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通灵的按摩师》中的智者格涅沙钟雨婷

一、引言

奈保尔（1932-2018），英国印度裔作家，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主要作品有《通灵的按摩师》《自由国度》《米格尔街》等，曾获得布克奖、毛姆奖、诺贝尔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奈保尔的作品素材多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他常常以自己边缘的身份呈现殖民宗主国对于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侵略和摧毁，反映出西方主流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矛盾。作品主题如宗教信仰、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等多与后殖民社会背景紧密联系，他的语言犀利直白，展现出他对于社会现实和人性道德的独特思考。

《通灵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 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殖民的特立尼达地区。主人公格涅沙在斯图瓦特的启蒙下立志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作家，他听从莱姆罗甘的介绍，与莉拉早早步入婚姻的殿堂，选择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按摩师。在遭遇按摩师以及写作事业的双重打击后，格涅沙在亲友的推荐下成为一名通灵师，熟练掌握相关通灵技巧，同时由于长期阅读，对于印度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颇深，他借助神权和知识，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通灵师。机缘巧合下，他进入立法委员会，成为一名“不安定分子”，而后在一次罢工协调中受到工人的强烈抵触和驱赶，最终走向为殖民政府服务的道路。

2001 年发表的《通灵的按摩师》作为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第一部作品，展露了其深厚精巧的写作功底。截至目前，国内对于《通灵的按摩师》的研究依然稀缺。主要运用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和地区形象以及巧妙的叙事安排和手法。基于以上的研究，本论文主要从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出发，探究《通灵的按摩师》中展现出的知识与权力间的相互作用。

在房子的平顶上，她让建筑师涉及了一圈带花纹的矮护墙，还要求在屋顶上竖起两尊石像，代表印度象头神格涅沙。（165）象头神犍尼萨，梵名 Ganesha， Ganapati，为印度教及印度神话中的排除障碍之神、财神、命运之神和学识之神，代表着智慧，象征着吉祥和成功，是印度最具人气之神，其性格和善仁慈，而于战争中则勇敢坚定。《通灵的按摩师》中，传统信仰与现代教育在格涅沙身上汇集，他既是经过西方系统教育智者，也是熟练掌握印度哲学，为人民排忧解难，倾听并述说人民疾苦的智者。他既对“落后反常”的印度婚姻观念产生质疑抵抗，也通过自身行动诘责腐败的西方政府系统，他在反抗后妥协，在失败中积累，成为深受人民喜爱的通灵师，也成为殖民政府的冷漠机械的帮凶。

“是啊，教育也好，读书也好，都是很危险的事。我一开始就这么告诉格涅沙来着。”（奈保尔，128）教育使格涅沙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赋予格涅沙以权力，因此产生了对于印度传统婚恋观念的反思和质疑，敢于和以他父亲为代表的印度传统权力话语对抗。读书让格涅沙根据自我意愿进行自由涉猎，他对于印度哲学的深入探究也显示了他的选择和偏好，他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化身，与真理同行，他仁慈公正，因此在进入立法委员会后，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代言人。

二、智者格涅沙与传统权力话语

（一）传统话语的学习与反抗

格涅沙出生于中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1889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合并成为英国殖民地。殖民地内部资源的分配具有等级制度，首都西班牙港位于西北部，人口较东区更少，且多为白色人种。女王皇家学院处于西班牙港，学校仅有两名印度裔学生，而西班牙港的政府师范学校中的印度裔学生才稍多，这反映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严重倾斜，主要面向白色人种，有色人种主要接受社会大众教育，而白色人种则接受精英教育。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 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萨义德，10）西方人的白人至上主义文化以及英国和特立尼达地区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使得英国对于特立尼达采取文化霸权的手段，使当地人普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尽可能将孩子送入西方人开设的学校，接受西方系统教育。如果他早出生十年，按照特立尼达印度人那个时候对教育的看法，他父亲不可能把他送到女王皇家学院去读书。（221）西方的文化取得了支配特立尼达地区其余文化的权力，而格涅沙的穿着、行为和口音无不昭示着他卑微的族裔身份：他是一名来自印度移民家庭的乡下孩子，依旧相信印度的传统观念，因此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处于学校社交圈的边缘位置。长期处于高压的社交环境下，格涅沙对于自己的族裔身份产生认同危机，他为自己的印度名字感到羞愧，甚至一度告诉别人他的真名是加里士。学校的另一名印度裔学生印达辛加，他家庭环境优渥，从小接受西方的精英教育，天资聪颖，在即兴演讲、诗歌创作和体育运动等活动中游刃有余，获得了同学们的崇拜。同属印度裔，格涅沙与印达辛加在女王皇家学院截然不同的处境反映了学院内部主要以血缘关系为准的等级划分标准，即族裔身份和家庭背景，并且学生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他们在西式化教育中成绩表现的优异程度。

房东库柏太太的话语道明了西方自由婚恋的知识形式对于印度传统婚恋观的质疑，印度传统的婚恋安排的“反常”是相较于西方自由婚恋观而言。根据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可以得知，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与权力密切联系，权力制造知识，知识赋予权力。知识依赖权力笃实自己的真理性地位，权力依赖知识使自身统治合法化。特立尼达地区的孩子被送进学校接受西方系统教育，从而权力机构实现对于特立尼达新生代思想的统治，以实现对于特立尼达长久稳定的殖民。格涅沙此时对于自身族裔身份产生动摇，同时在剑桥学院证书考试中偶然的成功让他窥见了融入西方社会的契机，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格涅沙成为权力主体，向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传统父权发起反抗。福柯在《认知的意志》中表明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的态度，他将反抗纳入权力关系的另一极。（施宇，21）权力和反抗如影随形，但是福柯认为反抗本身是被动的和注定失败的，是一种局部反抗策略。而后格涅沙在西班牙东区教书仍然受到同事羞辱的经历彻底宣告了他对于印度传统话语权力反抗的失败。

（二）传统话语权力的运用与成就

格涅沙卑微的印度裔血缘身份是他在西班牙港无论是求学还是生存都举步维艰，而回到佛维斯后却由于受过大学教育受到当地居民的尊敬，这反映了英国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对于特立尼达人民思想的控制。知识与权力密切联系，英国殖民特立尼达之后，生产知识，通过东方学来构建自己至高无上的民族优越性，从而特立尼达与英国的关系如萨义德《东方学》例子中福楼拜与妓女的关系一般，英国处于男性主导地位，特立尼达则是被沉默的女性形象。特立尼达人民作为“被书写者”，被冠以劣等代名词。因此，英国对于特立尼达地区的统治是合法的，特立尼达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以摆脱自身落后愚昧的形象，知识被统治阶级镀金，学校成为对于特立尼达孩童实现思想规训的场所，成为生产机械维护英国统治机器人的流水线工厂。特立尼达人民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已然接受了自己劣等族裔身份的事实以及关于知识重要性的论断，此现象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格涅沙回到佛维斯后，由于同属印度裔，而格涅沙作为知识的主体自然地被当地人赋予权力和威望，另一方面，诚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特立尼达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我调侃强化类似的观念，实现自我规训。格涅沙卖书无果反而收到来信恳请他免费赠送书籍，他嘲讽道，“这就是特立尼达人的素质。”（109）毕松拒绝分发宣传格涅沙灵力的传单，莉拉恼火，“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就是这么讨厌，动不动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126）格涅沙成功后，《印度人》主编纳拉亚在杂志不停抨击格涅沙，打嗝大婶抱怨，“这里的印度人就是这样，他们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他们好。”（161）他们接受英国对于自己的丑化，接受了自己作为“他者”成为英国对照组的残酷事实，丝毫没有反抗，被动接受。

唯物辩证法指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对矛盾组合而成，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格涅沙结婚后对于生存的两次尝试中，现实与理想相分离，违背了对立统一规律，从而走向失败。结婚后，格涅沙和妻子莉拉搬家至泉水村，该地位置偏僻，并没有合适的岗位能够运用他在学校习得的知识，他作为男人需要承担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出于现实的考量，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一名按摩师。可是现实情况恶劣，当地市场饱和，需求量小，且格涅沙自身经营业务与市场趋同，对于患者的治疗多靠神权，即当地人对于神明的坚定信仰，他的治疗无功无过，因此销声匿迹。现实职业的失意使格涅沙投身于写作的理想事业，他在知识和精神的领域深耕，全然不顾社会现实，花费大量钱财购买书籍、宣传和刊印等活动，以至于家庭只能依靠莉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工作来维持。同时刊印的书籍并不符合当地居民的现实需要，属于教义问答，内容枯燥乏味，毫无阅读兴趣。现实与理想作为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属于对立统一的关系，格涅沙在前期创业的过程中孤立地把握其中一个方面，具有片面性，因此事业陷入了困境。除此之外，社会舆论的形成需要人们对社会某一事物感兴趣，并且迎合切身利益，从而一定群体内的多个个体进行意见交换和信息传播，因此社会舆论得以传播扩大声势和影响范围。格涅沙的治疗并没有让患者看到身体上明显的好转，没有为患者带来具体利益，他们的付出与回报并不对等；而格涅沙的书籍内容对于社会大众并没有吸引力，读者无法产生兴趣然后阅读，从而社会舆论都无法形成以助力格涅沙取得成功。

唯物辩证法指出，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和斗争是矛盾双方所固有的两种相反的属性。对立面的统一，即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肯定的属性，它使事物保持自身统一，矛盾双方相互吸收和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得到发展。格涅沙成为通灵师后，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神权和知识进行有效结合，从而铸就了通灵师事业的巨大成功。战争爆发后，在毕哈利的影响下，格涅沙将目光转向印度哲学，成为了一名印度学家，并且由于对于心理学的兴趣，阅读了很多分析人际交往的书籍，这不仅是为他以后写作积累素材，同时也为他的通灵师治疗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在打嗝大婶的提议下，格涅沙成为了一名通灵师，熟练掌握了打嗝大婶丈夫遗留书籍中记载的所有技巧，此为知识的准备阶段，而后格涅沙作为一名通灵师为客户驱魔则是将知识进行实践，并且与神权绑定，达到帮助受苦受难民众成功驱魔的效果。除此之外，当地人的精神困扰颇多，格涅沙通灵师的职业符合当地人迫切的精神需求。格涅沙写作理想的需要为他奠定了知识理论基础，而格涅沙立足于当地人精神困扰的社会现实，实事求是、有针对性地分析每一位患者的病情，满足了当地人的切身利益，从而社会群体内的多个个体就格涅沙高超的通灵本领进行讨论宣传，社会舆论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现实事业的成就也助力了格涅沙个人理想的实现，他的书籍在特立尼达地区畅销。

知识与权力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英国殖民政府通过合理利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实现对于特立尼达人民文化的霸权以及思想的控制，格涅沙在西班牙港无论求学还是生存都由于自身族裔身份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置身于持续“低头”的困窘处境之中。格涅沙对于传统权力话语的反抗单薄无力，命运将他重新安排于传统权力话语的环境之中，在实现了知识与权力、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后，格涅沙蜕变为一名成功的通灵师兼知识渊博的智者。

三、智者格涅沙与西方殖民话语

（一）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反抗

班达在他的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对知识分子定义道：“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王，是甘冒被烧死、放逐、甚至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也能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权威的人，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2005）结合此定义，苏格拉底作为西方哲学圣贤，在雅典回复奴隶主民主制后，坚持自己毕生的哲学追求，主张宇宙理性的神，他激励人们追求真知真善，面对强权政治毫无妥协，最终被判罪刺死。苏格拉底俨然是班达笔下“哲学王”式的知识分子，他自身道德修养极高，追求极致的真理，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甘于奉献和牺牲。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样也证明了西方哲学史中真理与权力的对抗的历史由来已久。小说中的格涅沙作为一名通灵师，是葛兰西理论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是通过传承印度教传统文化而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格涅沙是上帝的使者，仿佛在世的象头神，人民由于坚定的宗教信仰，屈服于神权，格涅沙在选举中胜出毫不费力，在社会大众中处于权力顶端。然而在殖民政府中，格涅沙依然由于他的族裔身份，在总督晚宴和其他有色人种遭受掌权者的边缘化处理，他们的餐桌距离白人餐桌很远，并且餐食也是按照西方人的口味偏好制作而成，使有色人种用餐时处于窘迫的处境，由此可见他们面对西方人的不合理安排被迫沉默，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所抑制和压迫。

总督晚宴的插曲恰好揭开了英国殖民政府民主治理的虚伪面具，英国在取得特立尼达地区的殖民统治权后，允许特立尼达有色人种代表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立法委员会，参与法案的制定和通过，这仿佛是底层人民诉说自身意愿的窗口，但本质不过是英国殖民政府为维护自身长久统治的骗局。总督晚宴上，除格涅沙外的所有有色人种代表皆着西式服装，这侧面反映了他们已经倒戈的政治立场，他们为殖民政府办事，采取资本主义式的行政风格，立法委员会内充满了贪污腐败的气息。同时各选取代表在选举中脱颖而出说明了他们在这一选区中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人们赋予了他们于选区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代表们又为殖民政府服务，代表们反而成为殖民政府控制和监视普通大众的渠道，从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总而言之，形成金字塔型的层级监视系统，以实现监视和规训社会效率的最大化才是殖民政府允许有色人种代表进入介入政治体系的最终目的。

格涅沙是总督晚宴上唯一一位身穿印度传统服饰的有色人种代表，他作为人民的智者，追求真理，集智慧、仁慈、公正于一身，他的行为与班达所描述的知识分子一致。他斥责腐败，常常写信给总督府揭露丑闻，拒绝参加晚宴和鸡尾酒会，显示出他的清正廉洁；他保卫弱者，愿意帮助任何阶层的人民，无论人们支付他多少报酬，展现出他的宅心仁厚；他反抗权威，通过退场抗议和发表演讲的方式组织法案的通过，凸显出他的勇敢无畏。

（二）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妥协与无奈

格涅沙成为了立法委员会的不安定因素，威胁了英国对于特立尼达统治的稳定性，因此他被圈禁起来，与《红字》中的海斯特一般，处于福柯提出的“圆形监狱”之中。格涅沙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立法委员会中处于孤立的状态，仿佛置身于单独的囚室中，他的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受到其他成员的监视。他的著作《上帝告诉我们的事》中的某些片段常常在委员会议厅中被大声朗诵，他感到来自环境的恶意和奚落，从而被迫实现自我规训，他收回了自己出版的书籍，并且关闭了格涅沙出版有限公司。最终，格涅沙通灵师的身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褪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时这也说明了印度传统权力话语在面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权力话语的弱小地位以及被迫解构的悲痛命运。

一九四九年九月，南特立尼达地区的甘蔗园爆发了大规模罢工，此时格涅沙正忙于调查多巴哥儿童基金会的丑闻，他只是发表了一个态度暧昧的讲话，但是社会上立马传出谣言说他会出面调停。谣言是特殊的社会舆论，反映了众多民众对于格涅沙介入调停罢工事件的期待。马克思称社会舆论活动的作用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强制力量（马克思，恩格斯，237），人们通过谣言向群体外的个体格涅沙施加压力，以迫使他做出参与协调罢工事件的决定。对此，格涅沙作为人民的代表，选择顺从人民的意愿，告诉记者自己会竭尽所能想出和平解决方案。

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格涅沙由于为人民办实事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但是他也由于忽视罢工当事人的意愿和利益，而受到强烈反对和驱赶。在协调罢工的过程中，格涅沙犯了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洛克认为，“我们的一切只是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而且归根结底来源于经验”，格涅沙根据他过去作为上院议员对民众展开宣讲的经验，将罢工的群众错误划分为沃德福德广场上那群无所事事、容易应付的群众，认为之前自己从前那样空泛讲解理论和道理的方式仍然奏效。并且格涅沙在处理罢工事件的过程中展现出严重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论语·卫灵公》中提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要想做好一件事，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创造有利条件。格涅沙在前往调停前，仅仅从报纸上简单了解了相关新闻，阅读了政治理论和演讲的书籍，没有深入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研究具体可行的对策。在调解过程中，格涅沙生搬硬套书籍上的演讲话语，大讲政治局势、经济局势、法律税收等无关痛痒的话题，没有触及问题本质。事实是，此次罢工不过是投资方为了少付工资，贿赂罢工组织者发起行动，以达到在单机停工减少开支的经济手段，而罢工委员会中的其他群众已然知晓实情，对罢工组织者充满不满情绪，但是依然希望通过此次罢工维护群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格涅沙在愤慨的群众眼中，是邪恶资本家的助手，是帝国主义通知的代言人，格涅沙南辕北辙的吹方式最终造成了他的彻底失败，被迫走向权利的一方。

傅玄《太子少傅箴》有言：“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身正则影直”，殖民政府对于格涅沙的影响和规训是潜移默化的。格涅沙将自己出版的书籍全部收回并且关闭格涅沙出版有限公司可能是处于环境中的被动选择，那么他在罢工事件中敷衍表面的处理方式则体现了他潜意识中已经将自己作为殖民政府的一员，而非上帝的代言人，人民的使者，因此格涅沙最终倒向殖民政府更加体现了西方殖民话语对于异己者的强大规训力量。

权力与反抗如影随形，格涅沙个体局部的反抗如昙花一现，他和群众在罢工事件中都是被蒙蔽欺骗的受害者，都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并稳固其既得利益的工具。格涅沙作为智者，选择了真理与抗衡，选择了人民，但是却被资本主义的谎言蒙蔽，被迫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失去了群众基础，只能走向殖民政府，这也展现了被驯化的东方民族形象。

四、结论

小说中渗透着西方的帝国主义优越感，无论格涅沙社会地位如何，他因族裔身份受到来自西方白人的不公待遇，面对特立尼达地区主流的两大权力话语，他只能被动顺应，前期的他通过将知识与神权相结合达到有色人种的权力顶端，后期则被动放弃真理，为殖民权力话语服务从而获得毕生最高荣誉。论文全面反映了知识与权力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前者是微观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相辅相成，后者则是宏观背景下知识与权力的对抗，以及知识必然被权力所压迫和禁锢的残酷现实。格涅沙集智慧与仁慈于一体，是印度教象头神的化身，文章的末尾，他被授予了英帝国勋章，获得了形式上的成功。他在进入立法委员会后逐渐被规训，印度传统族裔身份的遗失和悬置，崇高精神追求的丧失以及最终坠入帝国主义殖民深渊，都体现了英国殖民对于特立尼达地区本土人民乃至东方民族的摧残和统治。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义德. 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 年

[2] 陈丽影 . " 论社会舆论 ."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01 （2005）： 75-79.

[3] 靳婷 . 萨义德及其《东方学》研究 .2010. 西北师范大学 ，MAthesis.

[4] 刘俊菲 . " 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初探 ." 文学教育 20（2014）：2.

[5] 李小均 ." 追怀“罪孽深重的岁月”——简评《通灵的按摩师》."名作欣赏 .27（2012）：4-7+11.

[6] 李妍." 狂欢下的焦虑——简评奈保尔早期作品《通灵的按摩师》."青年文学家 .03（2018）：120.

[7]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1 卷 ）. 人民出版社，1956 年

[8] 米歇尔·福柯 . 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2012 年

[9] 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12 年

[10] 米歇尔·福柯 . 佘碧平译：《性经验史 ： 认识的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11] 奈保尔. 吴正译：《通灵的按摩师》，南海出版社，2013 年

[12] 施宇 . 反抗权力：福柯的话语理论研究 .2019. 扬州大学 ，MAthesis.

[13] 王友叶 .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阐释及当代发展 . 2018. 安徽大学 ， MA thesis.

[14]徐俊. "知识、权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简析米歇尔·福柯微观权力视野下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2 （2007）： 82-86.

[15] 朱利安·班达，佘碧平译：《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

[16] 郑艳 . 阿兰达蒂·洛伊的知识分子书写 . 2020. 宁夏大学 ， MAthesis.

[17] 张莹 . 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 . 2011. 哈尔滨师范大学 ， MAthesis.

[18]Qing，He.“A Feminist Study of The Mystic Masseur”. 文学与艺术研究 ： 英文版 ，9.12（2019）：1239-1243.

作者简介：钟雨婷（2000.04.26-），女，汉族，四川安岳人，硕士在读，单位：，研究方向：英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