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视角下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建构研究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其教育价值在高校立德树人体系中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当前，大学生成长于数字化时代，信息获取呈现碎片化与浅层化特征，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容易陷入“知道但缺乏共情”的抽象化困境。部分院校受传统管理思维定式影响，仍沿用同质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导致育人工作与新时代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产生结构性矛盾。尤其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下，红色文化认同面临代际传递断层风险——亲历者年事渐高（新四军老战士平均年龄达92 岁），而青年对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易产生疏离感。因此，亟需通过方法论创新，构建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情感感染力的教育路径。以湖北省为例，这片承载着厚重革命历史的土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从大别山革命老区到洪湖赤卫队战斗遗址，从武汉“八七会议”会址到红安烈士陵园，每一处都镌刻着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然而，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让这些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群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口述史方法在文化认同研究中的实用性

口述史方法通过采集个体生命史，搭建“过去- 现在”的精神桥梁，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其价值意蕴体现为三个维度：首先是抢救性保护价值，抗战老兵等历史见证者年事已高且数量锐减，以湖北省为例，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数量逐年递减，他们的记忆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口述史方法的便利性与灵活度，特别适应高龄受访群体“会说不会写”的特点，通过视频记录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传承弘扬抗战精神提供了生动具体的数字资源。文化教育学院持续开展的“赓续红色血脉”红色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口述史访谈工作，聚焦湖北省内的抗战老兵，形成文字资料，有效留存了“活的历史”。

其次是代际对话功能，口述访谈本质是跨代际的意义共建过程。比如在抗战口述史料采集中，访谈者通过预设问题激活老兵记忆库存，老兵则结合现实反思提炼普适性精神符号。以文化教育学院学生聆听抗战老兵口述为例，老兵讲述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学生们深受触动，自发承诺“赓续红色血脉”。通过采访革命后代，在“赓续红色血脉”红色实践活动中实现情感共鸣，使历史记忆转化为青年可感可知的精神坐标，这种模式在湖北省高校中也可借鉴推广。

再次是认同建构机制，口述史聚焦微观叙事，通过具象化场景激活情感共鸣。例如抗战老兵描述“吃棉絮草根”“背受伤军人”等细节，使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经验。数字技术的赋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过程，VR 复原历史场景、AI 生成“数字讲解员”等技术手段，推动青年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认知内化。

口述史强调通过个体记忆重构集体记忆，具有三大优势：第一，具身化传播，通过方言、肢体语言等非文本信息激活受众感官记忆；第二情感共鸣机制，微观叙事中的细节，一张泛黄的家书、一口老井的故事）往往蕴含集体情感的密码。口述史通过挖掘这些细节，将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情感载体。例如，知青口述中反复提及的“煤油灯下的日记本”“田埂上的民歌”，这些符号化的细节成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符号，触发跨个体的共鸣。当无数个体记忆的碎片通过情感逻辑串联，集体记忆便从“被书写的历史”转变为“被感受的历史”，形成更具韧性的文化认同。

二、口述史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价值

口述史通过“个体记忆 - 集体记忆 - 文化认同”的转化路径，能够打破代际隔阂，实现红色文化的代际传承。例如，采访烈士后代，还原当年场景，使在场学生直观感受到隐蔽战线的惊险与智慧，这种“身体在场”的沉浸体验是传统文字史料难以企及的。此外，口述史还能通过“记忆再生产”机制，激发大学生参与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动性，形成传播闭环。

（一）口述史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创新

数字技术为口述史传播提供了新载体：第一，VR 全景展示技术能够还原历史现场，如通过 VR 技术重走“长征路”，使学生通过设备与“数字老兵”对话，增强沉浸感；第二，利用短视频平台成为口述史传播的重要渠道，高校可利用暑期学生走访实践，通过抖音直播“红色文化探访”，吸引大学生线上参与；第三，AI 语音导览功能实现口述史料的智能化传播，提升用户体验。

三、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现状分析

（一）口述史视角下的认同表现

一是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认知的多样性，红色文化的认知呈现碎片化特征，主要来源于影视剧、课堂讲授、红色景点等渠道。然而，口述史通过微观叙事，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具象符号。例如烈士后代的英勇牺牲事迹，使学生直观感受到革命历史的厚重感，在烈士陵园讲解员通过讲述烈士们的生平事迹，让学生深刻理解革命精神的内涵。如通过VR的细节还原，则帮助学生理解隐蔽战线的惊险与智慧。

二是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情感认同存在层次性，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有的学生认为红色文化是“历史教科书”，有些学生则强调“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锦册”。这种认知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课本上的字”层面，缺乏深度体验。部分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仅限于课堂知识，而部分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和红色文化活动，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有所增强，但仍有提升空间。这种认知可能导致红色文化传承的断层。

首先是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影响。家庭红色文化教育缺失导致部分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课本上”层面，未能有效融入日常教学，且对红色文化的认同度不足，这与家庭红色文化传承不足存在关联。

其次是社会环境与新媒体传播的影响。社会环境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下，青年群体更倾向于“快餐式”“碎片化”的知识获取，缺乏深度情感联结。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的碎片化特征导致青年群体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呈现符号化倾向。

四、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

（一）自我认知与红色文化内化

自我认知与红色文化内化依赖于具身体验。当学生亲历口述访谈，与历史见证者面对面交流时，产生“共境式学习”效应。例如学生在采访伤残老兵后，深刻理解“捐躯赴国的奉献精神”；学生通过采访当地的老红军战士，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从而增强了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学生在整理6 口述资料过程中，实现从史料记录者到精神传承者的身份转变。这种内化本质是认知图式重构——个体将老兵叙事中的价值要素（如坚韧、忠诚）整合进自我概念。

其次是同伴互动与群体认同通过社会实践强化。 红色文化的传承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需要在群体互动中实现意义的共享与深化。社会实践为同伴间的协作提供了天然场景，学生在共同完成口述史项目时，需分工协作、讨论争议、分享感悟，这一过程催生了“群体记忆共同体”。例如，在采访老兵前，学生团队可能围绕“如何提问才能挖掘真实情感”展开辩论，不同视角的碰撞促使他们更全面地理解红色文化的多元面向；在整理资料时，学生可能因对某一细节的解读产生分歧，但通过查阅史料、再次访谈，最终达成共识，这种“协商式学习”增强了他们对红色文化的批判性认知。

（二）社会层面的构建路径

首先是学校层面。红色文化教育应融入教学创新，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红色文化志愿服务，增强红色文化传承的实效性。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增强红色文化认同：利用新媒体技术，制作短视频、长图、漫画等展示红色文化，通过短视频、直播、红色文化短视频、公众号、小红书等传播红色文化，提升红色文化认同感召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校园广播、线上知识竞赛等红色经典诵读等方式，提升红色文化认同感。

其次是媒体传播。利用新媒体平台，红色文化进行碎片化传播，注重红色文化符号的转化，将红色文化融入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融入校园生活，增强红色文化认同的实效性。新媒体技术开展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如短视频、微电影、红色经典诵读、红色歌曲、红色经典诵读等，

口述史方法为大学生红色文化认同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通过采集革命亲历者、后代传承者及教育工作者的叙事，构建“个体记忆 - 集体记忆 - 文化认同”框架，能够打破代际隔阂，激活历史共情能力，实现红色文化的代际传承。在湖北省的红色文化传播中，口述史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高校、媒体和家庭应共同努力，通过教学创新、媒体传播等方式，增强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口述史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不断完善红色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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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23 年湖北省高职高专院校党建工作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课题“口述史在高职院校红色教育实践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3BDJN033）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