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浪潮下劳动形态与权益保护路径研究

一、引言

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普及，人类社会正从 “工业经济” 向 “数字经济” 深度转型。劳动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其组织形式、雇佣关系、工作模式也随之发生颠覆性变革 —— 从 “企业 - 员工” 的固定雇佣转向 “平台 - 个体” 的灵活合作，从 “集中办公” 转向 “跨域协同”，从 “标准化任务” 转向 “碎片化服务”。这种变革既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劳动者提供更灵活的就业选择，也对以 “稳定雇佣关系” 为基础的传统劳动权益保护体系提出严峻挑战。当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者的权益纠纷频发，远程办公者的劳动边界模糊、微任务劳动者的保障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在此背景下，厘清数字化劳动形态的变革逻辑，破解其衍生的权益保护难题，不仅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数字经济行稳致远的核心支撑。

二、数字化浪潮催生的新型劳动形态及其特征

数字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推动劳动形态突破传统框架，形成多元化、规模化的发展态势，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化时代印记。

（一）平台经济崛起：零工经济的规模化与层级分化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通过搭建 “信息匹配 - 交易撮合 - 服务监管” 的数字化中介体系，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构建了 “平台 - 劳动者 - 消费者” 的三方就业生态。与传统就业相比，平台就业以 “去雇主化”“任务化结算”“规则化管理” 为核心特征：平台不直接雇佣劳动者，而是通过制定服务标准、分配任务订单、评价服务质量等方式实施管理；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接入平台，自主选择接单时间与服务范围，按完成任务量获取报酬。近年来，我国平台零工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据《中国新就业形态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4 年底，我国平台零工从业者总量已突破 2.2 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等核心群体规模分别达 1300 万、3500 万、90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15%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平台零工经济正从 “低技能密集型” 向 “高技能多元化” 分化：除基础服务类零工外，知识付费、在线教育、数字营销、远程编程等 “高技能零工” 占比逐年提升，形成覆盖全技能层级的就业体系。

（二）技术赋能突破：远程办公常态化与自由职业职业化

数字通信技术的成熟与协同办公工具的普及，使远程办公从 “应急选择” 转变为 “常规模式”。视频会议系统（如 Zoom 、腾讯会议）实现跨地域实时沟通，云端协作平台（如飞书、钉钉）支持多人同步编辑，项目管理软件（如 Asana、Trello）实现全流程可视化监管 —— 这些技术手段有效破解了远程办公的 “协同壁垒”，使 “异地办公”“弹性办公” 成为可能。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疫情期间，全球远程办公人数占比从不足 10% 飙升至 50% 以上，我国互联网、金融、咨询等行业的远程办公渗透率超过 60% 。即使疫情缓解后，仍有40% 以上的企业保留了 “混合办公” 制度。与此同时，自由职业者群体加速壮大，涵盖文案写作、平面设计、程序开发、翻译等多个领域，他们依托 Upwork、猪八戒网等在线平台承接全球项目，实现 “工作地点自主化、工作时间弹性化、收入来源多元化”。据智联招聘调研，2024 年我国自由职业者规模突破 8000 万人，其中 30% 以上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稳定就业。

（三）任务分包创新：众包模式普及与微任务劳动碎片化

众包模式作为 “分布式劳动” 的典型形态，通过互联网平台将企业内部的复杂任务拆解为大量简单、重复的 “微任务”，分包给全球范围内的个体劳动者完成。这些微任务具有 “碎片化、小额化、低门槛”特征，无需专业技能即可完成，如百度百科的内容审核、人工智能企业的图像标注、市场调研公司的问卷填写等。劳动者只需在平台注册并通过简单培训，即可随时领取任务，完成后通过系统审核即可获得报酬（单任务报酬通常为 0.1-10 元）。这种模式既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较传统用工成本降低 30%-50% ），又提高了任务完成效率（复杂任务可通过 “海量劳动者并行处理” 缩短周期），同时为学生、家庭主妇、退休人员等有闲散时间的群体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 5000 万人参与过微任务劳动，但这类劳动普遍缺乏稳定的收入保障与权益保护，劳动者常面临 “任务量不稳定、报酬被克扣、无安全保障”等问题。

三、数字化劳动形态下的劳动者权益困境

新型劳动形态的灵活性与创新性，与以 “稳定雇佣关系” 为基础的传统劳动权益保护体系存在天然适配性矛盾，导致一系列权益问题凸显。

（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责任主体界定难

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以 “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为核心标准，但数字化劳动形态的 “去雇主化” 特征使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以平台经济为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的关系呈现 “半依附性”：一方面，他们需遵守平台的配送时间、服务规范、评价标准等规则，接受平台的算法管理（如订单分配、奖惩机制），具备一定的 “从属性”；另一方面，他们无需固定坐班，可自主选择接单与否，劳动工具（如电动车、汽车）由个人配备，又具备 “自主性”。更关键的是，平台往往通过签订 “合作协议”“服务协议” 等方式，将劳动者界定为 “个体经营者” 而非 “员工”，规避签订劳动合同的义务。这种模糊性导致劳动者在遭遇工伤、欠薪、劳动纠纷时，难以明确责任主体：外卖骑手配送中受伤，平台常以 “非雇佣关系” 为由推诿责任，将风险转移给外包公司；网约车司机被平台克扣报酬，因缺乏劳动合同证明，维权时往往陷入 “举证难、认定难” 的困境。据全国总工会数据，2024 年平台从业者劳动纠纷中，因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导致维权失败的比例超过60% 。

（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制度适配性缺失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以 “稳定雇佣关系” 为基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均需由 “用人单位 + 个人” 共同缴纳保费。但数字化劳动形态下，大量零工从业者、自由职业者因 “无固定雇主”，无法按传统方式参保；若以 “灵活就业人员” 身份参保，又面临 “缴费基数高、手续繁琐、保障水平低” 等问题 ——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通常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 60%-300% ，且需个人承担全部保费（约为工资的 20% ），远超普通劳动者的缴费压力。多重因素导致数字化劳动者参保率极低：据《中国新型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报告（2024）》显示，我国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20% ，医疗保险参保率约 30% ，失业保险参保率仅 5% 左右，远低于传统企业职工 90% 以上的参保水平。这意味着数千万数字化劳动者在面临失业、疾病、养老等风险时，缺乏基本保障支撑。

（三）劳动安全健康风险：监管与保护双重缺位

数字化劳动形态的分散化特征，使劳动安全健康风险更隐蔽、更复杂，且监管与保护机制严重缺位。在平台零工领域，风险集中表现为“高强度劳动导致的身心损伤”：外卖骑手为满足平台算法设定的配送时限（通常为 30-45 分钟 / 单），不得不高速骑行、闯红灯、逆行，交通事故发生率是传统行业的 3 倍以上；据美团骑手调研数据， 70% 的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超过 10 小时， 60% 存在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等职业病，30% 曾遭遇交通事故。网约车司机则面临 “长时间久坐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夜间行车的安全风险” 等问题。在远程办公领域，风险表现为 “劳动边界模糊与身心健康失衡”：超过 50% 的远程办公者存在 “工作时间无限延长” 问题（日均工作时长较传统办公增加 2-3 小时），长期缺乏运动导致颈椎病、肥胖症高发；同时，居家办公环境缺乏职业健康防护，电子设备辐射、办公座椅不适等问题也对劳动者健康造成影响。更关键的是，由于工作场所分散，企业难以实施统一的安全监管，政府部门也缺乏针对性的监管手段，导致数字化劳动者的安全健康保护处于“真空状态”。

（四）算法控制加剧：劳动者自主性被侵蚀

在平台经济中，算法已成为管理劳动者的核心工具，通过 “数据驱动” 实现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控制。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接单偏好等数据，通过算法设定订单分配规则（如优先向 “高评分骑手” 派单）、定价机制（如高峰时段降低单位里程报酬）、奖惩标准（如超时配送扣罚报酬），劳动者的收入、就业机会完全依赖算法评价。为获得更多订单与更高评分，劳动者不得不严格遵循算法指令：外卖骑手压缩吃饭、休息时间 “与时间赛跑”，网约车司机长时间疲劳驾驶 “追逐高流水”，陷入 “算法异化” 的困境。更严重的是，算法规则具有 “黑箱性”—— 平台不公开算法逻辑，劳动者无法理解算法决策的依据，当遭遇 “不合理差评导致订单减少”“算法误判导致报酬扣罚” 等问题时，缺乏有效的申诉渠道。据调查， 80% 的平台从业者认为 “算法控制剥夺了工作自主性”， 75% 曾因算法问题遭遇权益损害但维权无果。

四、数字化劳动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策略建议

破解数字化劳动权益困境，需突破传统保护框架，构建 “政府 -平台 - 劳动者 - 社会” 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实现 “法律保障、平台担责、组织赋能、技术支撑” 的有机结合。

（一）完善法律法规：构建适配数字化劳动的制度体系

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出台《平台用工管理条例》，建立 “梯度化” 劳动关系认定体系 —— 根据劳动者 “受平台管理程度”“收入依赖度”“劳动工具归属” 等指标，将平台从业者划分为 “全日制员工”“非全日制员工”“合作型劳动者” 三类，分别明确权利义务：对 “高从属性” 从业者（如专送骑手），强制要求平台签订劳动合同；对 “中等从属性” 从业者（如众包骑手），明确平台的基本保障义务；对 “低从属性” 从业者（如兼职微任务劳动者），界定最低报酬标准。优化社会保障制度：修订《社会保险法》，建立 “灵活适配” 的社会保障模式：推行 “按单缴纳” 工伤保险（平台按订单金额的一定比例代缴），解决骑手、司机等群体的工伤保障问题；简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流程，推行 “线上参保 - 自主选档 - 自动扣款” 服务，降低缴费门槛；探索 “平台 + 政府 + 个人” 共担的养老保险模式，平台按营收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障基金，补充劳动者养老储备。强化算法监管立法：制定《算法安全管理办法》，要求平台公开算法核心逻辑（如订单分配、评分机制），建立 “算法合规审查” 制度；设立 “算法申诉通道”，允许劳动者对算法误判提出异议，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仲裁；禁止平台设定 “不合理考核指标”（如过度压缩配送时间），保障劳动者基本工作权益。

（二）压实平台责任：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

规范用工与报酬制度：平台需明确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得通过 “合作协议” 规避法定责任；建立 “最低工资保障 + 绩效奖励”的报酬体系，确保劳动者小时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禁止 “低价抢单”“恶意扣罚” 等行为；定期公开报酬计算规则，接受劳动者监督。优化算法与管理模式：引入 “劳动者代表参与算法设计” 机制，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需求，合理设定配送时限、接单量等考核指标；

建立 “算法容错机制”，对因天气、交通等不可抗力导致的超时、差评，不予处罚；利用大数据监测劳动者工作时长，对连续工作超过 8 小时的劳动者，自动暂停派单并提醒休息。加强安全与健康保护：平台需为骑手、司机等配备必要的安全装备（如智能头盔、反光背心），定期组织安全培训；与医疗机构合作，为从业者提供免费体检、职业病防治等服务；建立 “应急救助基金”，对遭遇工伤、疾病的劳动者给予临时补助。

（三）推动组织赋能：提升劳动者集体维权能力

健全劳动者组织体系：鼓励平台从业者成立行业工会或职业协会，如 “网约车司机工会”“外卖骑手协会”，政府给予场地、资金等支持；推动工会与平台建立 “常态化协商机制”，就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算法规则等问题开展集体协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强化维权与服务支撑：工会需为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维权代理等服务，协助劳动者处理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等纠纷；联合职业培训机构，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如骑手转岗物流管理、司机转型网约车调度），增强劳动者职业发展能力；建立 “劳动者权益监测平台”，实时收集权益损害线索，向监管部门反馈。

五、结语

数字化浪潮下的劳动形态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其衍生的权益困境也警示我们：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唯有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压实平台责任、推动劳动者组织化、创新技术赋能手段，才能构建 “灵活高效” 与 “权益保障” 并重的数字化劳动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尊重，更是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 当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其劳动积极性与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为数字经济注入持久动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演进，劳动形态还将不断创新，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动态调整的治理思维，持续优化权益保护机制，最终实现 “数字赋能劳动、劳动驱动发展、发展惠及劳动者” 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中国新就业形态发展报告（2024）[R].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24.

[2] 全国总工会。平台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调研报告 [R]. 北京：工人出版社，2024.

[3] 李实，赖德胜。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市场变革与收入分配 [J].经济研究，2023（05）：4-18.

[4] 周长征。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J]. 法学研究，2022（03）：12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