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域下彩礼返还规则的法律解构与实务完善路径探析

一、引言

彩礼作为传统婚俗在当代社会依然广泛存在，其法律规制直接关涉婚姻自由、财产权益与社会公序良俗的平衡。民法典第1042 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为处理彩礼纠纷奠定了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下称“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5 条进一步细化了返还规则。然而，因彩礼产生的纠纷数量持续高企，司法裁判中存在认定标准不一、返还比例悬殊等问题。本文旨在系统剖析民法典框架下彩礼返还的规则逻辑与适用困境，提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操作性的完善建议。

二、彩礼的法律性质辨析：从“ 习俗” 到“ 法律行为”

彩礼返还规则的构建需以其法律性质界定为前提：

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主流观点）：

彩礼给付以缔结婚姻关系为根本目的，若婚姻未能成立或短暂存续即解除，则视为赠与所附条件不成就，受赠方丧失占有依据（参见“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5 条逻辑）。

目的性赠与说：

彩礼给付旨在促成婚姻，当婚姻目的无法实现时，受赠方继续占有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民法典》第985 条）。

区分说：

婚前大额彩礼应区别于一般赠与，具有明显“ 对价” 属性，受婚姻伦理与法律规则双重约束。

核心结论： 无论采何种学说，彩礼均非无条件赠与，其返还请求权基础在于婚姻目的落空或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三、民法典下彩礼返还规则的核心要件与司法适用

“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5 条构建了“ 三类情形 + 双因素考量” 的返还框架：

法定返还情形：

未办理结婚登记： 严格以登记为形式要件（农村事实婚姻需结合地方司法政策审慎认定）。

已登记但确未共同生活： 强调“ 实质性婚姻生活” 的缺失，需排除因工作、学习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暂时分居。

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采用“ 绝对困难标准” ，即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需严格证据证明）。

裁量返还因素：

共同生活时间： 时间越长，女方在婚姻中的付出（如家务劳动、生育抚养）越应被评价，返还比例相应降低。

彩礼用途： 用于共同生活消费（如婚礼支出、购置共同财产）或女方个人必要支出（如医疗）的部分可予以扣减。嫁妆可作为共同财产分割或冲抵返还金额。

过错程度（隐含考量）： 虽未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因一方重大过错（如欺诈、暴力）导致离婚的，常影响返还比例。

四、实务困境：规则运行中的结构性难题法律性质模糊引发裁判分歧：

对“ 附条件赠与” 中“ 条件” 的理解（登记生效 vs. 实质共同生活）存在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

返还条件认定困难：

“ 共同生活” 缺乏客观标准，易产生争议。

“ 生活困难” 证明门槛过高，给付方常因举证不足无法获得救济。

“ 导致生活困难” 的因果关系认定复杂。

举证责任分配失衡：

给付方对“ 未共同生活” 、“ 生活困难” 等消极事实及高额彩礼数额的举证负担过重，女方对“ 已用于共同生活” 的举证亦存困难。

嫁妆处理规则缺位：

嫁妆的法律性质（婚前个人财产 vs. 对共同生活的贡献）及与彩礼的抵扣关系缺乏统一规则。

高额彩礼与执行难：

部分地区彩礼金额畸高，全额返还可能导致女方陷入困境，而分期返还等灵活方式又面临执行风险。

五、规则完善：迈向实质公平的路径选择明确彩礼法律性质为“ 以结婚为条件的特殊赠与” ：

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中确认其附解除条件的属性，统一裁判逻辑。

细化“ 共同生活” 认定标准：

参考同居时间、经济联系、家庭角色履行、社会交往等综合因素，建立类型化判断指引。

构建“ 生活困难” 认定的多元化标准：

在“ 绝对困难” 基础上，引入“ 相对困难” 考量（如彩礼占给付方家庭财产比例过高），并适度降低证明标准。

优化举证责任分配：

给付方对支付彩礼事实及数额承担举证责任（银行流水、证人证言）。

接受方主张彩礼已用于共同生活或造成自身困难的，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必要证据（如共同消费记录）。

建立科学的返还比例考量因素体系：

制定参考性比例指引，明确考量：

婚姻存续时间

双方过错程度（如欺诈婚、家庭暴力）

彩礼实际用途及剩余价值

女方在婚姻中的贡献（家务、育儿）

嫁妆价值及归属

双方经济状况及当地生活水平

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与执行机制：

强化诉前调解，探索彩礼返还保险、分期履行等灵活方案，兼顾双方利益与社会稳定。

六、结论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为彩礼返还提供了基础规则，但实现“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的立法目的与个案公正，仍需直面规则适用中的结构性难题。未来应通过明确法律性质、细化认定标准、优化举证规则、构建比例考量体系、创新解纷机制等路径，推动彩礼返还规则从“ 形式正义” 迈向“ 实质公平” ，在尊重传统习俗与保障公民财产权、人格权之间取得平衡，最终服务于和谐、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构建。司法裁判应在恪守法律框架的同时，注入必要的伦理关怀与社会视野，使“ 纸面上的法” 真正成为“ 行动中的法” 。

参考文献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杨立新.《民法思维与司法对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王利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创新与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2021(5):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