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文物实证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吐鲁番文物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

（一）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伟大祖国的辽阔疆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确立，其职官结构基本承袭了两汉与晋朝的制度。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高昌地方政权时期的官文书来看，既有高昌王给各机构下达政令的下行文书，也有各行政机构上奏高昌王的上行文书，表明高昌政权存在着一套来自中原的完整的官文书制度。[1]

隋唐时期，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这一时期“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各地区已深入人心，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进一步巩固。唐灭高昌王国后，废除了原有的军政体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建立了西州，州下设置县，县下实行乡里管理制度。在军事上新建了四个军府及镇、戍、烽、铺防卫系统。在交通上建立了东西南北馆驿通道系统。

这一整套新体制的建立，使西周地区在管理体制上与全国融为一体。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西州的发展，更彰显了唐朝对于边疆地区开发的坚定决心。[2]

（二）各民族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随着州县制的推行，唐朝陆续把一整套与中原相同的地方治理体制贯彻到西州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 78 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共有八断片，是唐灭高昌后，让当地百姓按唐朝的手实计账制度，申报当户的人口和占有土地情况，由某乡里正联写而成的文书 [3]，说明乡里村坊等基层组织，也和州县一起按照唐制设立起来了。

柳中古城、交河故城见证了自汉至唐代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长史府和安西都护府，使吐鲁番成为管辖、治理天山南北的“重镇”。西州与内地、中亚、北方游牧族之间频繁的交往带来的商业繁荣，是在唐朝统一了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出现的；西州市场上商品种类繁多，主要是建立在唐朝本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三）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大地的灿烂文明

在吐鲁番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鲜明特质。在文明的萌芽与初步发展时期，这些边疆地域根据各自的环境、经济条件、社会运作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化格局。然而，这种多样性并未导致分裂，反而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中，各地方社会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进步。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的重要原因。

先秦时期的新疆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少是通过吐鲁番盆地向四周传播的，如苏贝希、洋海等墓地出土的彩陶是中原地区彩陶经河西西渐的结果，阿拉沟墓葬的丝织物和漆器从楚国传来，更向西传到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4] 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兼容革新能力，无疑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和礼制传统，更是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禁让我们为之自豪，更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更加辉煌的文化新篇章。[5]（四）各民族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各民族在吐鲁番地区繁衍生息，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位于吐鲁番市东郊的苏公塔是清朝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为表达对国家的忠诚和感激而建造的。康熙五十九年，清军进入吐鲁番盆地，额敏和卓率众归附，其他各城如鲁克沁、吐鲁番也相继归附清朝，清朝开始直接管辖吐鲁番盆地。额敏和卓在带领当地人抗击准噶尔的过程中，逐渐担当起吐鲁番地区保卫者和政治领导者的角色。1758 年，64 岁高龄的额敏和卓被乾隆皇帝任命为参赞大臣，参与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1760 年，乾隆将额敏和卓列为五十功臣之一，在紫光阁为之挂像，称赞他“其心匪石，不可转移”[6]。额敏和卓一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多次在关键时刻选择归顺和支持中央政府，其忠诚和贡献通过苏公塔得到了体现。因此，苏公塔成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吐鲁番文物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认同

（一）文物诠释共同的思想基础

随着中原和河西的士家大族迁入高昌，麹氏高昌国的汉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高昌王室与中原南北诸王朝的文化往来十分密切。第一代高昌王麹嘉就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而且还请国子助教刘燮前来任博士，以教授学生[7]。第三代高昌王麹坚还在自己的坐室中，绘“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作为仁政的象征。史书记载表明，高昌国的语言、文字与中原略同，国中有《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历代史甚至各种文集。这些记载的准确性被出土的文书证明，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就曾发现过《毛诗郑笺》《孝经》《孝经解》《论语》等[8]。另外，1980 －1981 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古写本《汉书·西域传》残片[9]，1924 年在鄯善县境和1965 年在吐鲁番安乐城址分别出土的《三国志·吴志》残卷[10]，1972 年阿斯塔那151 号墓出土的孙盛《晋阳秋》残卷等等 [11]，都证明了高昌国内“历代史”的存在。《毛诗》《论语》和《孝经》是后魏、北周两朝最流行的儒家经典，备受这两朝统治者的重视。通过高昌国与魏、周的文化交往，这种学风也影响到高昌国，史籍和文书都一致说明了这三部经典在高昌国的地位。麹氏高昌时期，汉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也是社会主流的思想体系。

（二）文物见证共同的文化认同

中华文明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随着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地区的文化对新疆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2]

中华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不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历史，也是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强化的历史。在中华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中中华文化认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差异，将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13] 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字文献资料，可见中央王朝一直重视西域汉文化的传播及汉语的学习与使用，加之长期的屯垦戍边文化影响，以及回鹘人对中原文化的深深仰慕，共同促成了语言接触现象的出现。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更彰显了汉语言文字作为思想传播交流工具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了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远至新疆，也展现出新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和文化认同，离开了中华文化这个怀抱，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文物追溯共同的血脉记忆

在阿斯塔那墓中出土的共命鸟纹刺绣，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内。共命鸟的故事体现了个体与整体是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关系。也象征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纽带，更是一种同生死、共命运的坚定承诺。只有民族团结，才能汇聚起磅礴的力量，推动社会和睦发展；只有民族团结，才能筑牢国家的统一大业，实现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14]

阿斯塔那古墓群还出土了多幅《伏羲女娲图》。这些《伏羲女娲图》主要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中，这类人首蛇身，阴阳相交的图案，表现的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寓意，该葬俗从内地传入吐鲁番地区，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当地的传统丧葬习俗，一些图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汉人的形象，另外一些图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汉胡两种风格同时出现，说明新疆地区各族先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刻统一，也更加说明新疆与祖国内地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四）文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史的巨笔镌刻下“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答案。要用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为世人铺展开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长卷，展现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基因、中华民族凝聚不散的历史密码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深邃思想与丰富实践。

自从“中华民族”概念一步步从沧桑震荡的近代历史巨幕中浮现出来并逐渐清晰凸显，关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客观的民族实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阐释，就面临着“物”“史”互证的任务；通过长期努力，构建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物象叙事体系，通过遴选对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高度表征力和叙事性的历史物证，一层层揭示出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最终集合性呈现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演进场景是文物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三、吐鲁番文物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载体

（一）增强铸牢意识，多措并举发挥文物实证作用

文物是传承历史、弘扬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探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考古文物、珍贵历史遗存以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物，研究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厚历史记忆的文物，是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历史内涵的重要途径。要在保护中传承，让文物活起来，发挥塑形铸魂作用，使文物更好地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

文物研究工作，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对文物背后故事的深度剖析，是对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的探寻。深藏于文物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都是文物研究的核心。这些精神要素，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品格。要准确提炼并展示这些精神标识，让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以及时代价值得以全面彰显，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对社会公众的深远影响。

（二）完善文物话语体系，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

一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紧握历史叙述与话语的主动权，深入阐述“五个共同”的历史逻辑，透彻讲解“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传达“多元一体”的观念。要大力宣传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社会主旋律，传递正面能量，提振民族精神，共同绘制出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壮丽画卷。要创新文化“走出去”的表达方式，拓展外宣工作，服务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进程。

二是揭示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追求“大一统”，不断巩固和发展多元一体格局。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把中华文明的形象用物证的形式，完整地构筑了出来，遴选那些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汇聚历程的珍贵文物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挖掘文物多重价值，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是加强文物保护与利用。文物保护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应加大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机制。同时，加强文物研究工作，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文物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素和特征。要加强政策联动、资源整合、交流合作，共同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民族地区文物资源，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文物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力。

二是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盘活文物的多重价值。通过旅游开发，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丰富内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做好文物展示工作；要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突出吐鲁番独有的文化特色；可以尝试推出大型实景演出，突出吐鲁番的历史文化风情，让游客感受吐鲁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可以体验各民族的民俗风情。这对吐鲁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旅游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结语

充分发挥历史文物的符号标识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认同，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方式。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重要成员，中华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根脉所在，深入研究挖掘吐鲁番文物所体现的历史事实，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对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简明新疆地方史[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20，（4）：82.

[2] 陈国灿 . 唐西州的四府五县制——吐鲁番地名研究之四 [J].吐鲁番学研究，2016（02）：10-24.

[3] 唐长孺 .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书）第 2 册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43.

[4] 张勇 . 吐鲁番学：丝路研究的高地 [N]. 光明日报， 2023-8-28（14）.

[5] 史一棋 .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J]. 小康，2018（17）：76-77.[6] 王树枏等编纂，朱玉麒等整理. 新疆图志·藩部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405.

[7]（北齐）魏收 . 魏书·高昌传 [M]. 北京：中华书局，2017：2245.

[8] 唐长孺 .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书）第 1 册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290.

[9] 石墨林 .《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大谷文书集成·肆》人名地名索引 [J].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00）：303-308.

[10] 肖瑜. 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J].艺术百家，2010，26（03）：188-195.

[11] 芦韬 . 吐鲁番所出《晋阳秋》残本研究 [J]. 黑龙江史志，2015（01）：148+160.

[12] 王学典 .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J]. 学习月刊，2023（0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