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略图

文化政策对图书馆发展的导向作用研究

作者

栾晓东

潍坊学院

一、引言

文化政策作为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工具,通过制度设计、资源配置和价值引导,深刻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节点,其职能定位、服务模式与发展路径始终与文化政策紧密关联。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图书馆公益属性的明确,到“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对智慧图书馆建设的部署,文化政策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与实践指引。

当前,我国正处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图书馆面临着数字化转型、服务均等化、文化传承创新等多重任务。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文化政策对图书馆发展的导向逻辑,分析政策实施的实际效能,对于优化图书馆发展策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与实践案例研究,探讨文化政策在图书馆职能演进、资源配置、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导向作用,并提出政策落地的优化路径。

二、文化政策导向图书馆发展的理论逻辑

文化政策对图书馆的导向作用,本质上是通过“价值引领—制度规范—资源支持”的三重机制实现的。从价值层面看,文化政策蕴含着国家对文化发展的核心诉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开篇即明确“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立法宗旨,这一定位决定了图书馆必须以公益性为核心,将普惠服务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

制度层面,文化政策通过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形式规范图书馆的权责边界。例如,《公共图书馆法》详细规定了图书馆的设立条件、服务范围与管理规范,使图书馆建设从“经验型”走向“法治型”。资源层面,政策通过财政投入、项目支持等方式为图书馆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如中央财政设立的“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县级图书馆改扩建,直接推动了基层图书馆的硬件升级。

从政策传导路径看,文化政策通过“国家—地方—机构”的层级传递影响图书馆实践。国家层面政策确立宏观方向,如“数字中国”战略引导图书馆开展数字化建设;地方政府结合区域特点制定实施细则,如浙江省在“文化浙江”建设中推出“图书馆服务联盟”政策;图书馆则根据政策要求调整发展策略,形成“政策引领—实践响应”的良性互动。

三、文化政策对图书馆发展的具体导向作用

(一)职能定位:从文献保存到文化传播

文化政策推动图书馆职能从传统的文献收藏与借阅,向多元文化服务拓展。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文化政策聚焦“文化事业恢复”,图书馆核心职能是文献资源建设,《关于加强和改进图书馆工作的报告》中明确将“藏书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进入21 世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规定》提出“拓展文化服务功能”,图书馆开始承担社会教育职能,通过讲座、展览等活动传播文化。近年来,《“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馆被赋予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如国家图书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项目,正是对这一政策导向的直接响应。

(二)资源配置:从单一财政到多元供给

文化政策引导图书馆资源配置模式不断优化。计划经济时期,文化政策实行“统收统支”,图书馆经费完全依赖财政拨款,资源供给能力有限。随着《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资本、公益组织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

例如,广东省通过政策引导,引入企业捐赠建设社区图书馆分馆,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资源供给模式。在数字资源建设方面,《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图书馆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国家图书馆与腾讯联合开发的“数字古籍资源库”,通过政策支持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共享。

(三)服务创新:从阵地服务到智慧延伸

文化政策驱动图书馆服务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关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意见》要求“运用现代技术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图书馆开展自助借还、远程服务等创新实践。“互联网 + 公共服务”政策出台后,智慧图书馆建设加速,如上海图书馆“一网通办”服务平台,实现了图书预约、续借等业务的线上办理,服务响应时间缩短60% 。

(四)区域协调:从分散发展到协同联动

文化政策促进图书馆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长江三角洲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规划》提出“建立区域图书馆联盟”,江浙沪皖四地图书馆通过政策协调,实现了馆藏资源互认、读者证通用,跨区域借阅量年均增长 25% 。在城乡协调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推动“县乡村三级图书馆联动”,四川省通过“文化扶贫”政策,在贫困县建设图书馆总分馆,使农村居民人均图书借阅量提升1.8 倍。

四、文化政策导向下图书馆发展的实践挑战

(一)政策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

部分政策因缺乏配套措施难以有效实施。例如,《公共图书馆法》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将图书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中西部部分地区因财政压力,图书馆人均经费不足东部地区的 1/3,导致政策目标与实际执行存在差距。此外,基层图书馆员对政策理解不足,如对“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把握不准,出现“重硬件、轻应用”的形式化倾向。

(二)政策评估机制尚未完善

当前文化政策多聚焦“建设要求”,对实施效果的评估不足。例如,针对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缺乏量化考核指标,难以衡量实际成效。部分地方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如为争取“国家一级图书馆”称号,突击采购图书,但后续服务跟进不足,政策导向与服务质量脱节。

(三)区域政策协同性有待加强

不同部门、地区的政策存在交叉或冲突。例如,文化部门推动的“图书馆数字化”与教育部门的“校园阅读工程”缺乏协同,导致资源重复建设。在跨区域合作中,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政策执行,如部分省份限制馆藏资源向省外流通,阻碍了区域图书馆联盟的深度合作。

五、优化文化政策导向作用的路径建议

(一)完善政策实施配套体系

加强政策细化与资源保障,针对《公共图书馆法》等宏观政策,制定分地区、分阶段的实施细则,如对中西部地区给予专项转移支付,保障图书馆经费投入。建立政策培训机制,通过“国家图书馆—省级馆—基层馆”的层级培训,提升馆员政策执行能力,确保政策要求转化为实际服务。

(二)建立科学的政策评估机制

构建“投入—产出—影响”的评估框架,将服务覆盖率、读者满意度、文化传承成效等纳入考核指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图书馆政策实施效果进行独立评价,如定期发布《公共图书馆政策执行报告》。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评估结果优化政策内容,如针对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问题,修订技术应用标准。

(三)加强区域与部门政策协同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如由文旅部门牵头,联合教育、科技等部门制定《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办法》,避免资源浪费。在区域合作中,通过政策契约明确各方权责,如长三角图书馆联盟签订《资源共享公约》,规范馆藏调配、服务标准等事项,提升政策协同效能。

六、结论

文化政策作为图书馆发展的“指挥棒”,通过价值引领、制度规范与资源支持,推动图书馆从传统文献机构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转型。在职能定位、资源配置、服务创新与区域协调等方面,政策导向的作用已得到实践验证,但仍面临落地不畅、评估不足、协同不够等挑战。

未来,需通过完善配套体系、健全评估机制、加强协同联动,使文化政策更好地引导图书馆发展。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图书馆应主动响应政策导向,在保障文化权益、传承文化根脉、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最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Z]. 201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Z]. 2016.

[3] 文化部.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Z].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