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地区的村庙研究

摘要：村庙广泛的分布于云南西部山区之中，一村一庙在滇西地区几乎普遍存在。村庙的信仰体系中无不显示出社区的整合作用，以及分散性宗教对于早期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中，诸如村庙祭祀这样的民俗活动，延续了村民的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传统。村庙一方面是整合资源的枢纽，另一方面也民间信仰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

关键词：滇西地区；村庙祭祀；民俗活动

“乡村庙宇多以村落为单位，由本村村民修建，故称‘村庙’。”[1]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着村庙的存在，这些村庙大多供奉着其地方神。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说“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是在许多区域文化传统的交流过程中，经过普遍化的共同完成的。”[2]村庙作为传统村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自古以来就备受民间的推崇。“先民资地之利以遂其生。所至之处，必求其地之神而祀之。奠居之初，宫室未立，或封土焉，或立石焉，或树木焉，以为神灵所寄托。”[3]村庙既不等同于传统的村落民居，也不等同于庙宇建筑，其作为一种村落祭祀性的建筑，独立于村落建筑群之外。村庙承载着民众的精神信仰，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在当下的传统农村社区中，村庙组织已成为重要的草根组织之一，推动着村庙及其信仰活动逐渐由复苏走向复兴，并使得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管理有了初步的‘方圆’与‘规矩’。”[4]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农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村庙信仰中的群体和社区相结合的属性，则是其核心部分。在当下，作为农村传统文化“遗产”的村庙，依然得到乡民的信仰和维护。

一、村庙的特征

滇西地区的这些村庙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一个概念性模糊的统称，即“庙”。村庙中供奉的神大同小异，有被神话的人、也有土地神、山神等民间信仰。“人们通过村庙把全村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祭祀单位，有组织地进行祭祀活动。”[5]村庙选址大多位于村落边缘位置，隐隐有脱离之势，但又未完全脱离，形成一种相对依附的态势。村庙的大小大多与本地的院落相同，占地位置不大。院落之中多植树，有山茶、桂花等品种。多数情况下，村庙仅对本村人员开放，禁止除本村男性村民以外的人员进入，本村女性村民虽然可以进入村庙之中，但是被禁止进入村庙中供奉神像的大殿。村庙建筑和滇西地区大多数的民居建筑一样多以砖木结构为主，大殿多数分三间，中间无间隔。

以保山市龙陵县A村的村庙为例。村庙位于村落一角，位置稍高于村落，从村庙的视角俯瞰全村。村庙有主殿一间，为土砖房，上覆瓷瓦。主殿前方为正四方形的院子，院子左上角有山茶树一株，高数丈。主殿一层三间，主殿中间供奉的从左到右依次为“山川社稷土地龙神”“本寨城隍土主大赫天神”“本方之内穑猛山神”三神位；右边一间供奉“无上虚空地母元君”神位；左边一间无神位，摆有供桌，大殿左边立有刻有建造村庙时出资人员名字的功德碑。有些村还会在大殿旁建耳楼，放置着村民出资采办的锅灶、碗筷、桌椅等，用来作为筹办酒席的场所。当村中适逢红白喜事，就可提出申请，由村中村长同意后即可在此处筹办酒席，宴请宾客。

滇西地区地理环境复杂，村落在崇山峻岭间星罗棋布，被羊肠小道和蜿蜒崎岖的乡村公路串联起来。“无村无有庙，无庙不存村”是滇西地区村庄的共同特征。这些村庙都有着相同的特征：其一，村庙对于村民来说是公共场所；其二，崇拜的对象都是村落的保护神；其三，村庙的信仰人群是固定的；其四，针对村庙每年都有固定的集体信仰活动；其五，村庙祭祀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村庙是村落居民集体祭祀保护神的场所，滇西地区的村庙祭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模式化、系统化和制度化。

“中国人之所以崇信神灵，就是相信通过祭祀、祈祷某一神灵，可以得到该神灵的佑助，实现自己心中的所想。”[6]村民塑造村庙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村庙的文化再造。村庙代表着村落信仰的神圣化、神秘化、禁忌化和象征化，在村民的有意塑造下逐渐成为了村民所共有的独具地方特色的信仰空间。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之中，村民祈求未来生活的顺利、平安、财源广进等等。在祈福的过程之中，村庙是村民与神沟通的场所，也是村民与神圣力量相联结的场所。同时村庙也作为一种坐标，分隔着各个村落空间。从自然环境上来看，村庙的选址无疑要符合传统的风水学说，从其依山傍水，俯瞰全村的地理位置上来看，不难解释其空间上的独特地位。同样，因为其自身所存在的特殊性与神秘性，村庙周围的植被自然是不能随意破坏的。尤其是村庙中被选中的神树，村民认为神树享受过香火，如果随意砍伐是会招惹不幸的。

“在社会组织结构当中，超越家族系统、社会和经济群体存在着更大的社会单元——地域性的社区。”[7]村庙的群体性、社区性、私人性特征，使其成为传统村落民间信仰的重要载体。这使得村庙在传统村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样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教等信奉和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迷信。”[8]村庙作为供奉村落保护神的场所，供奉着一个或多个的地方保护神，村寨的宗教生活往往以对这些神灵的崇拜活动为中心，既有村内集体范围的仪式，也有以家庭为中心的仪式。庙神所辐射的区域多数与村落的地理辖区相重合，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村庙作为村民信仰的中心，逐渐成为了村民精神寄托的场所。“村庙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它以本社区居民为主要参加者，以村庙为主要信仰活动场所，以社区神（村庙诸神）为主要崇拜对象的信仰活动，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村庙信仰已形成一定的制度化模式。”[9]在当前的传统农村社区之中，村庙依然影响着乡村生活的诸多方面。

二、村庙的祭祀过程

“村庙的祭祀在村落的协同生活上受到重视”[10]，滇西地区的村庙祭祀可分为公共性与私人性两种。公共性的祭祀即为集体祭祀，主要由村长牵头举行。而私人性的祭祀则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负责操办。祭祀时间多在过年前后，参与祭祀的人员均是本村的成年男性。

公共性的祭祀活动一般为一年一次，即每年的大年初一举行的祭扫活动，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此祭扫活动的时间固定为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时间多为早上七点左右。由村长、社长等提前约定大年初一早上某时，去“庙”上打扫卫生，需要各家各户早早准备。村中每户出一名男性（若男性均不在家，可由妇女替代），带上锄头、镰刀、柴刀等工具，集体前往村庙进行祭扫活动。主要清理前往村庙道路沿途的杂草、灌木等其余垃圾，收拢后焚烧，并清理村庙院落及其周围的灌木、杂草等。迨收拾齐备后，由村长带领几人在村庙的供桌上点上香烛，同时供上茶和酒，在主殿门前各堆一堆纸钱。打扫完毕后，燃尽纸钱并燃放鞭炮。鞭炮燃放结束，由村长带领参与祭扫活动的所有成员在院落或者是主殿中叩拜。此次祭扫活动就此结束，在此过程中各村的禁忌大同小异，女性可以参与打扫的过程，但是不能进入供奉神位的大殿。

个人的供奉和祭祀，在大年初一至初七这个时间段内（各村和各村的时间段不同，多数在杀年猪后，正月十五之前），需要祭祀的家庭即由户主牵头，带上贡品在早上前往村庙祭祀。其贡品可以是杀年猪时所保存的完整的猪头、猪脚和猪尾巴（需进行蒸煮），加上香烛、纸钱、茶酒、元宝、鞭炮等，也可以是鸡蛋、斋饭和一块蒸煮过后的方形的五花肉，其余的相同。同样，此祭祀过程只允许男性村民参加。祭祀过程，进主殿后先由中间的神位开始叩首，其次为右手边，最后左手边。叩首完成后将贡品摆放在正中的供桌上，倒上三杯酒与三杯茶，并遵循茶前酒后的规则。摆好后需要舀上一碗水，并放上一束蒿子作为“净水”。贡品摆放整齐后，就需点上线香和蜡烛，每个神位前插三根线香，神位前点上若干蜡烛。点上香烛后，就需要将纸钱堆放在神位前燃烧纸钱的位置，以及大殿门前的两方各一堆。准备完全后就可以将纸钱燃尽，并磕头祈福，可祈求子女来年考试的顺利，也可祈求来年财源广进、阖家幸福等等，因人所异，不尽相同。祈福过后，燃放鞭炮，即视为此次祭祀活动的结束。这种定期举行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聚合着村民之间的共同信仰与利益。

村庙祭祀这种民间公共祭祀作为民间信仰的核心，“具有普化与泛灵信仰现象、超自然与道德因素分离、混合其他制式宗教形式等特质，其形成集体性的崇拜才是民间信仰源起、发展的意义所在。”[11]这种在村庙中举行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民间信仰的祭祀活动，通过社区的整合功能激发着整个村落的信仰热情。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形态，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村庙祭祀所代表的民间信仰文化，不仅蕴藏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共识，还规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习俗，同时也塑造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品格。这种自下而上发起的民俗活动，虽然缺乏正统性，但是此活动的开展既不需要政府的帮扶，也不需要精英力量的支持，就可以独立的存在和延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村规民约大多依托于其中的规则和精神而产生，在道德层面上对村民形成了有效的约束。

三、村庙的意义

村庙对于滇西的村民来说，则更为直接和真实。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比起国家来说，村落中的农业神崇拜更加的现实，同样也具有象征意义。首先，村庙是村民集资建造的，并不属于官方或者个人。同时，其上还附加着村民的希望和改造自然的信心。所以，每当村民在村庙中祈求保佑时，正是村落群体的合作使得这一祭祀活动成为可能。村庙祭祀这一民俗活动是为数不多能够将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民聚集到一起的活动，这凸显了其在社群整合中的作用。

在滇西家庭内部的祖先崇拜和祖先祭祀中，也有相似的程序，宗教的仪式融入了世俗之中。这样，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人们的活动就在神明的监督之下。因此，带有功利色彩的活动，无形之中融入了神圣的力量和内容。大年初一的早上不仅有集体的村庙祭扫活动，家庭内部也需要对先祖进行供奉。村庙祭祀活动中共同商定的规矩，对于村民来说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在村民心中违背这一集体精神，是会招致一年的不幸的。这“来源于草根民众对于道德生活的认识，它植根于人和社会组织通过神与其他人、其他组织形成的合理关系，这正是宗教复兴理论中的‘礼物模式’所提供的思路：日常生活中的‘互惠’（reciprocity）机制是村民在村庙开展公共事务的首要动力。”[12]对于这样建立在共同的利益之上的活动而言，这种整合功能加强了人们心中的集体主义观念，提高了人们同心协力抵御灾害的能力。在小农经济之中，物质的私有化和生产的落后，往往是引发村民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因经济而引起的纠纷，又极易影响集体的不团结。因物质而引起的极具进攻性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村民来说是很难控制的，通过利用神圣力量来作为集体利益的象征，可以使村民的关怀暂时超越眼前的物质利益境界。

村庙对于滇西的村民来说就是一个独特的场合，具有重要的集体意义。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之中虽没有制度性宗教仪式那样的正规和隆重，但是对于村民来说它的重要性和宗教性依然十分明显。因为在村庙供奉的每一个神仙，对村民来说都有其独特的意义，都有其自己的神话基础和神话解释，同样供奉时的贡品和仪式也有不同。在大年初一对村庙进行祭扫，为整个村落渲染上一种神秘的气氛。

小结

分布于滇西地区的村庙，具有四个主要的特征：一是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二是依附性；三是同构性；四是代表性。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即是所供奉神仙的多样化和功用的多样性，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村庙中所供奉的神仙务必要求“有求必应”，还有就是场景的多用途，村庙不仅是祭祀的场所，还可以作为商议村落民事、筹办酒席等多种用途。其依附性表现在村庙的选址上，既要游离于村落建筑之中，又要对村落形成一种荫蔽之感，所以村庙的选址多数选在村落的“水口”之上，即风水极佳之地。同构性表现在村庙的建筑上，除了内部的程设上，多数的村庙建筑与村落的民居并无异同。代表性则表现在村庙是整个村庄的保护神，代表了整个村落精神面貌和精神象征，更寄托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希望。

村庙作为中国古村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印证，见证着村落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反映着一个村落的精神面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在城市化的进程下，许多村庙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依然有许多保存完好，并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在新生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村庙的形态和功能，包括村庙祭祀的仪式和内涵都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改变。立于土瓦之中，而成就于众口。村庙发展变迁的历史，是底层劳动人民精神世界丰富和发展的见证，也是众多文化遗产的集成。既包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村庙的信仰并不存在多么庞大的组织，也不会出现众多脱离生产的宗教人员，相反它还与世俗生活联系密切，这些特性使其天生就不具备“危害一方”的能力。同时，对于村民来说，村庙的信仰并没有很高的门槛，也没有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多么笼统的宗教观念，大家所共同遵守的都是约定成俗的理念。而且，在滇西地区的村庙信仰之中，融合着儒、释、道的理念，也融合着传统的原始信仰，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也在完成着自己的自我革新，满足村民平安富贵、求子求财、风调雨顺等等趋利避害的愿望，抚慰村民的心灵，守护一方平安。

参考文献：

[1]龙圣：《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第46页。

[2]乌丙安：《民俗文化综论》，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3]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 甲集 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

[4]张祝平：《村庙组织成长与农村社区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64页。

[5]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6]朱海滨：《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江汉论坛》，2009年第3期，第69页。

[7]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8]王景琳、徐刕主编：《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民间信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1页。

[9]王锐丹：《保山坝区村庙信仰的社会功能研究》，《今日财富》，2018年第2期，第143页。

[10]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 第1辑》，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11]杨鸿勋主编：《营造 第三辑 第三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12]梁永佳：《庙宇重建与共同体道德——以大理Z村空间差异为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93页。

作者简介：杨吉然（1999——），汉族，男，云南龙陵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杨秋香（2006——），汉族，女，云南龙陵人，现为保山学院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