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说”之艺术特色研究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其主要功绩便是“性灵诗”理论的建树。

“性灵说”之形成背景

顺治末年，抗清斗争渐弱，士人们转而于文化层面与朝廷对峙。汉族文化与儒家传统力量深厚，迫使康熙帝无法漠视或单纯以暴力应对，而是选择主动吸纳其精华，构建文化认同体系，以稳固统治。汉族士人感受到康熙帝对汉文化的尊重与接纳，这从根本上缓解了他们的道德焦虑。随着满汉文化冲突的缓解，两者逐渐融合共生，士人与诗人的心境趋于平和，诗风亦随之变得温润。在此背景下，王士禛提出的“神韵说”应运而生，成为一时风尚。

康熙末年出于进一步巩固政权的需要，早年优容开明的文化政策又渐有严苛之势。继位的雍正帝更是大兴文字案狱，高度的文化专制让诸多士人选择逃离官场，到别的领域寻求寄托，转而更关注个人性情的张扬[1]。大量远离仕途的诗人仿佛拥有了某种幸运，他们终于一定程度上地逃脱了这种种束缚，而被压抑的性情急需一个出口,他们需要一种与侍从文人迥然不同的抒写方式——这就是袁枚的“性灵诗”。

“性灵诗”也是在对“神韵诗”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神韵诗虽然以含蓄自然地抒情为主要特征，但其最大弊病就在于描摹修饰的痕迹太重，缺乏实实在在的真性情。袁枚主张诗歌创作应真实反映诗人的性情与经历，他反对以堆砌典故、炫耀词藻的所谓“学问”来掩盖或削弱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

二、“性灵说”之内涵

袁枚提倡“性灵”，“性灵”就是“性情”和“灵机”的结合。从具体意义来看，“性情”是指有感情，要写真情实感，因此，“性情”这一特点又可以指向“真”。“灵机”是指灵机一动，要巧妙地抒发感情。他在《随园诗话》中说道：“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2]，强调作诗是抒发情感的方式，从自身取材就足够。一首好诗，其语言往往是打动人心、真实生动的，其文风是光彩夺目的，其韵味是大众也能理解的，读起来是和谐动听的。

“性灵说”的核心观点是从诗歌创作的个人心境出发，认为诗人必须具备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才华横溢的诗艺。在这三个基本原则之上，进一步阐释了创作的灵感需自然而来，艺术表达应富有创新且自成一体，主张作品应当直抒胸臆、展现真我。艺术形象需保持活泼、清新、生动，诗歌的主要使命是唤醒人们的情感，激发审美体验。据此，该理论批判了那些束缚创造力的“诗教”与盲目仿效古体诗的“格调说”，反对在诗中靠堆砌典故卖弄词藻的“学问”来取代或冲淡诗人真实性情，同时也不否认在创作中适度融合学问与技巧。

三、“性灵诗”之艺术特色

（一）选材的平实

诗人选择的创作主题深受其社会地位、所处环境、生活习惯以及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袁枚自归隐之后，定居在乾隆年间社会稳定、生活宁静的江南，远离政治风波。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生活十分悠闲，社会地位亦使他得以从容观察生活中的点滴。虽然偶有描写百姓疾苦的诗句，展现出他的风雅情怀，但更多时候他的诗歌聚焦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体现了其诗作在选材上的平实与细腻。因此，他的诗歌多记录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记事性质。即选取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素材，多为生活琐屑与个人经历，这些往往缺乏宏大的社会寓意，但因紧密关联诗人的日常生活，而显得尤为真实且贴近生活。这一特征在袁枚的部分诗作标题中便显露无遗，如《到家》、《鸡》、《推窗》等。这些作品所涉题材多局限于家庭琐事与个人细节，聚焦于平凡生活的点点滴滴。

（二）意象的灵动

意指情意，象指物象。意象就是物象与情意的组合。诗歌创造离不开意象,它是诗人的主观心意与客观的物象的有机结合,是融入诗人情思的形象[3]，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基础。意象营造于创作主体的审美构思，是感性的东西经过心灵化的产物。意象形态有动与静、灵与木、大与小、平与奇、新与旧等等之分，意象形态的差异及组合方式的巧拙，决定着诗歌不同的意境、风格。袁枚性灵诗的意象特征尽管比较多样，但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灵动。

袁枚性灵诗意象灵动的特征主要体现于景物诗。意象的灵动，是袁枚“笔性灵[4]”的表现。如《推窗》一诗中，写的就是现实生活中“推窗”这一简单的动作，其中写道“山似相思久，推窗扑面来”，大意是“窗外的山峰似乎想念我很久了，我推开窗他便扑面而来”，而根据生活实际来看，“山”不可能“相思久”、“扑面来”，这里把“山”拟人化，赋予“山”以灵性、情感，让人感受到一种情趣以及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又如《鸡》一诗，此诗明是咏鸡，暗是写人。“主人”之“纵鸡食”为“鸡肥”，肥乃为“烹”，其“养鸡”计“佳”在“不可使鸡知”其被烹的命运而安于暂时的“优裕”地位，可谓阴险毒辣之至，这种“主人”与“鸡”的关系，诗人巧妙地用养鸡者杀鸡的生活现象，讥讽指责君王愚弄百姓、奴役百官的卑鄙手段，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百姓的欺压。

（三）抒情的直接

“性灵说”主张诗人要直抒胸臆，直接抒发性情。如《马嵬》一诗，此诗以安史之乱时，在逃往成都途中禁军哗变，唐玄宗与杨贵妃马嵬之别，与杜甫《石壕吏》里所写平民百姓之生死离别相对照。而把同情之泪酒向后者,因为石壕村“泪比长生殿上多”百姓之苦难远胜于君王之不幸。这里作者直接表达自己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反映了诗人的民本思想，是可贵的。诗中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刻的。

（四）语言的平实

从文化背景看，当时的市民文化比较繁荣，且袁枚归隐后的生活远离官场，比较闲适自由，因此所写诗的语言平实自然、浅近易懂。如《苔》一诗取生活中常见的苔藓为题材，全诗内容简单，语言简朴，没有任何辞藻或典故的堆砌，采用口语化的语言，如“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赞美歌颂“苔”的顽强生命力，告诉我们普通渺小的生命也能释放耀眼的光芒。整首诗的语言风格低调朴实，符合大众口味。

而语言风格的平实质朴有时也导致“性灵诗”有“趋俗”的倾向，被后人批评道没有内涵、平淡无聊。尽管如此，但是袁枚的“性灵说”顺应了时代潮流，在诗歌创作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张丽丽.清代汉族士人认同的发展与清诗转变的关键——从王士禛“神韵”诗到袁枚“性灵”诗[J].贵州民族研究,2013,34(01):169-173.

[2]

[4]（清）袁枚.随园诗话[M].王英志校注，南京：南京出版社，2020:423,599.

[3]尚振河.从意象到意境:浅谈诗歌的教学与欣赏[J].成功(教育),2011,(0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