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对策研究

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规划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协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城乡规划实施中的现实困境，揭示其存在的制度割裂、技术局限和社会参与不足等核心矛盾。研究表明，只有将历史文化保护深度融入城乡规划全流程，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可持续传承机制，才能实现城乡发展与文化延续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城乡规划；历史文化保护；文化传承

引言：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大规模城市更新导致传统空间格局消解、历史风貌碎片化，另一方面机械式的保护模式难以满足文化活态传承的现实需求。这种保护与发展的张力，既反映了当前城乡规划中文化价值认知的缺失，也暴露出传统保护手段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不适配性[1]。在此背景下，将文化传承深度融入城乡规划建设全过程，是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已从单纯的物质空间保存转向空间－文化－社会多维度的系统性保护，强调通过价值挖掘、空间整合和功能重构实现文化赓续；而城乡规划也相应地从单纯的空间管控工具，转变为协调保护与发展、统筹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综合治理平台，其核心在于建立文化引领的规划价值观和实施路径[2]。这种双重转型，为破解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框架。

1、现状分析

1.1保护实践进展

近年来，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保护理念从单一建筑保护转向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各地积极探索历史街区的活化利用路径，通过建筑功能优化、基础设施改善和环境品质提升等综合措施，既完整保留了历史风貌特征，又赋予传统空间新的使用价值。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效显著，通过整合区域内各类文化遗产资源，构建起涵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网络，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区域性保护经验[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日益健全，建立了分级分类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和完善的扶持政策。通过建设非遗传承基地、开展系统性技艺培训、组织展示展演活动等多种方式，为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不断深化，三维扫描、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存储修复和展示传播全过程，显著提升了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这些创新实践不仅丰富了保护工作的技术手段，也为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开辟了新路径。

1.2现存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仍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在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方面，部分地区的过度商业开发导致历史环境风貌异化，新建项目与传统建筑风格不协调，破坏了历史街区的整体性和原真性。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历史空间肌理的忽视使得传统街巷网络被割裂，历史风貌呈现碎片化趋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出，年轻一代学习传统技艺的意愿不足，许多珍贵非遗项目面临失传风险。同时，传统技艺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不断萎缩，活态传承面临严峻挑战。保护工作的系统性亟待加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机联系和整体考量。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等要素配置不均衡，制约了保护工作的协同推进。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完善，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保护工作与群众日常生活存在脱节现象。此外，保护成果的社会共享机制不健全，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程度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度和广度，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多方协作加以解决。

2、关键制约因素

2.1制度层面

当前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在制度层面仍存在系统性短板。在管理体制方面，多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文物保护、城市规划、住建等部门间存在职能交叉与监管空白，导致保护工作出现困境。规划管控体系存在明显滞后性，保护名录更新速度跟不上城市发展节奏，大量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未获认定就被拆除，造成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法规约束力不足是突出短板，现行法律法规对破坏历史文化资源的行为处罚偏轻，违法成本远低于保护成本，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资金保障机制亟待完善，过度依赖财政资金的单一投入模式，与社会资本缺乏有效对接渠道，导致保护经费长期捉襟见肘[4]。人才支撑体系明显薄弱，基层保护机构普遍面临专业人才短缺困境，技术力量不足制约了保护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这些制度性缺陷严重制约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亟需构建权责明晰的协同管理机制，完善保护名录动态更新制度，强化法规的刚性约束，拓宽多元化的资金渠道，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历史文化保护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只有补齐这些制度短板，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保护。

2.2技术层面

技术支撑不足是制约历史文化保护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数字化保护技术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三维扫描、虚拟修复等先进技术的普及率不高，难以满足精细化保护需求。历史建筑适应性改造面临技术瓶颈，在结构加固、设备更新、节能改造等方面缺乏成熟可靠的技术标准和方法体系。保护工程中的材料工艺传承面临断代风险，传统建筑技艺的现代化转型进展缓慢。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滞后，对历史建筑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和风险评估能力不足。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善，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保护缺乏针对性的技术规范指导。同时，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保护力。

2.3社会层面

当前城乡历史文化保护面临的社会参与困境亟待破解。公众参与渠道不畅导致保护工作缺乏社会根基，社区居民在规划编制、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参与度低，保护决策往往脱离群众实际需求。商业化开发现象愈演愈烈，部分历史街区改造过度迎合旅游消费需求，传统生活场景被商业业态取代，文化空间的真实性逐渐消解。产权问题成为保护工作的主要障碍，历史建筑产权分散、使用权限模糊等状况，使得修缮保护和活化利用难以推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文化认同的弱化。年轻群体对传统建筑技艺、民俗文化的认知断层，使得保护传承工作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志愿者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的平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民间保护力量。宣传教育存在明显短板，公众对历史文化价值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保护意识尚未转化为自觉行动。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加剧了保护困境。在保护过程中，政府部门、产权人、商户、居民等多方利益诉求难以有效平衡，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种参与不足、共识欠缺的状况，严重制约了保护工作的社会成效和可持续性。

3、创新对策体系

3.1规划编制创新

在城乡规划工作中，应当将历史文化保护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建立贯穿规划全过程的文化保护机制。建议在规划编制启动阶段就开展系统性的文化价值评估工作，组织专业团队对规划区域内的历史建筑、传统街巷、文化景观等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和科学评估，形成详细的文化价值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果作为规划编制的刚性约束条件，确保保护要求明确写入规划方案的核心内容。可以创新性地借鉴“空间基因”的概念和方法，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把当地特有的建筑风貌、空间肌理、环境特色等文化基因要素进行系统梳理和数字化记录，建立地方文化特色数据库，为新城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传承依据。同时要建立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保护标准体系，针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工业遗产等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制定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和技术指引，避免“一刀切”式的保护模式。要特别注意加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各级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通过建立规划协调机制、明确保护传导要求等措施，确保保护理念和要求能够层层落实、贯穿始终[5]。还要建立规划实施的动态评估和反馈机制，定期组织专家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根据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适时调整优化保护策略，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优化的良性循环。

4.2 实施机制优化

在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激励机制至关重要。首先要构建多元化的补偿政策体系，对因保护要求而受到开发限制的产权主体，可通过容积率转移、开发权交易等方式进行经济补偿；对主动参与保护修缮的社会力量，给予专项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建议设立政府主导的文化保护专项基金，同时通过PPP模式、社会捐赠等渠道拓宽资金来源，形成政府投入与社会资本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要组建跨学科的专家顾问团队，整合文物保护、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专业力量，为保护项目提供从方案设计到施工验收的全过程技术指导。建立专家库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技术支持的专业性和持续性。将历史文化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保护工作的刚性约束[6-7]。完善法规政策配套体系，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技术标准，细化保护范围、管控要求和审批流程。建立保护巡查和快速响应机制，组建专业巡查队伍，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监管，对可能危及文物安全的建设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建立保护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在确保保护要求的前提下提高审批效率。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构建起权责明确、运转高效的保护实施机制。

4.3 数字技术赋能

在新时代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科技创新应用是提升保护效能的关键突破口。在数据采集环节，要全面运用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全景拍摄等技术手段，对文物建筑进行毫米级精度的数字化建档，建立包含建筑形制、结构特征、装饰细节等完整信息的数字孪生模型，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性数字化保存。在修复保护环节，可借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对修复方案进行可视化模拟和效果预演，通过参数化建模分析不同修复材料与工艺的适配性，为科学修复决策提供技术支持[8]。着力建设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在重点保护建筑中布设温湿度、振动、位移等传感器网络，结合物联网技术实现文物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和大数据分析，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病害预警模型，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同时开发集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应用于一体的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在展示利用方面，可运用数字孪生、全息投影、沉浸式交互等创新技术，打造虚实结合的文化遗产数字展厅，让观众获得多维度、互动式的参观体验。同步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培养既懂文物保护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提供持续智力支撑。

4.4 社会参与深化

构建全民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格局，需要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保护合力。重点推进社区共建共治模式，在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等区域建立居民保护委员会，通过制定社区保护公约、设立文化保护楼长等方式，激发原住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成为日常保护的中坚力量[9]。制定企业、社会组织认养文物建筑的激励政策，明确认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形成可持续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志愿者队伍，开展定期巡查、讲解服务、活动策划等工作，建立志愿者星级评定和奖励制度。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开发非遗工坊、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让公众在互动体验中增进文化认同。搭建智慧文保公众参与平台，开通保护热线和移动端举报通道，实现问题线索一键直达、处置进度实时可查。将文物保护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开展实践活动。加强全媒体传播，策划主题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讲好保护故事，形成全社会珍爱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10]。

4、结论

在城乡规划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需要构建多维度、系统化的保护体系。首先应强化保护规划的刚性约束，建立动态更新的保护名录制度，确保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及时认定和保护。其次要创新保护利用模式，在尊重历史原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功能置换、环境整治等手段实现历史空间的活化利用。同时要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激发社区居民的保护主体意识，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保护合力。此外，还需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建立文化遗产数据库和监测系统，提升保护工作的科技含量。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建设专业化的保护队伍，培育既懂保护技术又熟悉规划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最后，要注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将历史文化保护深度融入城乡发展全过程，使保护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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