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生态伦理意蕴

在全球生态危机加剧与中国推进“双碳”目标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生态局限性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为破解环境困境、构建生态文明提供了新思路。[1] 深入挖掘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伦理的内在关联，既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学术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实践要求。

一、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伦理的内涵阐释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高级形态，是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其本质在于通过科技创新突破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

从技术特征看，新质生产力融合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以新能源产业为例，光伏技术从传统晶硅电池向钙钛矿电池迭代，光电转换效率从 25% 提升至32% 以上；储能领域液流电池技术突破，使大规模储能成本降低 40% ，这些技术创新推动能源生产向低碳化、高效化转型。在智能制造领域，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使工业生产能耗降低15%20% ，资源利用率提升 30% 以上。

产业特征方面，新质生产力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形成“技术—产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电池—电机—电控”技术体系创新，构建起从锂矿开采、电池制造到整车生产、回收利用的绿色产业链。2024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 35% ，较 2020 年提升 20 个百分点，单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较传统燃油车降低 60% 以上。生物基材料产业则利用秸秆、农林废弃物等生产可降解塑料，替代传统石化塑料，减少白色污染。

（二）生态伦理的核心要义

生态伦理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伦理体系，其核心在于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该理论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局限，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包括：

生态整体主义：莱奥波尔德提出的“大地伦理”主张将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高于个体利益。

可持续发展理论：布伦特兰委员会定义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核心理念。

深层生态学：奈斯提出的“生态自我”概念，主张人类应从生态系统整体视角定位自身角色，追求与自然的深度融合。

实践层面，生态伦理要求人类在资源开发中遵循“3R 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经济活动中纳入生态成本核算，在社会发展中兼顾代际公平。例如，在森林资源管理中，实施择伐而非皆伐，确保森林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在渔业资源开发中，设定休渔期和捕捞配额，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8]

二、新质生产力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

（一）尊重自然的伦理理念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之上，通过技术创新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7]

农业领域的生态循环模式典型体现了这一理念。如“稻渔共生”系统，水稻为鱼类提供栖息环境，鱼类通过捕食害虫、松动土壤促进水稻生长，形成“一田双收、粮渔共赢”的生态模式。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每亩稻田可减少农药使用量 50% ，降低化肥用量 30% ，同时使农民收入增加 20003000 元 / 亩。这种模式遵循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规律，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双赢。[6]

在工业领域，仿生技术的应用同样彰显了尊重自然的伦理智慧。如模拟蜂巢结构设计的建筑材料，具有高强度、轻质量的特点，可减少 30% 的建材消耗；模仿蝴蝶翅膀纳米结构开发的光学薄膜，无需化学染色即可呈现丰富色彩，避免了染料污染。这些技术创新以自然为师，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与传统生产力的掠夺式开发相比，新质生产力将生态保护贯穿生产全过程。传统煤炭开采中“采富弃贫”的方式导致资源回收率仅为 50%60% ，且引发地表塌陷、地下水污染等问题；而新质生产力推动的智能开采技术，通过三维地质建模和无人化开采，使资源回收率提升至 85% 以上，同时采用充填开采技术减少地表沉陷，实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追求

新质生产力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经济模式，实现“代际公平”的伦理追求，保障生态系统的永续健康。

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从源头削减污染物产生。某化工企业采用新型催化氧化技术处理废水，使 COD（化学需氧量）去除率从 70% 提升至 95% ，废水回用率达到 80% ，每年减少废水排放 10 万吨，节约水资源 12 万吨。在钢铁行业，干法除尘技术替代传统湿法除尘，使每吨钢粉尘排放量从810kg 降至1kg 以下，同时回收的煤气可满足企业 30% 的能源需求。[3]

循环经济模式构建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系统。以静脉产业园区为例，废旧汽车拆解后，钢铁可回炉炼钢，塑料可加工为再生颗粒，玻璃可制成建筑材料， 95% 以上的废弃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德国的“工业 4.0^* 示范项目中，某汽车厂通过零部件再制造，使发动机再制造率达到 70% ，成本降低 30% ，碳排放减少 40% 。[4]

这种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线性经济的弊端。传统造纸业每生产1 吨纸需消耗100200吨水，且产生大量黑液污染；而新质生产力推动的闭环造纸系统，通过膜分离技术实现水的循环利用，吨纸水耗降至10 吨以下，黑液通过碱回收系统实现 90% 以上的化学品和能源回收。这种模式既保障了当代人的资源需求，又为后代保留了生态资本。

（三）协同共生的伦理智慧

新质生产力以系统思维为导向，推动产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有机融合，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伦理智慧。

生态工业园区是协同共生理念的典型实践。如某国家级生态工业园，电厂的粉煤灰成为建材厂的原料，建材厂的余热用于园区供暖，污水处理厂的中水作为电厂冷却水，形成“能源—建材—水务”的产业共生网络。该园区单位 GDP 能耗较传统工业园降低 40%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2% ，实现了产业间的物质能量梯级利用。

在区域发展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城市—乡村—自然”的协同发展格局。通过智慧农业技术，城市周边农村可实现精准种植，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同时为城市提供绿色农产品；城市的有机垃圾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为农村提供清洁能源，沼渣作为有机肥还田，形成城乡物质循环。这种模式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了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进一步强化了协同共生理念。政府制定生态红线制度和环境标准，企业实施绿色生产和环境信息披露，社会组织开展生态教育和公众参与，公众践行绿色消费和监督举报。如某省建立的“环保信用评价”体系，将企业环境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推动企业主动减排，2024 年该省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从 2020 年的 85% 提升至98% 。

三、新质生产力生态伦理意蕴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科技创新的生态导向

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全链条生态科技创新体系，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发力。

政府应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激励机制。如设立“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对氢能、碳捕集等前沿技术给予每项目 5001000 万元的研发资助；实施绿色技术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政策，对年研发投入超过销售收入 5% 的企业额外给予 10% 的加计扣除。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设立 3690 亿美元清洁能源基金，推动光伏、储能技术创新，使 2023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29% ，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方面，可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模式，建立“高校基础研究—科研机构应用开发—企业产业化”的协同机制。如某高校与企业共建的“新能源材料联合实验室”，高校负责新型电池材料的基础研究，科研机构进行中试放大，企业开展产业化生产，三年内实现了固态电池能量密度从 300Wh/kg 提升至 500Wh/kg ，推动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突破 1000 公里。[9]

绿色技术推广平台的建设至关重要。建立全国性的绿色技术交易中心，整合技术供需信息，提供技术评估、交易撮合、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设立绿色技术示范项目库，对入选项目给予 30%50% 的投资补贴，加速技术落地。深圳前海的“绿色技术银行”已累计促成技术交易1200 余项，交易额超200 亿元，为技术推广提供了成功范例。

（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构建“法律—政策—市场”三位一体的制度保障网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立法层面，需细化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制定《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法》，明确绿色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要求；修订《环境保护法》，将碳排放权、生态产品价值等新要素纳入法律框架；针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制定专项伦理审查办法。欧盟的《新绿色协议》通过立法强制要求 2030 年碳减排 55% ，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明确法律导向。

政策工具方面，构建多元化的支持体系。实施“碳关税”边境调节机制，对高碳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倒逼国内产业低碳转型；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行碳中和债券、绿色信贷，2024 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已达 1.2 万亿美元；推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核算，通过生态补偿、生态旅游等方式实现价值转化。浙江丽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使 2023 年农民从生态保护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达到 18% 。[5]

市场机制创新是制度完善的关键。优化排污权交易制度，扩大交易范围至 CO₂ 、VOCs（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汽车、电子等产品生产企业负责产品报废后的回收处理；发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模式，允许企业以排污权、碳排放权等作为抵押物获取贷款。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碳配额现货交易，2024 年成交量突破1.5 亿吨，成交额达60 亿元，有效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三）培育生态伦理文化

构建“教育—传播—实践”三位一体的生态文化培育体系，推动生态伦理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学校教育中，构建全学段生态伦理教育体系。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生态小公民”课程，通过垃圾分类实践、校园生态角建设等培养环保习惯；高等教育阶段设立“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通识课程，理工科学科融入绿色技术伦理讨论，人文社科专业开展生态哲学研究。日本在中小学推行“食育”教育，让学生参与校园菜园种植，了解食物与生态的关系，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社会传播方面，利用新媒体构建生态文化传播矩阵。制作“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伦理”系列科普短视频，在抖音、B 站等平台传播，单条视频播放量突破 1000 万次；举办“绿色技术创新大赛”，通过电视直播展示优秀案例，提升公众认知；开展“生态伦理进社区”活动，通过环保讲座、旧物改造工作坊等形式，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深圳的“低碳星球”科普项目，通过VR 技术模拟气候变化影响，已吸引500 万市民参与。

企业生态文化建设是重要环节。引导企业将生态伦理纳入企业文化，制定《企业生态伦理准则》，明确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等方面的伦理要求；鼓励企业发布《环境责任报告》，披露碳排放、废弃物处理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开展“绿色供应链”建设，要求供应商符合环保标准，如苹果公司要求其供应商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推动产业链绿色转型。[4]

四、结论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与模式变革，将生态伦理理念融入生产力发展全过程，其尊重自然的技术路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协同共生的实践模式，为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行方案。[2]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强化科技创新的生态导向、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培育生态伦理文化，是释放新质生产力生态伦理价值的关键路径。

未来，需进一步深化新质生产力与生态伦理的理论融合，加强绿色技术的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全球生态治理新秩序。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深入发展，其蕴含的生态伦理意蕴将不断丰富，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刘思华.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余谋昌. 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黄承梁 .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J]. 改革，2024(02):1124.

[5] 张坤民. 可持续发展论[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6] 叶文虎.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7] 欧阳志远. 生态伦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 马世骏. 生态工程——生态系统设计的理论与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