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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三重维度探析

作者

王世翔 王滨生

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作为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挖掘红色文化中的廉洁基因成为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在 14 年抗战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其中蕴含的廉洁元素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九一八”事变后,地区率先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东北抗日联军、地方抗日政权及广大民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守抗日阵地,形成了独特的廉洁传统。这种传统既体现在军队纪律中,也融入政权建设与民众参与的实践中,成为凝聚抗日力量的精神纽带。深入研究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基因,不仅能够丰富红色文化研究的内涵,更能为当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注入精神动力。

(二)文献综述

当前学界关于红色“六地”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事件梳理与革命精神阐释,如对东北抗联斗争史、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研究已形成丰富成果,但针对“廉洁基因”的系统性研究仍存在不足。现有研究或聚焦单一案例(如杨靖宇的廉洁作风),或侧重宏观理论探讨,缺乏对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多维度、深层次挖掘。

在廉洁文化研究领域,学界多从当代制度建设、思想教育等角度展开,对红色廉洁基因的历史溯源与当代转化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针对抗战起始地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廉洁实践,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因此,本文以“三重维度”为分析路径,填补了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历史叙事维度

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形成并传承的。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艰苦环境中,东北抗日武装、地方抗日政权与广大民众通过军事纪律、政权建设与社会参与,共同构筑了廉洁实践的历史图景。

(一)抗战起始地的历史语境与廉洁实践背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东北抗日联军、地方抗日义勇军及各类抗日团体相继成立,形成了“村村有抗日志士,户户有杀敌英雄”的斗争局面。

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成为廉洁实践的特殊催化剂。一方面,日军的封锁与“扫荡”导致抗日力量物资极度匮乏,“一块干粮分着吃,一件棉衣轮流穿”成为常态,这种条件倒逼抗日组织形成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纪律;另一方面,敌强我弱的态势要求抗日力量必须赢得民众支持,而廉洁自律是获取民心的关键。正如抗联将领李红光所言:“我们打仗靠的是民心,要是拿了群众的一针一线,民心就丢了,抗日就成了空谈。”

(二)廉洁基因的具体历史表现

1. 军事领域:纪律严明的抗日武装

东北抗日联军作为抗战的核心力量,始终将廉洁纪律视为军队建设的生命线。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本土化规定,其中“不拿群众财物”“不侵占百姓利益”成为铁律。据《东北抗日联军军史》记载,1933 年寒冬,杨靖宇部队在通化地区作战时,战士们冻饿交加,却始终坚持“宁可露宿山林,不进百姓房屋;宁可饿肚子,不拿群众一粒粮”。一次战斗后,一名新战士因饥饿捡起老乡掉落的玉米,杨靖宇当即召开全军大会,让该战士当众检讨,并亲自向老乡道歉赔偿。

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同样以廉洁作风著称。在 1934 年创建珠河抗日根据地时,赵尚志规定“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军长与士兵同吃玉米糊、同睡茅草屋,缴获的物资优先分给伤员与群众。据当地老人回忆:“赵司令的队伍路过村子,从不随便进门,借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归还,损坏了必然赔偿,连喝井水都会留下铜板。”这种纪律性使抗联部队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为长期抗战奠定了群众基础。

2. 政权与社会组织领域:廉洁高效的抗日治理

地区的抗日政权与社会组织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将廉政作为重要原则。1932 年成立的岫岩抗日民主政权,率先推行“账目公开制度”,规定所有抗日捐款、物资缴获及支出必须登记造册,每月在村口公示,接受民众监督。政权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每月仅领取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与衣物,严禁以权谋私。据《岫岩抗日史料》记载,该政权主席邓铁梅的侄子因私自挪用10 斤粮食,被当众撤职并通报批评,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廉政理念。

除政权组织外,各地的抗日救国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形成了廉洁传统。1933 年成立的沈阳抗日救国会制定了“三不原则”:不接受群众宴请、不占用群众财物、不利用职务谋私。在募集抗日物资时,工作人员随身携带“募捐登记册”,详细记录捐赠人、物资数量及用途,定期通过油印小报向社会公开,这种透明化运作赢得了民众的广泛信任,仅半年时间就募集粮食 5000 余斤、衣物 3000 余件。

3. 民众参与层面:公而忘私的支援行动

民众在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奉献精神,成为廉洁基因的重要载体。抚顺煤矿工人在 1932 年成立抗日义勇军,为支援部队作战,矿工们偷偷将煤矿的钢材、炸药等物资运出,许多人因此被日军逮捕杀害,但仍坚持“不求回报、只为抗日”的信念。据《抚顺工人运动史》记载,矿工王玉山为给抗联送炸药,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军封锁线,在中弹后仍将炸药捆在身上滚下山坡,确保物资送达,这种“舍生取义”的行为正是公而忘私精神的生动体现。

农村地区的民众同样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辽南地区的“堡垒户”(为抗日力量提供掩护的农户)形成了“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保障战士”的传统。1935 年寒冬,辽阳灯塔县的堡垒户张桂兰将家中仅有的两床棉被送给抗联伤员,自己与家人盖着稻草过冬;她还将积攒的鸡蛋全部煮熟送给战士,却拒绝抗联留下的银元,说:“你们为我们打仗,我们给口吃的是应该的,要钱就是打我们的脸。”这种军民互助中的无私精神,成为廉洁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精神内核维度

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实践并非孤立的行为表现,而是根植于深厚的精神内核。这种内核以民族大义为底色,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升华为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品质,成为凝聚抗日力量的灵魂。

(一)廉洁基因的核心精神提炼

1. 民族大义下的公而忘私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抗战者将个人利益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公而忘私精神。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的事迹堪称典范:1932 年,杨靖宇的妻子郭莲带着儿子到哈尔滨寻找他,希望全家团聚躲避战乱,但杨靖宇却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能只顾自家?等把鬼子赶出去,我们再团圆。”他将家人送走后,全身心投入抗日斗争,直至 1940年牺牲时仍未与家人再见。这种“为国忘家”的抉择,体现了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的崇高境界。

普通战士与民众同样展现出强烈的公心。这种精神在民众中同样普遍,辽西地区的农民为支援抗日,主动将粮食、衣物捐献出来,许多人说:“只要能把鬼子打走,我们穷点苦点不算啥。”正是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使抗战力量在极端困难中始终保持凝聚力。

2. 艰苦卓绝中的克己奉公

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基因,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表现为克己奉公的自我牺牲精神。

东北抗联在密营生活期间,面临“无粮、无衣、无药”的三无困境,却始终坚持“有一分物资,先给伤员;有一口粮食,先给战士”的原则。

抗日政权工作人员同样以自律精神践行廉洁。1934 年,辽南抗日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工作人员在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不接受宴请、不收受礼品”的规定。岫岩县工作人员王震在下乡工作时,房东为感谢他帮自家减租,煮了鸡蛋给他,他婉言谢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要是收了你的鸡蛋,就对不起老百姓的信任。”这种在艰苦环境中坚守原则的行为,彰显了克己奉公的精神品质。

3. 军民互动中的清廉自守

抗战者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始终保持清廉自守的作风,以实际行动维护军民信任。东北抗联部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宁可自己困难,绝不麻烦群众。”1935 年,抗联某部在本溪山区作战时,因大雨冲毁营房,战士们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即便浑身湿透也不擅自进门;村民邀请他们进屋,战士们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这种自律行为赢得了民众的真心拥护,许多村民主动邀请战士进屋,并拿出衣物、食物招待。

抗日政权则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清廉自守。1933 年,沈阳郊区抗日政权制定《工作人员守则》,明确规定“不得侵占群众一针一线”“办事必须公平公正”。在处理土地纠纷时,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不偏袒、不徇私”,即使是亲属也一视同仁。这种清廉自守的作风,使抗日政权获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精神内核的形成逻辑

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精神内核,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层面看,敌强我弱的态势与物资匮乏的环境,迫使抗日力量必须通过廉洁自律凝聚人心、维持生存 - 若失去民众信任,抗日力量将失去物资来源与藏身之所;若内部出现腐败,则会加速自身瓦解。从主观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使抗日者树立了“廉洁是生命线”的意识。

同时,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为廉洁基因提供了滋养。作为闯关东文化的重要区域,形成了“重义气、讲诚信”的民间传统,这种传统在抗战时期升华为“对国家忠诚、对民众负责”的精神品质。多重因素的叠加,使廉洁基因成为抗战起始地红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四、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当代实践路径

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基因并非历史遗物,而是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精神资源。将其转化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动力,需要从理论滋养、教育传播与实践转化三个维度构建路径。

(一)理论滋养路径:转化为廉政理论资源

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实践可为当代廉政理论提供历史支撑。一方面,可将抗联纪律建设经验融入党内法规研究,如抗联“官兵平等”“账目公开”等做法,对完善当代党内监督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可提炼“绝境中的廉洁坚守”理论,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提供素材。例如,将杨靖宇“拒受群众财物”的事迹纳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解读案例,增强理论的历史厚重感。

高校与科研机构可开展专题研究,设立“抗战廉洁基因研究”课题,系统梳理历史文献,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同时,将研究成果融入思政课程,在《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增设“红色廉洁文化”章节,使青年学生了解历史、传承基因。

(二)教育传播路径:创新廉洁文化传播形式

结合红色遗迹开发沉浸式教育项目是传播廉洁基因的有效方式。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设置“廉洁故事展区”,通过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再现抗联战士“半条棉被分着盖”、堡垒户“无私支援”等场景;在抚顺煤矿博物馆开设“矿工抗日廉洁故事”专题展览,用实物与影像讲述普通民众的奉献精神。这种“以事说理”的方式,能增强廉洁文化的感染力。

利用新媒体技术扩大传播范围。制作“抗战廉洁故事”系列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推送;开发“重走抗联路”线上打卡活动,用户通过完成“廉洁知识问答”“廉洁承诺签名”等任务,解锁抗联廉洁故事。同时,组织“廉洁基因进校园”活动,通过话剧、歌曲等形式,让青少年在艺术体验中感受廉洁精神。

(三)实践转化路径:助力党风廉政建设落地

抗战起始地的廉洁基因可转化为当代廉政实践的具体举措。在基层治理中,借鉴抗日政权“账目公开”“群众监督”的经验,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制度,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例如,辽阳市某村将抗联“公开账目”的做法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开发“村级事务APP”,村民可随时查询村务开支,有效预防了微腐败。

在干部作风建设中,以“甘于奉献”精神提振干事创业动力。组织党员干部重走抗联路,体验密营生活,开展“廉洁承诺”活动;评选“新时代廉洁标兵”时,将“奉献精神”作为重要标准,激励干部在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工作中践行初心。沈阳市某区在干部培训中增设“抗联廉洁故事分享会”,让干部结合工作谈体会,有效提升了服务意识。

五、结语

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三重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有机整体:历史叙事是基础,通过具体案例展现廉洁基因的实践形态;精神内核是核心,提炼出廉洁行为背后的价值理念;实践路径是延伸,实现历史基因的当代转化。三者统一于“传承红色廉洁文化”的主线,共同构成研究的逻辑闭环。

与其他红色地域相比,抗战起始地廉洁基因的独特性在于“绝境中的坚守”——在物资极度匮乏、生存面临威胁的条件下,廉洁不仅是道德选择,更是生存策略与斗争智慧。这种“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困境中坚守原则”的特质,对当代党员干部具有特殊的激励意义,尤其在面对复杂挑战时,能提供精神支撑。

“抗日战争起始地”的廉洁基因,是红色“六地”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如针对特定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开展微观考证,或结合跨学科视角深化其当代价值转化研究,以期更充分地发挥红色廉洁基因的时代生命力,为传承红色基因、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持续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N]. 人民日报,2024- 07- 31(001).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习近平 . 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N]. 人民日报,2023- 01- 10(001).

[5]宋冠澎,于钦明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阐释、生成逻辑及实践进路[J]. 世界社会科学,2024(5):119- 132+245.

作者简介:

王世翔(1991.04- ),男,汉族,大石桥人,硕士研究生,辅导员、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安全;

[2] 王滨生(1975.10- ),男,汉族,上海人,硕士研究生,大学生网络思政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2025 红色“ 六地” 中廉洁基因理论研究专项委托课题《“ 抗日战争起始地” 中的廉洁基因理论研究》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