恢复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主张统治者应减少干预，顺应自然规律，让百姓休养生息。汉高祖刘邦及其继任者文帝、景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稳定，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对外扩张的需要，黄老之学已经不再适应汉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统治者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方案。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成为汉代乃至后世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总的来说，汉代诸子中，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和阴阳家逐渐没落。道家因儒家独尊而边缘化，法家被儒家吸收而失去独立性，墨家因组织松散和思想过于理想化而衰落，名家因思想抽象脱离实际而式微，阴阳家则被儒家和道家吸收，独立性减弱。以墨家为例，墨家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首先，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墨家所倡导的“兼爱”“非攻”等思想与统治者的需求逐渐脱节，尤其是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特点被视为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1]这表明墨家的思想过于理想化，难以被广泛接受和实践。其次，社会原因在于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社会逐渐从分裂走向统一，法家和儒家思想更符合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需求，而墨家的平民化、平等化主张与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相冲突。最后，墨家自身的原因在于其组织过于封闭，缺乏灵活性，且过分强调苦行和节俭，难以吸引更多社会精英的参与。

先秦诸子思想到汉代的演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庄子·天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淮南子·要略》三篇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通过对各家学说的梳理，揭示了诸子思想的多样性与局限性。例如，庄子对彭蒙等人评价道：“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2]对墨家则评价其“泛爱兼利而非斗”[2]，指出墨家虽提倡兼爱却难以实践。这些评述反映了先秦时期思想界的多元格局与争鸣态势。到了汉代，诸子思想逐渐被系统化与规范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不仅分类整理了诸子百家的著作，还对其思想特点进行了概括与评价。例如，班固提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3]强调儒家的政治教化功能；对道家则评价“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3]突出其历史哲学的特点。这些评述体现了汉代学者对先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淮南子·要略》则进一步展现了汉代思想融合的趋势，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收并蓄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精华，试图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例如，书中提到“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4]强调道与事的统一；又言“故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4]体现了对儒家“时中”思想的吸收。这些论述反映了汉代思想从多元争鸣向综合统一的转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我们对先秦诸子思想及汉代思想演变的回溯，本质上是借古鉴今，从历史的纵深中找寻映照当代社会的智慧之光。

参考文献

[1]史记.司马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0.

[2]庄子.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

[3]汉书.班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0.

[4]淮南子.刘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