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坂口安吾《夜长姬与耳男》中的权力书写

一、引言

《夜长姬与耳男》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晚期代表作之一，虽然知名度不及《盛开的樱花林下》，但与之并列为“安吾文学的巅峰”。作品充满怪诞残酷的情节，却又透出妖异华丽的美感。

在《夜长姬与耳男》搭建的叙事世界里，夜长姬、耳男与江奈古的关系远非简单的主仆或雇佣关系，而是权力结构和情感纠葛的复杂交织。夜长姬身处支配阶级，以无邪外表激发出他人深层的恐惧；耳男作为因外貌受辱的匠人，既胆怯痛苦，又痴迷于夜长姬的笑容，以雕刻妖怪像反抗，却同时以优越感蔑视同为奴隶的江奈古。耳男在对夜长姬的畏惧与对江奈古的蔑视之间摇摆，即便被割去双耳，仍执着于夜长姬的微笑。本文将对三人之间的权力结构为切入点，探讨其动态演变，并考察人物在支配、服从与反抗之间所经历的心理挣扎与主体性追寻。

二、夜长姬的权力构成与施展

夜长姬的权力在作品前后呈现出显著差异。前半部分，在夜长姬尚未登场时，她已在他人口中被描绘为日本所有男人渴望一睹的存在，散发着神秘的吸引力。她是当地富豪的老来独女，出生时沐浴在“黄金榨出的露水”中，因此“肌肤胜雪，散发黄金的香气”，这种设定赋予她超凡的神圣性，也为耳男坚信其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埋下伏笔。此外，夜长家能召集三大名匠雕佛像并给予三年工期，更显其财力与权势。由此，夜长姬不仅是受尽宠爱的“大小姐”，更是家族神圣性的象征。

夜长姬的权力不仅来自高贵的出身，也同样依托于她的笑容。当耳男拒绝亲手处置割去他耳朵的江奈古时，夜长姬首次展露“天真无邪”的笑容。耳男被这一笑容的无害表象所迷惑，坦率地流露心声，坚称即便被咬掉耳朵也“只当是虫咬”。然而下一瞬间，夜长姬便命江奈古“去把耳男的另一只耳朵也咬掉”。在命令中，她借用“虫子”一词延续耳男的轻蔑，又以母亲遗物为奖赏，激发江奈古的羞辱与胜负欲，进一步巩固了对她的控制。即便江奈古短暂掌握主动，最终也只是夜长姬权力游戏的棋子。这种“借力施暴”的方式，恰恰凸显了她对人际关系的绝对操控。

割耳之后，夜长姬再次展露“灿烂的笑容”，使耳男“心神恍惚”，甚至在痛苦中仍痴迷仰望。然而，当他未能展现出恐惧或愤怒时，她却失望离去。可见，她的权力并非单向压制，而是依赖于他人的情感反馈。她渴望通过他人的痛苦与挣扎印证自身力量。虽然这一次未获满足，但笑容仍在精神层面牢牢掌控耳男，使其在随后的三年雕刻生活中始终笼罩于其阴影之下。

进入后半部分，夜长姬的支配更为直接。耳男雕刻出妖怪像，并在小屋内挂满蛇骨后，夜长姬再次展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随即下令焚毁小屋。小屋不仅是耳男的工作场所，更是他剖蛇饮血、寄托反抗意志的庇护所。焚毁小屋不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摧毁，更象征着对耳男精神庇护与独立意识的彻底剥夺。耳男终于意识到：“真正可怕的，是这张笑脸。”纯洁笑容与残酷暴力的并置，使其成为最令人畏惧的象征。出于对生存的担忧，他甚至主动请求雕刻带有夜长姬笑容的佛像，彻底将精神交付于她。

故事尾声，瘟疫的爆发让夜长姬得以“神格化”。在村民惊恐闭门之际，她却登楼远眺，甚至带笑谈论死者的出现。这种冷静与无畏，被他人解读为超自然力量的显现。与此同时，耳男雕刻的妖怪像，原本是对夜长姬笑容的讽刺，却在她的操控下被转化为守护夜长家的象征。面对瘟疫的威胁，村民迫切需要精神寄托，于是将妖怪像视作神力具现。而在信仰的归因中，夜长姬成为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尊贵的神明栖宿在大小姐的肉身上”。

由此，夜长姬完成了权力的转型：她以高贵出身为基础，以笑容为工具，以瘟疫为契机，从“大小姐”逐步升格为“神明化身”。她的权力从财富与地位出发，经由笑容渗透到精神层面，最终上升为信仰的核心。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夜长姬展现出超越个体与家族的统治力，也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笑容”这一看似无害的形式，转化为最为致命的精神控制。

三、耳男与江奈古的权力博弈

在耳男与江奈古的关系中，权力并非单向度的支配，而是一个不断流动与博弈的过程。两人初遇于夜长家设宴之时。彼时，夜长老爷以夸张的修辞介绍江奈古——她来自“村中每一棵树下都有涌泉与织布女”的遥远之地，是“最大涌泉旁最美的姑娘”。然而，这华丽的修辞掩盖不了事实：她本质上不过是作为“奖赏”被买来的商品。正是这种矛盾，使她初登场便带有被物化、被交易的色彩。

耳男的叙述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物化关系的普遍性。他直言“像我这样的工匠，也会被买去当奴隶”。尽管因技艺而在当下享有表面的尊崇，他和江奈古一样，都只是权力者手中的工具：前者是暂时被利用的“受益者”，后者则是被动的“奖赏物”。尤其在性别与身份的叠加下，江奈古的处境更显卑微。

最初，耳男因两人同为被压迫者而对江奈古生出“怜悯”。但这种怜悯并非纯粹，而是夹杂着虚荣与优越感。他因怪异外貌屡遭羞辱而心怀自卑，却在江奈古身上找到了心理补偿。当夜长老爷以她作为“赏赐”时，他由惊愕转为冷嘲：“我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我需要的女人，心中就此涌现出一股嘲笑之情。”这份嘲笑既是对江奈古身份的蔑视，也是将自己对夜长姬的愤懑转嫁到她身上的替代性发泄。

然而，江奈古并未逆来顺受。两人通过互相贬低争夺语言优势，谁都不愿承认自身卑微。直到江奈古割下耳男的耳朵，局势才骤然逆转。耳朵不仅是耳男的身体特征，更是其身份的象征。江奈古的举动摧毁了他的独特性，也撕裂了他的自尊。在那一瞬，她从被动的“奖赏”转变为施加影响的主体，以极端方式捍卫了尊严。这既是对耳男蔑视的反击，也是对自身处境的反抗宣言。

权力并未因这场反击而稳定在江奈古一方。夜长家随即以“补偿”为名，让耳男在众人面前处决江奈古。耳男公开称她为“蝼蚁”“毛毛虫”，强调她的伤害微不足道。尽管满脸通红、汗水直流的生理反应泄露了内心的动摇，他依旧竭力否认对江奈古的渴望。这种极端的轻蔑，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机制——耳男无法直面受辱，只能通过贬低对方来维持脆弱的自尊。

更为关键的是，夜长姬的介入彻底改写了权力格局。她以命令与“赏赐”的方式，让江奈古再次获得对耳男施暴的机会。表面上，江奈古是在顺从命令；实际上，这也是她借机表达反抗的最后机会。然而，她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在极端的压迫与羞辱之下，江奈古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她用那把割下耳男耳朵的短刀刺入喉咙，选择以死亡来摆脱无尽的物化。这是她最后的主动行动，也是最绝望的抗争。

令人悲哀的是，江奈古的死亡仍未让她获得真正的解放。夜长姬利用沾染她鲜血的衣物对耳男进行精神上的支配，使江奈古在死后依然被榨取利用价值。至此，江奈古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的无力与悲哀被推至极致。

四、耳男的转变及自我觉醒

在夜长姬笑容的笼罩下迷失，耳男经历了两度被江奈古割耳的屈辱，但正是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在雕刻中的反抗精神与主体意识。他将耳朵的失去归咎于夜长姬——正是她赐予江奈古短刀，使他受辱——也正因此，他下定决心雕刻妖怪像，企图以作品震慑她。这种创作冲动既体现了他对夜长姬权力的深刻认知，也彰显了他作为匠人捍卫自我价值的执着。

为了完成妖怪像，耳男采取极端手段强化意志：冷水淋身、火烤足弓、剖蛇饮血，并将蛇尸悬于天花板。他祈求蛇的冤灵附于自己与作品，“感觉蛇的冤灵汇聚在我身上，我变成蛇的化身，就此重生”。在日本文化中，蛇象征生命力，其蜕皮与分娩更暗示新生。耳男通过与蛇融合，不仅汲取象征力量，也完成精神蜕变，将恐惧与痛苦转化为创作动力。最终，他雕刻出了连他都不清楚“究竟是怪物、魔神、死神、恶鬼，还是冤灵”的妖怪像。

然而，妖怪像未能对夜长姬产生威慑效果，反而让耳男对她笑容感到恐惧，并迫切请求雕刻带有她笑容的佛像。此时，他被要求穿上江奈古鲜血染成的衣服。结合江奈古名字「エナコ」中「胞（えな）」一字的“胎盘”含义，这件血衣不仅是外在遮盖，更象征耳男身份的彻底转变——如胎儿依附母体般依赖夜长姬，主体性逐渐消解。

随后，耳男全身心投入雕刻笑容，甚至试图将夜长姬“黄金的气味”具象化。通过笑容佛像，耳男不仅复制了夜长姬的形象，更延续和深化了她的统治。即便在瘟疫肆虐、每有新死者便见夜长姬无邪笑容之际，耳男也不再质疑或反驳，只是“盯着她的笑脸”，借工匠身份为屈从寻找理由，将自身存在完全围绕她展开。相比雕刻妖怪像时的反抗，他在雕刻弥勒佛像时陷入迷失，自满于技艺的安详，却缺乏情感张力。

耳男重新觉醒的契机源自夜长姬的极端行为——她一边露出无邪笑容，一边饮蛇血诅咒人们死亡。这使耳男愈发认识到她的不可捉摸，将生命视为可随意操控对象的夜长姬，对人类世界构成了极大威胁。同时，高楼上随风摇摆的蛇尸亦推动了他的觉醒。在耳男眼中，蛇尸的美感不应存在于人世间，既是视觉冲击，更颠覆了他对人性与秩序的认知，模糊了美与丑、死亡与生机的界限。正是这种异样美感，让他认识到夜长姬掌控生死、改变秩序的超凡力量会使“这渺小的世界将会不保”的耳男，决心杀死夜长姬。

当耳男手中凿子刺入夜长姬胸膛之际，他从迷失中重新找回自我。这一行为不仅终结了夜长姬对他的控制，也象征性完成了从依附与屈从到自我觉醒的转变。

五、结语

在《夜长姬与耳男》的权力斗争中，每个角色的行动都折射出“自我发现”的主题。夜长姬以笑容操控他人，将耳男置于顺从与恐惧之间，满足自身欲望；江奈古虽处权力底层，却通过暴力与自杀表达反抗，展现对自我解放的渴望。耳男经历屈辱与创作挣扎，从迷失于夜长姬笑容的虚假安宁中觉醒。当他意识到夜长姬的力量不仅威胁自身，也会危及人类时，他打破依附与屈从，通过主动反抗重建主体性。这一觉醒不仅是对外在权力的抗争，更是对盲目信仰的挣脱，回归忠实于本能的自我。

“自我”一直是安吾反复探讨的核心问题。在《关于男女交际》中，他曾尖锐批判战后日本人随波逐流：“只会满口道德地盯着别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没有自我，不懂反思，从不会主动地认真考虑问题。”沉溺于夜长姬笑容的耳男，正是这种迷失自我的象征。而耳男最终的反抗，则回应了安吾的思考：唯有发现自我，才能真正拯救自我，实现精神独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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