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列那狐的历史》的翻译及其儿童文学观

一、引言

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以启蒙与救亡为内核的思想革命。在这场重塑思想文化格局的浪潮中，西方文学经典的译介成为先进学者推广现代性价值的重要路径。1925 年，郑振铎翻译了《列那狐的历史》，并以文基为笔名，将其发表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这一译介行为不仅将法国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寓言引入中国，更以其对利己主义与个体自由的诠释，与五四精神产生了潜在的共鸣。这部源自 12 世纪欧洲的动物史诗，诞生于宗教权威松动、市民阶层崛起的文化转型期，主角狐狸列那的行事动机映射着中世纪信仰维系方式的消解与理性维系方式的萌芽。郑振铎对《列那狐的历史》的译介，不单是语言层面的转译，更是五四先进学者希望借助儿童文学实现国民性改造的缩影 ——他试图以狐狸列那的“叛逆”形象，打破旧道德对儿童的桎梏，将个性解放的种子播撒于新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土壤，培养出具有独立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

本文试图探讨郑振铎译介《列那狐的历史》在五四时期的特殊意义，以及这一译介行为所体现的五四精神与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的跨时空对话，同时揭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设的深远影响。

二、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列那狐的历史语境

《列那狐的历史》诞生于 12 世纪的法国，正值中世纪市民阶层崛起的文化转型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封建伦理和宗教权威逐渐动摇，一部分脱离土地并专门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人成为了早期的市民，他们开始通过知识和技能谋求生存，而非依赖农耕或封建依附关系。这一社会变革催生了市民文学，《列那狐的历史》作为一部随市民阶层出现而兴起的一部长篇叙事诗，反映了当时中世纪社会的社会现实，以狐狸列那的机智与狡黠，讽刺了封建贵族与教会的虚伪，彰显了市民阶层对个体自由与实用主义的追求。狐狸列那的形象不仅是对传统权威的挑战，更是市民社会新兴价值观的象征——个体的独立与利己主义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正当性，甚至成为一种生存智慧。

郑振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列那狐的历史》与五四精神的契合点。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传统儒家伦理的权威在西方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先进学者们开始倡导个性解放与思想启蒙。郑振铎在阅读《列那狐的历史》后，精准洞察到列那狐的机智与叛逆不仅是对中世纪封建秩序的挑战，更是一种现代性价值的体现——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对自由的追求。通过译介《列那狐的历史》，郑振铎试图将这一市民阶层价值观引入中国，为儿童文学注入新的思想源泉。郑振铎认为儿童文学“是传达道德训条和儿童期必要智识的最好的工具”(郑振铎 1922：212)，应当与教育相结合，让中国的儿童摆脱传统伦理的束缚，培养独立的人格与现代意识。他的这种理念与《列那狐的历史》所体现的市民精神不谋而合，两者共同指向了个体觉醒与追求自由独立的主题。

三、《列那狐的历史》与五四精神在儿童文学中的交融

郑振铎以五四精神为媒介，将《列那狐的历史》背后的西方价值中的利己主义，翻译并转化为儿童文学中“个性解放”的思想资源。五四时期，社会掀起了一股大力倡导个性解放的热潮，先进学者们力求引导人们挣脱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勇敢地追寻个体自由与独立。陈独秀在《新青年》中疾呼“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 1915：5)，正是要将个体从传统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革命救亡图存和人民思想启蒙并行的文学思潮下，《列那狐的历史》进入了郑振铎的视野。狐狸列那的生存法则以利己为核心——它通过欺骗、算计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存活，这种对“利己心”的肯定，本质上是对中世纪宗教伦理中无私、禁欲等价值观的颠覆。市民阶层借狐狸列那的形象，宣告了个体欲望的合法性，而这恰与五四时期倡导的“个人主义”形成跨时空的呼应。

在译介《列那狐的历史》时，郑振铎并未将列那狐的利己行为斥为道德缺陷，而是将其解读为个体生存意志的觉醒。他将列那狐戏弄贵族的机智形象活灵活现地翻译出来，刻意保留其狡黠的特质，甚至以幽默笔触强化其“机智”而非“道德”层面的评价。因此对于其他译本中将列那狐结局改为判处死刑的处理，郑振铎则表示“编译儿童书而处处要顾全‘道德’，是要失掉许多文学的趣味的” (郑振铎 1925：940) 。他试图通过狐狸列那的“叛逆”，为中国儿童注入一种敢于主张自我、追求独立的现代精神。

郑振铎借狐狸列那的形象，将五四时期“批判传统”的启蒙精神注入儿童文学，打破“尊卑有序”的旧伦理，培养儿童不盲从、不迷信的现代批判思维，同时又站在客观的角度，试图为儿童展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世界。《列那狐的历史》讽刺了中世纪教会与贵族的虚伪：列那狐代表新兴市民阶层，故事中的狮子、狼、白熊以及其他猛兽象征着封建势力。列那狐自身的力量虽然远远比不过这类猛兽，但它却利用自己的智慧戏弄狮王、嘲讽教会并能全身而退。这种与传统权威的对抗，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精神产生了共鸣，《列那狐的历史》以寓言形式宣告：人的强大不在于其权势地位，也不在于体质力气，而在于一个人的思想智慧是否强盛(刘建军 2005：95)。

与传统的寓言不同，《列那狐的历史》并没有一味抨击封建势力，赞美新兴市民阶层，而是站在了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反映了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现实。象征市民阶层的列那狐利用智慧和计谋反抗狮王、老虎等封建强权势力，但它同时也时常欺侮弱小动物，从这一层面来讲，市民阶层剥削下层劳动人民的劣根性则体现得淋漓尽致。郑振铎认为儿童“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郑振铎 1923：725)，因此在翻译时并没有在这一层面进行过多删改以迎合儿童心理，而是选择保留了这一部分体现社会复杂的内容，始终让儿童文学发挥着其应有的社会批评与教育作用。

四、结语

郑振铎译介《列那狐的历史》，不仅将法国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思想萌芽引入中国，更是乘着五四运动的东风，将其转化为儿童文学中的启蒙资源。他借列那狐的机智与叛逆，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中温良恭俭的刻板形象，为中国儿童注入了一种勇于自我实现、追求自由独立的现代精神。同时，他并未刻意美化列那狐的形象，而是保留了其欺压弱小的情节，向儿童呈现了一个非理想化的、真实且复杂的现实社会。郑振铎这一译介实践，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与批判传统精神的呼应，也是其儿童文学观的生动体现——儿童文学不仅是“儿童自动的读物” (郑振铎 1922：65)，更是启蒙的媒介，应当帮助儿童认识自我、理解社会，培养独立人格与现代意识。

《列那狐的历史》的译介，不仅是郑振铎将西方文学经典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的又一重大举措，更是五四先进学者们借助儿童文学传播现代价值观的重要尝试。郑振铎将中世纪社会市民阶层的生存智慧与中国社会五四启蒙精神相联结，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一跨时空的文化对话，既展现了儿童文学译介在思想启蒙中的独特作用，也为我们理解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Block, E.C.,?Reynard the Fox: social engagement and cultural met amorphoses in the beast epic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Vol.1) [M].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0.

[2]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新青年，1915(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