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抗辩的适用范围研究

一、引言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跨国商业纠纷的主要机制，愈发受到当事人的青睐。相较于传统诉讼程序，仲裁具有程序灵活、效率较高、裁决国际可执行等优势。然而，当仲裁裁决需要在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时，执行国法院常常依据本国法律或国际条约评估是否应予以支持。其中，“公共政策”抗辩成为当事人最常引用的拒绝执行理由之一。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 1958 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b) 项明确规定，若承认或执行某项裁决将违反该国公共政策，执行法院可以拒绝承认或执行。然而，公共政策本身并无统一定义，各国法律传统、文化背景及政治体制的差异导致其含义多变。若无限放宽其适用范围，势必损害仲裁制度的确定性，进而削弱其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功能。因此，厘清公共政策抗辩的界限与适用标准，对确保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及国际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仲裁裁决的国际可执行性是国际商事仲裁体系的核心。若一国法院可随意以“公共政策”为由否定外国裁决的效力，将严重打击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愿，进而影响国际贸易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全球仲裁实务中，如何平衡国家主权与仲裁公正性，成为研究公共政策抗辩适用范围的关键议题。

二、公共政策抗辩的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

（一）公共政策的法律渊源

“公共政策”一词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主要用于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法或外国判决的案件时，维护本国基本法律秩序与社会价值的工具。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类似概念，通常以“ordre public”或“ordre public international”表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通常作为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一个例外规则加以运用，其法律基础主要来源于如下三个层面：

国内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美国《联邦仲裁法》；

国际条约，尤以《纽约公约》第五条最为重要；

国际仲裁机构的规则与判例，如ICC、LCIA 等。

（二）《纽约公约》中的规定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b) 项规定：“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得予拒绝，若该裁决之承认与执行将违背该国之公共政策。”该条文虽赋予各国一定的裁量空间，但亦内含两层制约机制：其一，“公共政策”本为例外性规定，仅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方可援引；其二，该条强调“经请求方提出”，意味着法院不得主动援引，必须由当事人提出并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安排体现出对裁决执行原则的尊重与对例外适用的谨慎。

为避免公约适用中的不一致，各国应在执行条文时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关于“公共政策”的定义，即“严重违反基本法律原则或正义观念”。该示范法虽无强制力，但在实践中影响巨大，是国际仲裁制度趋同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公共政策在投资仲裁中的特殊性

除国际商事仲裁外，在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仲裁中，“公共政策”同样经常被援引，尤其在东道国面临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义务冲突时表现尤为明显。例如，涉及环境保护、原住民权利或重大基础设施的争议中，国家往往试图以“公共利益”或“国家主权”为由否定其在投资协议下的义务。

在 ICSID（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机制下，尽管公共政策的适用标准略有不同，但主流仲裁庭仍强调应予严格限制。例如，在“Metalclad v. Mexico”案中，仲裁庭驳回了墨西哥关于环境政策构成公共政策的主张，指出即使国家有保护环境之责任，也应通过正当程序、合理手段加以实现，不能以此为由片面取消或否定对投资者的保护。

公共政策的适用在此类争议中直接涉及国家责任、跨境投资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张力，因此具有更强的政治敏感性。如何在尊重东道国政策空间与保护投资者合法预期之间取得平衡，是当前国际投资仲裁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三、公共政策的类型与适用标准

（一）区分国内公序与国际公序

在司法实践中，学者与法院普遍将公共政策分为“狭义公共政策”（国际公序）与“广义公共政策”（国内公序）：

狭义公共政策，亦称国际公共政策，指的是执行国秉持的普世性法律原则与基本价值，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禁止腐败、尊重程序正义等；

广义公共政策则涵盖与国家法律体系中一般法律规则或行政规范有关的内容，常涉及税收、外汇、竞争法等领域。

在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国际仲裁界普遍主张仅应允许以狭义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防止国内法差异被滥用于限制外国裁决。

（二）适用标准的确立：严格解释与例外适用

国际仲裁界普遍倡导对公共政策抗辩进行严格解释（narrowinterpretation），这在多个司法判例中得到体现。例如：

在法国Cour de cassation（最高法院）判例中，法院明确指出：“只有在仲裁裁决明显且严重违反国际公序时，方可拒绝其执行。”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亦指出，公共政策的适用需谨慎，不得以一般法律制度或政策作为依据拒绝执行。

四、各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差异

（一）中国的适用态度

中国法院较早加入《纽约公约》，并在近年来展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执行态度。如在“河北建设集团与巴基斯坦公路局”案中，尽管涉案国家存在明显制度差异，中国法院仍以“未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决定承认并执行该仲裁裁决。

不过，在个别案件中，例如涉及赌博债务、走私或政治敏感议题时，中国法院仍可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

（二）美国的态度

美国法院通常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仅在极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如贿赂、强制手段等）中适用公共政策抗辩。例如，在“Parsons &Whittemore Overseas Co. v. Societe Generale de L’Industrie du Papier”一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指出：“仅当裁决违反最基本的正义观念时，才能构成公共政策例外。”

（三）法国的国际主义立场

法国法院素来以对国际仲裁的支持著称。在知名的“Hilmarton”案中，尽管仲裁裁决在原属地被撤销，法国法院仍决定基于其未违反国际公序为由予以执行，体现出极高的对仲裁最终性的尊重。

五、公共政策抗辩的滥用风险与规范路径

（一）滥用现象

在实践中，公共政策抗辩常被当事人滥用，作为迟延或阻却仲裁裁决执行的手段。滥用形式主要包括：

以与本国行政法规不一致为由拒绝执行；

夸大国家主权、民族意识形态等因素；

借公共政策之名行经济保护主义之实。

这种滥用行为破坏了仲裁裁决的权威，损害国际商事交易的可预见性与安全性。

（二）规范建议

立法层面：各国可进一步细化“公共政策”的界定标准，明确仅限于“基本正义原则”、“国际强行法”及“重大社会伦理底线”；

司法层面：法院应坚持严格解释与例外适用原则，加强对公共政策抗辩主张的实质性审查；

仲裁机构层面：在仲裁规则中引导当事人慎用该抗辩，并设立披露机制防范程序滥用；

国际合作层面：借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示范法》等多边协作机制，推动公共政策抗辩适用标准趋于统一。

六、结语

公共政策抗辩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制度中的例外，其初衷在于维护执行国的根本法律秩序与社会价值。然而，在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过度扩张该抗辩适用范围，反而会损害仲裁制度的核心价值。各国应在尊重本国主权的基础上，尽量统一对公共政策的认定标准，坚持狭义解释，谨慎适用，杜绝其成为阻碍仲裁裁决执行的“万能借口”。

此外，国际社会应鼓励通过多边机制推动“国际公序”标准的协调与趋同。可以考虑在区域性仲裁机构或多边公约框架下，就“公共政策”适用标准形成共识性指导文件，以增强国际仲裁的法律确定性。同时，仲裁机构也应加强裁决公开化、透明度和公正性，以减少法院因程序疑虑而援引公共政策拒绝执行。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崛起，仲裁案件所涉的公共利益内容将更加复杂多元。例如，涉及个人数据保护、网络安全、跨国平台监管等领域的争议中，公共政策抗辩的适用范围及判断标准或将面临重构。仲裁制度需与时俱进，既要尊重国家合法关切，也要保障裁决执行的统一性与效率，进而实现全球商事规则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 年）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Parsons & Whittemore Overseas Co. v. Societe Generale de L’Industrie du Papier, 508 F.2d 969 (2d Cir. 1974)

Cour de cassation, 1ère civ., 10 June 1997, “Hilmarton” case

Gaillard, E. & Savage, J. (1999).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orn, G. B. (2021).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olters Kluwer.

王林清：《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抗辩研究》，《法学评论》，2021 年第 2 期

朱庆育：《国际仲裁与公共政策例外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国际法研究》，2020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