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地区多民族互嵌共生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黔东为苗、侗、汉 “大杂居、小聚居” 之地，民族交融深厚，是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生动实践。2014 年 “民族互嵌” 理念提出后，研究其共生现象对丰富民族学理论、促进民族发展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苗族银饰作为黔东非遗代表，传承中与多民族互动：技艺吸纳汉族冶金技术，符号融合侗族审美，生产构建跨民族协作网络，成为解析民族互嵌的微观样本。

1.2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法：历时 [X] 个月深入朗德苗寨等地，访谈 [X] 人次并参与银饰制作；查阅《松桃县志》等梳理发展脉络。

创新点：一是从技艺、符号、生产三维度解析民族互动，挖掘 “主动选择 — 创造性转化 — 协作共生” 逻辑，突破宏观或单一民族研究局限；二是融合符号互动与产业网络理论，构建跨学科框架。

二、黔东地区民族分布与文化生态

2.1 民族分布格局

黔东以清水江流域为核心，涵盖黔东南苗侗自治州及周边，是多民族聚居典型区域。苗族主要分布于雷公山、月亮山周边（如雷山、榕江），村落依山而建，以宗族为纽带传承文化；侗族集中在都柳江流域（如从江、黎平），村寨以鼓楼、风雨桥为中心；汉族多居于城镇及交通要道，从事商业、手工业。

这种 “大杂居、小聚居” 格局明清渐成：明代 “调北征南”“调北填南” 引大量汉族移民与原住民杂居；清代通过设卫所、辟驿道加强统治，巩固格局并促进民族交流。

2.2 文化生态特征

黔东各民族文化既保持独特性，又深度互动，呈现 “多元一体”特征。苗族以神话传说、银饰、鼓藏节为标志，苗族古歌承载民族记忆，银饰兼具文化寓意与高超工艺；侗族以大歌、鼓楼、风雨桥为特色，侗族大歌体现集体精神，鼓楼是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文化中心；汉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通过教育、商业传播，其民居与节日习俗均融入地方特色。

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如苗族银饰借鉴汉族冶金技艺、侗族建筑融入汉族营造法式，共同构成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态。

三、苗族银饰中的技艺互嵌

3.1 汉族冶金技艺的引入与改良

苗族银饰制作历史悠久，但早期冶金技术有限。清代黔东商业繁荣后，汉族银匠进入苗区从事银饰加工贸易，苗族银匠借机主动学习汉族熔银、掐丝等先进技艺。

以熔银为例，苗族银匠借鉴汉族坩埚熔银法并改良坩埚材质与加热方式，精准控温提升银料品质；在掐丝上，融合汉族细丝工艺与苗族粗犷风格，创造 “苗式掐丝”，如银冠龙凤造型以掐丝勾勒轮廓、錾刻填充纹饰。

这种技艺引入改良由实用主义驱动：苗族银饰在祭祀、婚俗中需求激增，传统技艺难以满足，引入改良后既提升产量与精美度，满足内部文化需求，又增强市场竞争力。

3.2 跨民族技艺传承模式

在苗族银饰技艺传承中，形成独特的跨民族传承模式。一方面，苗族内部以家族传承为主，父传子、师带徒，严守技艺秘密 。但面对汉族冶金技艺学习需求，打破封闭性，部分苗族银匠主动拜汉族银匠为师，开启跨民族师徒传承。早年师从汉族银匠，系统学习熔银、铸造工艺，学成后回到苗族村寨，将所学与苗族传统技艺融合，培养众多苗族徒弟，成为技艺传承纽带。

另一方面，在银饰生产集中区域，形成行业内跨民族技艺交流平台。如在黔东南州控拜村，苗族、汉族银匠共同作业，日常交流中分享技艺心得。年轻苗族银匠通过观察、请教汉族银匠，快速掌握新技术；汉族银匠也从苗族银匠处汲取民族审美灵感，创新产品设计 。这种跨民族技艺传承模式，促进双方技艺提升，更在文化层面加深民族间理解与认同，构建起紧密的技艺传承网络。

四、苗族银饰的符号互嵌

4.1 侗族纹样审美融合

苗族银饰纹样大量吸收侗族审美特色。侗族织锦以几何、动植物图案为主，线条流畅、布局对称，苗族银匠将回纹、水波纹等融入银项圈、手镯设计，以侗族回纹作边框，内部填充苗族图腾，实现文化纹样有机结合。

这种融合源于苗侗长期毗邻而居、文化交流频繁，银匠捕捉侗族纹样美感并引入创作；且侗族纹样审美与苗族对自然生活的热爱相契合，融合后的银饰既保留苗族文化内核，又丰富了文化内涵，成为两族交流的符号载体。

4.2 汉族吉祥符号的接纳与转化

龙凤纹、万字纹等汉族吉祥符号被苗族银饰广泛应用，银匠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创造性转化。如结合苗族龙图腾崇拜（视龙为保护神），将汉族龙凤纹抽象化、夸张化，赋予苗族艺术风格。

接纳转化的动因一方面是市场驱动 —— 融入汉族符号可拓展消费群体；另一方面体现苗族文化的包容性，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元素，促进文化交流融合。

五、苗族银饰生产协作中的互嵌

5.1 跨民族产业链分工

在苗族银饰生产中，形成完整跨民族产业链分工。原材料采购环节，汉族商人凭借广泛商业网络，从云南、贵州等地矿区采购优质银料，供应给苗族银匠 。银匠制作环节，苗族银匠发挥精湛技艺，负责银饰设计、锻造、錾刻等核心工序 。产品销售环节，汉族商人、苗族商贩共同参与，汉族商人多利用城镇商业店铺、电商平台，将苗族银饰推向更广阔市场；苗族商贩则通过民族节日、旅游景区摆摊等传统方式，面向本地及游客销售 。

这种跨民族产业链分工并非一蹴而就，是长期经济互动结果。在明清时期，随着黔东地区商业发展，各民族依据自身优势逐渐形成分工雏形 。近代以来，交通改善、市场扩大，产业链不断完善。如在 [ 具体地名]，早年仅有零散苗族银匠家庭作坊，随着汉族商人介入，带来资金、销售渠道，银饰生产规模扩大，形成“采购—制作—销售”完整产业链，各民族在其中紧密协作，实现互利共赢。

5.2 协作共生的实践逻辑

苗族银饰生产协作的核心是 “协作共生” 逻辑。经济层面，各民族分工协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汉族商人获利润，苗族银匠增收入，实现互利共赢；文化层面，协作促进文化交流 —— 汉族商人了解并传播银饰文化，苗族银匠则接触新需求推动创新。

这种协作基于民族间长期磨合形成的信任，如 [ 银饰生产村落名称]中，汉商提前备料、苗匠按时交付，形成稳定默契。跨民族协作不仅稳固银饰产业，更强化民族经济与文化纽带，助力和谐共生。

六、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黔东苗族银饰，揭示多民族互嵌共生逻辑：技艺上，苗族主动吸纳改良汉族冶金技艺，经跨民族传承形成独特体系；符号上，融合侗族纹样、转化汉族吉祥符号，构建多元文化符号体系；生产上，形成跨民族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

综上，苗族银饰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其 “主动选择 — 创造性转化 — 协作共生” 逻辑，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微观样本，启示非遗保护需重视多民族共创属性，以传统技艺搭建民族交流平台。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一是未深入探讨现代文旅产业冲击下，苗族银饰在技艺、符号、生产协作等方面的互嵌新形态；二是研究地域集中于黔东部分苗区，结论普适性不足。

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拓展：一是追踪文旅语境下苗族银饰的发展变迁，探究其与现代元素融合及民族互嵌新机制；二是扩大研究范围，对比不同多民族区域非遗互嵌现象，提炼共性规律，为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提供理论支持，深化对民族互嵌共生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史若玉 . 黔东南苗族银饰的造型特征研究 [D]. 北京印刷学院 ，2023.DOI：10.26968/d.cnki.gbjyc.2023.000042.

[2] 闫茹玉 ， 朱晓君 ， 唐昌乔 . 黔东南侗族织锦纹样的审美与情感探析 [J]. 学术与实践 ，2021，（02）：9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