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逻辑理路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基础理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虽然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但他们经常用“现代”一词，并将其放在描述社会发展的语境中。马克思向来是用辩证和发展的观点剖析资本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现代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暂时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论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起源和性质，批判了资本逻辑的肆意运行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人的物化和社会的分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矛盾的过程之中开启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是非线性的过程，不同国家由于历史禀赋和国情特征的不同，发展道路往往呈现出差异性和特殊性。对此，他提出并阐述了一条与“西方化”、“欧洲化”不同的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公社的性质和革命任务的梳理，全面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而论述了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等实践，对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辛努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揭示出“革命容易建设难”的客观规律，初步回答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

思想沃土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厚

参天之木须有根，环山之水有其源。中国在漫长辉煌历史中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精神家园，这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趋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内生动力。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绵延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源头活水，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价值自信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底色”。中华文明中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大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坚守和超越。从《盘庚》中的重民、周公的利民、孟子的民贵君轻，两汉的政在安民，唐太宗的君民相依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自殷周发祥，历经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为邦本”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置于首位，将人民作为现代化进展中的第一考虑要素，凸显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和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均平理念一脉相承。儒家经典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等论述，皆体现了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构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对传统文化包含的人文精神和伦理秩序的汲取，“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训导，道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智慧深度契合。中国人民在长期农业耕耘中创造出强调“天、地、人”三者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倡导“万物同源”，追求“以时取物”，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入了源头活水。“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千百年来“以和为贵、亲仁善邻” 内外交思想的赓续和扩宽。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了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合理内核和独特智慧，古今思维方式和政治理念的融会贯通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不断破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难题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开端于近代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孕育于跨时代的历史进程演变之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变下，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相结合，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轮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由“器物 - 制度 - 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变法”乃至“革命”，但中国依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探索屡遭挫折，难以获得发展机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道路有了坚强有力的主心骨，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逐渐明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由自发、被动和无序转向了自觉、主动和有序的新篇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是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64 年 12 月，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郑重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这一新概念，并明确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从“三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更趋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本形成。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把握，提出并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价值取向、鲜明特色、战略目标。

基金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项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编号WXSK202410）；

作者简介：杨彩（1995-），女，法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