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美育赋能乡村建设的范式创新研究

1 问题缘起：乡村衰退与美育觉醒的双重语境

日本总务省 2023 年数据显示，该国城市化率已达 91.8%。城市化在推动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乡村的经济衰退与文明断裂，引发产业萎缩与文化失根的系统性危机。在此背景下，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等实践，试图通过艺术介入来激活集体记忆（Halbwachs， 1950），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马克思关于“旧秩序的解体”催生“新要素的萌生”的辩证观点。这种“衰退- 觉醒”的动态，正标志着乡村振兴从物质重建转向文明再造的范式转型，而“美育”作为一项激活机制，正逐渐成为文化实践的关键起点。

1.1 城乡失衡与文明断裂

20 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城乡关系经历了从“二元分立”到“中心-边缘”的深刻转型。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加速，使得东京、大阪等都市圈成为人口、资本与资源的高度集聚中心。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则因大量青壮年人口持续涌入城市，导致产业发展滞缓，劳动力严重缺失，逐渐陷入结构性危机。

日本乡村在二战后经历了一场静默的塌陷，太平洋沿岸工业带吸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乡村陷入人口 - 产业 - 文化三重衰败的恶性循环。越后妻有地区尤为典型——2023 年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近41%；近 200 个村落濒临消失；水稻种植面积较 1960 年萎缩超 50% ；数十所校舍因无生源而废弃。这种塌陷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明根基的断裂。

雪灾加剧了孤立状态。越后妻有地区冬季积雪深达 2-3 米，形成物理与精神的双重封闭，使得乡村社会逐渐沦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默之地”。面对乡村文明系统性断裂，如何通过文化重构与感知更新激活地方主体性成为关键。美育的介入，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被重新定位为重构认知、再生共识的文化机制。

1.2 政策演进的三阶段转型：从器物振兴到文明重生

日本乡村政策历经百年嬗变，呈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认知跃迁，实现了从外源输血到内源造血的根本性转变，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生产振兴期（1956-1962）。以“新农村建设构思”为标志，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如北海道酪农开发项目）推动乡村发展。政府承担约 90% 的牧场建设费用，但自上而下的模式导致农民缺乏主体性与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财政输血依赖”。政策设计忽视了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仅将其视为经济生产单元，未能激活其文化与生态价值。

第二阶段：系统保护期（1975-2000）。平松守彦发起“一村一品”运动以激活地方经济（如大分县香菇年出口额达 30 亿日元），却导致文化符号被商品化，传统仪式沦为旅游表演，文化本真性受到侵蚀。此阶段政策仍囿于“经济优先”逻辑，未能触及乡村文明的深层重构。

第三阶段：文明重构期（21 世纪）。以 2000 年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为转折点，政策重心转向文化复兴。2001 年《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将“地方文化复兴”定为国策，2018 年《第五次环境基本计划》提出“地域循环共生圈”理念，旨在通过艺术推动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这一转型体现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再发现，政策核心逐步转向“激活文化内生动力”。通过“艺术协作者”制度，推动了从“为乡村创作”到“与乡村共创”的范式转变。同时，日本政府“美用一体”政策将美育纳入国家振兴战略，催生了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2000-）与濑户内国际艺术祭（2010-）等“艺术介入乡村”实践，旨在通过美学行动平衡城乡结构，修复断裂的文明基因。

2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美育赋能乡村建设的运作机制

越后妻有是日本新潟县的一个山区，在现代化进程中，这里和日本许多农村地区一样，面临着人口外流、老龄化严重、传统农业衰退等诸多问题。为了振兴当地经济和文化，1996 年，新潟县十日町市和津南町当地政府联合策划，邀请了艺术策展人北川富朗发起“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其初衷是希望通过艺术的力量来激活这片广袤的乡村土地，改变当地的萧条景象。

艺术祭创始人北川富朗提出“用艺术唤醒沉睡的土地”，其核心策略是将衰败现场转化为美学现场。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艺术节的展演逻辑，强调艺术与自然、社区、历史的深度对话。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通过艺术介入积累地方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凝聚力与认同；同时也呼应了海德格尔的“栖居”哲学，重在构建人与土地、他人及自我的伦理联结。

2.1 从废墟之美到生态再生：空间的重构路径

越后妻有地区在城市化浪潮下显著呈现“空心化”特征，大量民宅、校舍与粮仓因人口外流而被闲置甚至荒废。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将这些废弃空间转化为文化节点，探索出三种空间再生的实践路径。

2.1.1 空间记忆的激活：从荒废场所到文化节点

将废弃小学改造成“绘本美术馆”，保留原有课桌与黑板痕迹，赋予空间新的文化属性；或将旧粮仓改建为艺术家工作室与展览空间，实现功能延续与历史记忆的融合。这类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更通过“痕迹留存”策略，让建筑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

2.1.2 材料语言与生态表达：在地工艺的再生机制

在地材料与工艺的运用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技术选择，更是一种哲学立场的表达。艺术家就地取材，使用木材、石材、稻草、黏土等自然材料，建立作品与土地的物质联结，使艺术成为地方生态结构的一部分。这种创作方式突破了传统艺术对“永恒性”与“完美性”的执念，转而强调材料的临时性、可降解性与循环性，体现了一种生态美学理念：艺术应致力于促成与自然的共生，而非对立。

这一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存在”的哲学探索，通过物质选择与创作过程，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不仅为乡村注入文化活力，更以美育方式反思现代化逻辑——在技术统治与资本扩张的浪潮中，艺术能否成为连接土地与人性的桥梁？越后妻有的实践已给出了答案。当稻草在风中摇曳、木构在雨中朽烂时，它们所传递的不仅是美学意涵，更是一种关于可持续生存的伦理立场。

2.1.3 生态伦理与空间对话：选址机制中的自然共生策略

艺术作品的选址不仅是美学考量，更是一种空间政治的表达。通过将艺术嵌入山林、梯田、溪流等自然地貌，重塑了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构成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实践超越了传统乡村建设中“景观美化”的表层逻辑，转而借助空间叙事揭示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推动艺术从“观看对象”升华为“政治行动”。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强调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里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山脉、梯田、河流等，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展示充分考虑了这些自然因素，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这种理念也渗透在选址策略中—许多作品被布置在田间地头、山谷溪边，使观者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沉浸于自然氛围之中，从而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艺术作品的选址重视与自然地貌的协调，避免破坏生态平衡。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规划往往以“人类需求”为核心，通过道路、水库、工业区的扩张将自然简化为可支配的资源。越后妻有的艺术实践则通过选址策略挑战这一逻辑——将作品置于山林深处、河谷边缘或梯田褶皱中，迫使观众以谦卑的姿态重新进入自然。越后妻有的空间策略与日本政府提出的“地域循环共生圈”政策形成协同效应。该政策强调通过本地资源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艺术实践则通过材料选择与选址逻辑强化了这一理念，这种“艺术生态学”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共鸣。

景观融合与生态修复的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空间正义”的政治实验。它通过艺术的选址与创作，挑战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的支配逻辑，重构乡村作为生态、文化与政治复合体的主体性。观众不仅接触艺术的意涵，更参与了一场关于存在、伦理与未来的思考——在这片曾被现代化遗忘的土地上，艺术成为激活生态意识的通道，乡村也重

新定义了自身在文明谱系中的位置。

2.2 从外部观看到内生共创：社群参与的重构机制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早期实践曾陷入“外来艺术精英主导”的困境。艺术家凭借专业权威与国际视野进入乡村，其作品常以“他者凝视”塑造乡村形象，使村民沦为被动观看者与被表述的客体。这种“艺术殖民化”在 2000 年首届艺术祭中尤为明显——村民缺乏对创作意图与布局的参与，艺术装置与社区生活脱节，甚至因误解而产生抵触。北川富朗意识到这一问题后，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艺术生产模式的转型，逐步构建起“艺术家 - 村民 - 政府 - 自然”的多元协调机制，促使艺术祭实现从“为乡村创作”向“与乡村共创”的转向。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作品的本土适配性，更通过参与式实践激活了村民的文化主体性，成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一个具体体现。

2.2.1 从专家引导到制度共建

越后妻有通过设立“村民评审团”与“创作共决会议”，将部分艺术决策权部分让渡给社区，使艺术生产过程成为民主协商的公共过程，村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拥有议价权的合作者。这种机制保障了村民对空间使用的知情权、表达权与参与权，同时也促成了艺术创作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村民从“沉默的他者”转变为“平等的对话者”，其日常生活经验成为艺术判断与实践的重要依据。

2.2.2 从隐形村民到文化主体

艺术祭通过组织“本地青年志愿团”、“返乡者协作平台”与“学生实习计划”，将分散成员整合为行动网络，弱连接转化为强纽带，形成一种以合作为核心的社区再生模式。在共同参与布展、接待与运营等过程中，参与者在协作中完成事务并重塑认同。这一过程促成了村民身份的三重转变：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被表述者”到“自我言说者”、从“文化消费者”到“文明共建者”。越后妻有的实践证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核心并不在于“美化景观”，而在于通过交往理性与制度设计，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将村民重新置于文化生产的中心位置。

村民不仅参与了艺术生产，更在沟通行动中重塑了自身与土地、与他人、与历史的关联。这种实践回应了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贫困”的难题——它表明，乡村并非等待拯救的“文化孤岛”，而是具有主动建构能力的文明主体；艺术也不再是悬浮其上的审美训诫，而是激发集体智慧的对话工具。在越后妻有的案例中，美育的真正价值，正是在于使村民重新听见了土地的声音，也让外界重新看见了乡村的尊严。

2.3 从集体记忆到未来文化的生成逻辑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文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明基因重组”的社会实验。它既非简单复刻传统民俗，也非激进抛弃历史，而是通过艺术介入构建“记忆再生产”机制，在碎片化遗存中挖掘历史潜能，并通过创造性转化激活其未来建构力。这一过程体现本雅明“辩证的意象”概念——在过去的废墟中寻找照亮当下的星火，使传统成为“可动员的记忆”。

艺术祭的文化创新并非脱离历史的“无根实验”，而是在尊重地方文化逻辑的基础上，通过重新编码传统元素，创造出能同时回应当下与未来的新型文化机制。当村民将祖先留下的“结”制度精神用于艺术合作社的运营，实为构建融合传统礼俗与现代协作的混合经济；当艺术家以稻草雕塑隐喻农业未来，不仅表达生态关切，更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替代方案。这种“以传统为素材、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化生成方式表明，传承与创新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文化逻辑。唯有深入理解地方的历史智慧，方能培育出根植于土地的未来图景。

3 艺术乡建的深层逻辑

越后妻有的实践经验揭示，艺术乡建的本质是一场文明价值的重构运动，其深层逻辑不仅在于物理空间的修复，更在于社会关系的重塑与生态伦理的觉醒。这一范式创新打破了传统乡村建设的线性逻辑，形成了三重相互关联的变革：从空间治理走向文明重构，从精英主导转向社群共创，从短期活动迈向长期生态。这三个维度共同构建起“艺术—文化—社会”的复合治理体系，为全球范围内的乡村复兴提供了超越技术工具性的哲学框架与文化范式。

3.1 从空间治理到文明重构

传统乡村治理长期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空间修缮”，如基础设施升级、产业布局优化等，这种技术性治理忽视了乡村作为文明载体的精神维度。越后妻有的实践表明，艺术介入的关键并非单纯的“美化景观”，而是通过感知重构激活地方精神资源，重建人与土地、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在越后妻有，艺术家通过作品将土地从“资源”升华为“存在者”，使其承载历史记忆与生态智慧。这种创作不再将乡村视为城市的附庸，而是将其定位为承载“栖居伦理”的文明现场——在这里，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人类与自然共生关系的见证者。在此过程中，土地不再是可被支配的资源，而是具有历史记忆与生态智慧的“在场者”。艺术的介入赋予乡村空间以文化象征与伦理内涵，使其从城市视角下的“落后区域”转化为承载“栖居伦理”的文明现场。此种空间观不仅重塑了乡村的文化地位，也揭示了艺术在文明建构中的伦理指向。

3.2 从精英主导到社群共创

艺术乡建的另一深层转型在于治理结构的去中心化。传统乡村建设往往遵循“专家设计 + 政府执行 + 群众观看”的单向模式，导致村民沦为被动接受者。而越后妻有通过“艺术协作者制度”、“村民共决会议”等机制，逐步实现艺术创作从“他者主导”向“在地共建”的结构转向。在这一协作方式中，不同类型的在地行动者逐渐涌现：拥有跨文化能力的返乡青年、精通手工艺的村民艺人、具备项目组织能力的志愿者骨干等，成为新型“文化经纪人”，在艺术节与社区治理间穿梭协调，逐步形成“水平协商”机制，推动治理从“集权控制”走向“自治共识”。这类机制虽未颠覆了原有权力体系，但也有效开辟了“第二公共空间”，为乡村公共性复兴与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实验场域。艺术在其中既是工具也是媒介，促成了“文化权”的重新分配，回应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理论框架。

3.3 从短期活动到持续生态

艺术乡建的终极目标并非一场短暂的“节庆狂欢”，而是构建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文化生态系统。越后妻有通过周期性举办与生态化运营，将艺术节从“事件”升华为“文明演进的催化剂”，构建起“艺术—文化—经济”的正向循环。这一模式与日本政府提出的“地域循环共生圈”理念形成协同，即通过在地资源循环和多维协作，实现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共生。艺术作品不再是“可消费”的文化产品，而是激发社区动力、重建文化自觉的长效引擎。

4 结论与理论结构

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持续运行揭示了美育赋能乡村建设的深层内在机制。其不仅激活了物理空间与社群关系，更逐步形成了以美育为纽带的“文化再生系统”。这一系统有机融合了在地知识、艺术形式与制度设计，不再将艺术视为外部的装饰性元素，而是使其真正转化为推动文化生成与文明重构的内生力量，从而引领乡村实现从物质性更新到精神性重构的深层跃迁。

与其他地区艺术乡建的“节庆化”倾向不同，越后妻有强调共建与制度化路径，确保了艺术介入的持续性与在地性。艺术家不再是主导者，而是协作者；村民不再是背景，而是文化主体。这种机制在实践中体现出“制度共创”与“感知生成”的双重特征，可与法国利穆赞、德国鲁尔等文化景观治理模式呼应，但更强调通过美育重构社群关系与地方认同。

从理论视角可见，这一实践经验已不止于个案层面的“成功样本”，而更可能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路径框架。笔者认为，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审美治理范式（aesthetic governance paradigm）”：它不同于以往外力主导的文化植入模式，而是一种由在地艺术激活、制度共建与社群协作共同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一范式的可迁移性与深层潜力，正是美育在当代中国“乡村振兴”语境下所蕴含的重要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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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精神重塑案例研究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新时代美术与美育研究中心基地课题编号：24JD047

姓名简介：何奇异（1979 年3 月） 男 汉族 浙江杭州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艺术设计与绘画创作以及相关理论研究

姓名简介：宁宁（1995 年9 月） 女 汉族 浙江杭州 博士 研究方向：西方绘画创作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