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毅传》到《蜃中楼》：神异性消解的世俗化演进

摘要：本文以唐传奇《柳毅传》与清初《蜃中楼》的文本嬗变为研究对象，通过主题、士人精神与神格三重维度的演变，拟揭示宋明以降文学创作中神性消解与人性本位的互动转向。唐代龙女救赎故事中的恩义伦理，在明清商品经济冲击下演变为自主婚恋意识；士人精神由侠义担当转向情本思想，对应着科举制度成熟后文人阶层价值取向的世俗位移；龙的神格特质则从风雨主宰的神圣图腾，逐渐被市民文化中的人性所同化。三组意象的历时性演变，既是文学叙事对科举制度、商品经济与心学思潮的回应，亦见证中国古典文学从神圣崇拜到世俗书写的范式转型。

关键词：《柳毅传》 《蜃中楼》 神异性消解 人性本位

本文以《柳毅传》与《蜃中楼》的互文性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剖析“恩义伦理”向“自主婚恋意识”的主题嬗变、“侠义儒士”向“情本思想”的士人精神转型、“神灵崇拜”向“人本位”的神格重构，试图揭示明清时期文言小说创作中神异元素逐渐消解的深层动因，通过比较这种以“去魅化”为特征的创作转向，试图呈现中国古典文学从神圣叙事向人性书写的演进轨迹。

一 主题嬗变——从“龙女报恩”到自主婚恋意识

唐传奇《柳毅传》的故事缘起于“龙女报恩”这一母题的宗教叙事。“龙女报恩”母题源自汉译佛经故事，其最初形态以宗教教义为内核，强调因果轮回与财富报恩。如东晋《摩诃僧祇律》所载龙女故事中，商人以牛赎救龙女，获赠“八饼金”而富甲一方，人神之间仅存利益交换，毫无情感牵绊。梁代《经律异相》卷四十三以《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为题引录该故事，后经唐《法苑珠林》、宋《太平广记》节略重编，标题更名为《俱名国》，从文字的改换中透露出从宗教训诫向世俗叙事的转换倾向。至唐代传奇勃兴，李朝威《柳毅传》将“人传神书”与“龙女报恩”两大母题融为一体，正如季羡林曾指出：“虽然唐代的传奇文从主要方面来说继承和发扬的仍然是六朝以来的中国固有的传统，但是印度的影响却随处可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龙王和龙女的故事。”《柳毅传》将龙女的精神困境从佛教“业报”转为“舅姑毁黜”的礼教压迫。且龙女虽以婚姻报恩，还需化身范阳卢氏，以契合唐代门阀观念，其情感始终受制于“父母之命”。此时的“报恩”仍是道德完型的工具，婚姻亦不过是“义行”的附庸奖赏。

宋元以降，随着市民阶层崛起，“龙女报恩”的主题开始向婚恋情感的叙事倾斜。元代尚仲贤《柳毅传书》杂剧虽保留传书主线，却借龙女之口增补大段心理独白，其“假作卢氏嫁柳郎”的机智，已显露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至明末清初，李渔《蜃中楼》彻底颠覆传统母题：龙女舜华从“被救者”转为“抗争者”，其“宁触天条不嫁庸龙”的宣言，将矛盾从伦理压迫转向对封建婚姻制度的直接反抗。小说中的龙女从蜃楼私订终身、煮海逼婚抗命到凡俗团圆的大结局，完全摒弃“施恩—报恩”这一因果逻辑，其抗争对象已非宗教宿命，而是世俗社会的家长专制。这种从报恩母题到婚恋自主意识觉醒的主题嬗变，折射出明清市民阶层社会价值观念的位移与反思，在晚明心学与商品经济的共同刺激推动下，文学重心也从“道德训诫”转向“情欲书写”。

二 士人精神转型——从侠义儒士到情本思想

通过对比《柳毅传》与《蜃中楼》中的儒士——柳毅形象，可清晰窥见从唐代侠义儒士到清代情本思想主导的才子形象的转型轨迹。《柳毅传》中的柳毅，承载着唐代士人“修齐治平”的理想人格。他初见龙女时，虽为科举失意的落魄书生，他却在泾河岸边偶遇受难的龙女时，毅然以“闻子之说，气血俱动”的侠义心肠慨然传书，彰显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面对钱塘君“杀婿纳妻”的联姻胁迫，又以“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的凛然姿态捍卫道德底线，恰如韩愈所言“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的“古道”精神化身。柳毅是儒生中的典范，而又以得道成仙为归宿，集高尚道德和完美人生于一身，作者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表述一种理想和追求——《柳毅传》中的下第士子遇神成仙的故事，是唐代书生寻找自身出路的“白日梦”。可以说，在柳毅身上寄托了包括李朝威个人在内的唐代文人的理想和追求。

至清代李渔改编而成的《蜃中楼》，则将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与《沙门岛张生煮海》的情节揉为一体，讲述了述柳毅与舜华、张羽与琼莲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在该文本的演绎中，柳毅与张羽虽沿用儒生的身份，但已褪去道德的光环，从“道德完人”蜕变为以情为本的倜傥才子。小说中二人登场便宣称“功名如草芥，但求绝世佳人”，全然不复前作中落第书生的谦卑姿态；蜃楼私会时，柳毅以“国色难逢，良缘不再”为由，急迫与龙女私订终身，颠覆了唐代士人“发乎情，止乎礼”的伦理框架。后来更是有东华仙授给他们煮海法宝，以“任他四海波涛涌，难灭心头爱火燃”的情感意志，最终战胜阻挠，迎来“张灯引导，各归洞房”的大团结局。后谢桃坊把这种故事模式归纳为：“士子才高，小姐多情，后花园私定终身，家庭阻挠，士子上京求名，皇榜高中，才子佳人结为美满姻缘。”这种明清士人从“载道者”向“布情者”的身份转型背后，潜藏着科举制度成熟与晚明心学思潮的双重动力。唐代科举虽为寒门开辟晋身之阶，但门阀余荫仍在，士人需以道德文章为“正途”；而明清科举程式化加剧士人价值虚无，李渔等文人转而从市民审美中寻找新的话语空间。王阳明“心即理”的哲学突破，更为“情本”思想提供理论支撑，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枷锁的抗争。正如李渔对人性欲望的肯定，在其论著《闲情偶寄》中所引孟子言：“不知子都之蛟者，无目者也。”“古之大贤择言而发，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数为是论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无耳。”正是李渔在面对“天理人欲之辩”时所表现出的对人性情感欲望的肯定。

三 神格演化——从神灵崇拜到人性本位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性动物，自上古巫觋时代的通天祀典至明清世情文学的市井烟火，龙的形象嬗变也经历了从神圣威仪到人性本位的深刻转型。龙的神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其形体的变幻无穷、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性，以及其拥有御使雷雨、飞升通天的超自然能力。如《尔雅翼·释龙》称龙有“九似”，糅合了鹿、驼、兔、蛇、蜃、鱼、鹰、虎、牛的不同部位特征；《说文解字》称其“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论衡·龙虚》篇载：“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唐传奇《柳毅传》承袭这一传统，构建了等级森严的龙宫世界：钱塘君现形时“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筱雪雨雹，一时皆下。”；怒时“大声忽发，天诉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 ， 令柳毅“恐撅仆地”。静时则“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但余威尚在，毅只能“俯仰 唯唯”；对龙宫书写更是极尽奢华，“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一派繁华多彩。人神之间以“仙籍”为界，泾渭分明，折射出唐代中央集权制度与门阀理念对神性书写的规训。而李渔《蜃中楼》则通过三重策略完成对龙神神性的祛魅：

其一，神权威严的“人格化”。小说中赋予龙更多的人情味的书写，让龙的世界与人间社会更加接近，同样充满了喜怒哀乐、善恶美丑，也需要处理人情世故与矛盾纷争。钱塘君从屠龙战神到世俗家长的演变，在其“你也是个龙王，他也是个龙王”的联姻逻辑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洞庭龙母嘲讽洞庭龙王时“门你的头，户你的脑”的市井俚语，也让洞庭龙王呈现出一幅俨然“妻管严”的形象；其二，龙神形象的喜剧化。李渔本就擅长喜剧创作，他的《笠翁十种曲》无一不具备着轻松活泼，滑稽笑闹，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特色，在《蜃中楼》中更是通过这种戏谑的语言风格刻意的消解了龙族威严：第四出“献寿”中，东海龙王以“戴金冠、穿蟒袍”的滑稽扮相抱怨着“做龙王的也难，既要管雨工风伯，又要防渔夫樵夫”，将神圣职责降格为市井胥吏的庸常烦恼；第五出“结蜃”中，鱼虾蟹鳖接到东海龙王的命令共同吐气的“满场俱作气喘声，一面扇一面唱介”的狼狈相等，都颠覆了“龙吟云起”的崇高意象，体现着其“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的创作观念；其三，人性本能的抗争。龙女舜华“宁触天条不嫁庸龙”的抗争，实为晚明“天理即在人欲中”思想的文学投射。李渔借东华上仙之口，将玉帝惩戒诠释为“受些磨碜，方成好事”，这种以人间世俗信仰诠释天道权威的书写，与《牡丹亭》的“情至则灵”形成互文，共同构成明清文学人性觉醒的浪潮。

此般神性消解的背后，同样也映刻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科举制度成熟使文人群体逐渐疏离“代圣人立言”的经学传统，转为世俗价值的构建者；江南商品经济发展催生市民审美，促使文学从“载道”转向“娱情”；王阳明“心即理”的哲学突破，更将价值判断权从天道拉回人心。从唐传奇《柳毅传》到清初《蜃中楼》的文本嬗变，不仅是中国文学“神性消解”的演变进程，更是文学对信仰的逆向生成，这一世俗化演进，是中国古典文学内在逻辑的必然，是社会转型中人性觉醒的美学见证。

参考文献：

[1]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2]白化文：《龙女报恩故事的来龙去脉》，《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第82页。

[3]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4]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页。

[5]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